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水畔的朱鲔墓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世界朱氏网 | 2025/07/07|浏览量:382

						

朱鲔墓


  • 基本信息:朱鲔墓原址位于山东金乡县城西 1.5 公里处的石屋李庄,旧称石屋,亦称石室(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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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鲔墓

  • 墓主人简介:朱鲔是汉阳人,王莽地皇三年(公元 22 年)与王匡起兵,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称将军。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汉更始帝刘玄以朱鲔为大司马,入长安,封为胶东王。东汉建武元年,刘秀即位,朱鲔乃降拜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 墓室构造与石刻:墓内有石壁,皆刻人物、祭器、兵器之类,衣冠多品。《山左金石志》载,朱鲔墓石室画像共有 25 幅,其中上层 12 幅,高一尺五寸,下层 13 幅,高三尺五寸。

  • 文物发掘与保护:朱鲔墓共出土画像石 24 块,但有 12 块在战乱中遗失,下落不明。保存下来的 12 块石刻由金乡县文化馆收藏,1983 年调至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被定为一级文物。

  • 历史文化价值:朱鲔墓石刻是研究汉代服饰、酒文化等方面的珍贵材料。北宋沈括曾对其石刻中人物服饰进行研究,生动展现了汉代服饰特点。其饮酒图中刻画的樽、杓和耳杯等酒器样式及使用方法,对中国酒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古济水及其支流、汊流进行详细研究的过程,也是笔者对于家乡济宁的历史深入认识的过程,正是通过对《水经注》的研读以及对古河道的寻找,让我找到了诸多家乡的古迹。前不久,在《水经注》的卷八中,我读到了这样一段记载:“菏水又东迳汉平狄将军扶沟候淮阳朱鲔冢。墓北有石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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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县石屋李庄

看到这段记载后,我便开始了对这处遗迹的寻找。它所处的确切位置在金乡县城西1.5公里处的石屋李庄。这个村庄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也是得名于《水经注》记载的石庙。当我来到这里时,这个村庄正处于拆迁过程中,在两座刚刚被拆掉的平房附近,我看到了金乡县人民政府立的文物保护碑。碑上刻着“金乡县文物保护单位 汉朱鲔墓遗址 金乡县人民政府1992年3月19日公布 金乡县人民政府1992年6月15日立”。文物保护单位后面的土地被围栏围了起来,里面种了几棵果树。在石屋李庄的西边不远处,流淌着金乡县人民的母亲河——万福河,它是古代菏水的一段河道。所有这些都与《水经注》的记载相吻合,只是那座石庙现在不在原地了。

朱鲔墓的石刻早在北宋时期便已远近闻名。沈括《梦溪笔谈》中便有记载:“今元丧服,非古,惟朱鲔石堂所刻衣冠真汉制也!”“石壁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他还进一步将石壁上雕刻的人物服饰与北宋时期的进行了一番对比研究:“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包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馀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这一记载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汉代服饰的特点。除了服饰之外,沈括还注意到了朱鲔墓石刻中刻画的汉代酒器。其中的一幅饮酒图详细刻画了樽、杓和耳杯的样式及使用方法。其中樽为盛酒、温酒器,杓为挹酒器,耳杯则为饮酒器。它是研究中国酒文化史的珍贵材料。

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毕沅和阮元也注意到了金乡县这方著名的石刻,并在《山左金石志》中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据记载,朱鲔墓石室画像共有25幅,其中上层12幅,高一尺五寸,下层13幅,高三尺五寸。“每幅有帷幕列屏及杯盘樽勺,皆燕飨宾客之事。凡男子皆有端冕者,有纱帽者,有如僧帽二层者,有如巾子双梁者,有裹帻向前如飘缨者,有上仰盖形者,有下园上锐者,种类不一,衣领及袖有褶。女像首有冠髻,髻上饰钗,股间有缀珠者,唯一书上有八分书,题‘朱长舒之墓’五字,天斜不工,又下有八分书四行。”

清朝咸丰七年(1857年),据《金乡县志略》记载,地忽陷,复出一小室。中华民国成立后,于1928年将石刻推出,运至县文庙,置入明伦堂内。1930年,金乡县文教局曾奉令组织古物保存委员会,改明伦堂为古物保护所,并勒石以记之。梁思成先生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还进行过朱鲔墓石室的复原工作。朱鲔墓共出土画像石24块,但有12块在战乱中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新中国建立后,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保存下来的12块石刻由金乡县文化馆收藏,1983年调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被定为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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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物馆汉画像石展展出的朱鲔墓石刻

济宁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珍贵的石刻遗存,涵盖碑刻、摩崖石刻、画像石等多种形式。朱鲔墓石刻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可惜的是在它的原址现在已见不到任何遗存了。笔者建议文物部门在这里建立一个复刻的石室,并联合周边村庄发展旅游活动。

介绍到这里时,不少读者会有疑问: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呢?他为何能享有精美的石室作为祠堂?

说起这位人物来,就离不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洛水之誓”了。很多人在读《三国演义》或《三国志》时,读到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时往往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司马懿指洛水发誓不伤及曹爽的性命,曹爽便信以为真并交出了兵权?这就要提到历史上的第一次“洛水之誓”了,而这次故事的主人公,便是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与这座墓葬的墓主人朱鲔。

朱鲔出生于西汉末年的汉阳郡,在王莽篡汉之后因不堪忍受新朝官府的盘剥,遂加入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起义军,并很快跻身为中高级骨干。地皇三年(公元22年),义军的根据地绿林山一带发生大瘟疫,军中将士死伤者众多。在这种情况下,绿林军兵分两路到周边谋发展。其中,朱鲔与王匡、王凤等北入南阳,号为新市兵;王常、成丹等人向西挺进南郡,号称下江兵。当年七月,新市兵进入随州,平林豪强陈牧、廖谌等率领数千人响应,号称平林兵。此时,西汉远支皇族刘玄因为躲避朝廷的追捕,便加入平林兵中,随后又与陈牧、廖谌等人同新市兵会合。当年十月,刘玄的族弟刘縯、刘秀兄弟在舂陵起兵反抗王莽,因为实力不足以存身,随即也加入到绿林军的系统中。

刘縯是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在加入绿林军后不久,便多次率军击败新朝派来的大军,并帮助绿林军迅速扩充至数十万人。为了增强义军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拥立一位汉朝宗室为帝,已成为各路领袖的共识。就威望和功绩而论,刘縯是首选,但朱鲔等人出于对他的忌惮,竟然利用他在前线作战之际,拥立生性懦弱的刘玄为帝,是为更始帝。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更始帝登基后,为了安抚刘縯,便进拜他为大司徒,名义上让他执掌朝政,但实权却由大司马朱鲔等人掌握。刘縯对错失帝位大为不满,而最初跟随他起兵的将领们也是恨恨不平,尤其以其族弟、猛将刘稷为甚。朱鲔担心刘稷会举兵作乱,便唆使更始帝将他杀死,刘縯闻讯后赶来劝阻,言辞甚是激烈。朱鲔等人早有谋害刘縯之心,遂鼓动更始帝将他一同杀害。朱鲔等人杀害刘稷、刘縯后,又在更始帝面前百般构陷刘秀,想将他一并除掉,终因刘玄不忍心而作罢。等到绿林军攻陷长安、王莽被杀后,取代新朝的更始政权为快速平定关东地区,便准备任命刘秀为大司马,去招抚河北各州郡。朱鲔闻讯后极力劝阻更始帝,但在刘秀族兄刘赐的极力劝说下,刘玄还是把刘秀派往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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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县石屋李庄的汉朱鲔墓遗址

刘秀到达河北后,在密友兼头号大谋士邓禹的辅佐下,倾力结交当地的豪杰,并通过迎娶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从而获得强有力的军事支持。站稳脚跟的刘秀,经过近两年的辛苦经营,不仅陆续扫荡河北的各个竞争对手,而且还迫降数十万铜马农民军,由此实力大增。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部众的拥戴下称帝,史称东汉光武帝。

刘秀经营河北期间,朱鲔奉更始帝之名镇守洛阳,以便监视刘秀及樊崇率领的赤眉军。刘秀称帝后不久,即率主力北上扫荡异己势力,朱鲔闻讯后率军进犯刘秀的根据地河内,结果被将军冯异击溃,仓皇退保洛阳。不久,赤眉军反叛并攻入关中,更始帝兵败被杀。

光武帝刘秀得知更始帝被杀的消息后,一面派大司徒邓禹率军进攻赤眉军,一面则亲率大军进攻洛阳。更始帝遇难后,朱鲔进退失据,虽有投降的想法,但他作为光武帝的杀兄仇人,并且还险些断送刘秀的帝王梦,恐怕不会得到宽容,打算顽抗到底。因此,洛阳之战打得异常艰辛,刘秀军围攻多时,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却依然无法攻克。

朱鲔曾经的手下岑彭此时在光武帝手下效力,深知昔日主帅的顾虑,为了尽快解决当前的困局,便向刘秀自荐前往洛阳劝降。刘秀为表现诚意,亲至洛水边立誓,承诺“河水为证,降者不咎”,保证朱鲔的爵位与生命安全。岑彭见到朱鲔后,将光武帝的誓言说给他听,后者思虑再三,最终决定献城投降。

朱鲔投降后,光武帝刘秀果然遵守承诺,不仅赦免他的死罪,而且进拜其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之后很长时间,朱鲔一直在东汉朝廷做官,官至少府(九卿之一,掌管宫中御衣、宝货、珍膳等,属于肥差),而在他死后,子孙数代都承袭侯爵。朱鲔谋害光武帝的长兄,还险些断送他的帝王梦,最终却能得以善终,实在是传奇。

而在224年之后,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为夺权,趁曹爽携皇帝曹芳离城时发动政变。为诱骗曹爽交出兵权,司马懿指洛水发誓,声称仅削权不伤性命。然而这一次历史未再重演,曹爽信以为真投降,但司马懿随即背约,诛灭曹爽三族,牵连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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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金乡县石屋李村的万福河(古菏水)

站在金乡县的石屋李村,一旁是静静卧着的朱鲔墓,另一旁是由西北向东南汤汤流淌的古菏水,不由地让人感慨万千。同样是指着洛水为誓,结果却大相径庭,对于后世历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第一次洛水之誓不仅树立了刘秀“宽仁守信”的形象,通过诚信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为接下来东汉的统一战争减少了阻力;而且从长远看来,它也使东汉王朝的统治稳固下来,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一统治世。相比之下,第二次的洛水之誓则凸显出司马懿的“诈”,彻底颠覆了政治盟誓的公信力。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一点在三国的司马氏家族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其子司马昭竟然当街弑杀皇帝曹髦。封建社会推崇的道德伦理中,忠、孝、仁、义四个一下子没了三个,因此司马炎建立的西晋就只能“以孝治天下”,但很快在八王之乱中“孝”也被彻底抛弃。也正因此,西晋在经历了短期的统一后很快到了大分裂、大混乱、大动荡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其根源便是司马懿的践踏道德、公信力丧失进而引发的道德沦丧。这两次事件的对比也警示着后人,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依赖武力的强盛、制度的建设,也相当需要道德的约束。(原创 谭天宇 文化济宁网2025年06月30日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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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天宇,男,1986年12月生,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赣南师范学院学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硕士,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访问学者。济宁市任城区作家协会理事,《星灯文学》签约作者。著有散文集《留俄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专著《北高加索古代历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翻译有安娜·科穆宁娜《阿莱克修斯传》(与秦艺芯合译,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在国内外学术刊物、文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现任教于济宁市第二中学。

世界朱氏网编辑部

2025年7月7日07:30:42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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