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出现的背景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世界朱氏网 | 2024/02/26|浏览量:378
最初起源于乌拉尔山、南西伯利亚一带的里海、黑海之间的东欧草原,属于古印欧人的斯基泰——塞种人,古代希腊史学家称之为吐火罗人,我国古籍称为月氏、禺知。公元一世纪,月氏人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便从河西走廊一带西迁至伊梨河、楚河一带,并南下恒河流域建立贵霜王朝(Kusāna,约公元60 ~ 200年)。贵霜王朝逐渐成为了中亚一带最强大的帝国,古印度哲学也获得了大发展。传至贵霜王朝第三代君主,即迦腻色迦王,他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现一般认为他在公元128 ~ 129年或144年左右即位。迦王后来定都犍陀罗,轴心时代的五大思想高峰及其带来的文明成果,希腊的哲学、神学、美学,和印度发源的佛教、印度教、地方神祇,以及伊朗系文明中的琐罗亚斯德教,乃至弥赛亚信仰,在犍陀罗完美地融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犍陀罗文明,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文明。
犍陀罗地理图
迦王特别提倡说一切有部,在犍陀罗那里修建了有名的大庙和大塔。在大庙铭中说,兴建大庙是献给说一切有部的。犍陀罗一带也就成为了说一切有部的重要发展区。迦腻色伽还曾赞助了佛教史上早期的四次大结集之一的迦湿弥罗结集。这次结集确定了《经》《律》《论》三藏,亦即佛教全部经典,从而使《大藏经》得以长久流传后世,流传异域。佛教也就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佛教在这里还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里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装饰盘和多达四十余位的希腊君主的钱币,见证了希腊文化在这里与佛教信仰及本土文化的融合。简要说来,犍陀罗文明主要影响到佛教的两个方面: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风格;第二是佉卢文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
贵霜时期,犍陀罗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佛教信仰中心,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艺术品。犍陀罗艺术吸纳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号、理念和神祇,特别是希腊风格的装饰、建筑、神祇频频出现在各种佛教艺术中,开始了神化佛教的运动。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是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都被放在犍陀罗。最为关键的是燃灯佛授记——通过燃灯佛给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记,给释迦牟尼在未来成佛提供神圣性和合法性,这一关键的本生故事被放在了今天的贾拉拉巴德,也就是汉文文献中的那竭。今天,在犍陀罗出土的佛本生浮雕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燃灯佛授记。佛教雕像中的帝释天、梵天本是印度教的神祇,在佛教里他们臣服于佛陀;带有民间信佛陀被赋予了很多特征,比如佛陀生来就有的三十二种异相: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很多学者认为应是不同文明影响的结果,比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则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1833年西方学者在喀布尔河畔发现禅定的佛陀形象,就猜测佛陀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艺术风格。富歇甚至认为,佛像是以希腊的阿波罗神像为模板塑造的,其发明者可能是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的希腊居民。佛陀的形象也从一个人间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因此,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如般阇迦和鬼子母,则混合了印度和希腊的理念与艺术形象。佛陀本生故事里,出现了迦楼罗;那伽或者“龙”作为佛陀的礼赞者或者异教的象征,出现在佛传故事里;作为佛陀“保护神”的执金刚神,形象来自于古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其他的风神、海神等,都在犍陀罗雕像中留下痕迹,并以之为载体传入东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犍陀罗地区还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28年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和佛教文本。而犍陀罗语是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比如《法句经》,1994年在哈达地区发现的犍陀罗语写本就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文本,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0到30年之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教写本。因此,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语言中介的角色。在公元1、2世纪左右的笈多王朝时,梵语成为皇家活动和宗教祷文及颂辞的首选语言,并且逐步发展成为南部诸多王国的主流语言,这应意味着南部印度开始受到梵语的影响,史称“梵语中兴”。在这个过程中,梵语逐渐成为佛教徒与改革后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和印度各个宗教派别交流的宗教语言,使哲学经历了一次语言学转向。这一语言学转向应代表着原始佛学转入方言区之后,经过六百年的发展,又一次向南部印度地区发展,原始佛教也从“说”着东部方言走向“说”梵语。所以,大乘佛学与部派佛学以各种方言讲经不同,它用梵语著书立说。由于梵文有“是”,它使人们重新面对“是”,为人们从“是”的角度重新认识佛教哲学提供了语言学上的基础。正是这一场语言学转向,使大乘佛学能够深入地理解奥义书,而认识到部派佛学对奥义书的理解存在着偏颇,因此便提出了回溯到吠陀的运动,努力使佛教哲学又回到了它的起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