谱亲文化 

在中国先秦史的研究领域，姓氏制度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为姓氏制度不只是一种名号规则，它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家族形态、社会心理、礼俗特征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性质的变革。　　

中国对于先秦姓氏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如果从战国晚期算起，那么有关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两千多年。这其间既产生了《世本》《风俗通·姓氏》《潜夫论·志氏姓》《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等一大批有关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文献，同时也产生了应劭、王符、林宝、邓名世、郑樵等许多古代姓氏学研究“专家”。但是古人受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水平的限制，他们对于先秦姓氏制度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史料梳理、源流考证和对姓氏特征的说明上，很少能对他们所观察到的姓氏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而由于姓氏特征的有限性，后人往往只能祖述前人之说，却不能超越前人做更深一步的探索，这就使中国古代的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始终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　　

先秦时代人们避讳称名，以示敬重，并以字作为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互相称呼的名广泛使用。为了解决对死去的长辈大人的敬称问题，又产生了称谥的制度。所谓“谥”，最初是君王死后在宗庙祭祀时所用的名号，这种称谥避名的做法是否在更早的时候已有发生，我们尚不能够确知，但是在周朝时已形成为正式制度，最初能够称谥的只有周天子，西周初年的重要人物如周公旦死后都没有溢号。春秋时期周王室渐渐失去权威，各国诸侯纷纷自行称谥。到汉朝时扩展到重要的王公大臣死去时由皇帝“赐谥”，用于祭祀仪式或其他需要称呼的时候。从此人们在对他不便称名的时候，就可以称谥。最初的谥号都是正面的，又称美谥；后来从对亡国君主的谥法获得启迪，对有罪过或民愤较大的大臣实行一种强迫性的“恶谥”。这种由封建朝廷对重要臣子死后盖棺论定赐予名号的赐谥制度，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封建时代。

前面提到过商代妇女的用名情况，从周朝的典籍和考古材料中，女性名字的出现频繁起来，先秦时代妇女名往往冠以夫氏（少女一般不会留下记载）。女子出嫁之际，要在姓前冠以出生的国名或邑名。如果是齐国的王室女子，就称为齐姜。若嫁给别国的国君，成为夫人，就要在姓前加上夫君所在国名，变成了郑姜或宋姜。我们在典籍中看见的秦姬、晋姬、息姒等，皆是如此。若嫁给卿大夫，则加上丈夫的氏名或邑名。

如卫国大夫孔圉的妻子姓姬，就称孔姬。也有既加出生地的国名，又加上丈夫所在国名或氏名的，如苏卫妃，就表明是苏邑的女子嫁给卫国国君做夫人。周朝谥号制度形成以后，对于地位尊贵的王室诸侯已故的母系长辈，还要在姓前加上一个表示身份的称号或谥号（有生谥、死谥），如：王姜、太姒、公姞等。周文王姬昌的母亲史书上称为太妊母，太就是尊号，她是商朝贵族妊姓挚国的女子，其父为挚仲氏。

(信息来源：朱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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