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禅让说”与墨家的关系，主要由顾颉刚明确提出，他在1936年写了一篇题为《禅让传说起源于墨家考》文章，详细论说禅让与墨家之间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即说：

顾颉刚在这里对禅让起于孔子直接进行了否定，不仅将其划到墨子名下，还将禅让出现的时间也往后挪到了战国时期。关于禅让与墨家的关系，顾氏其实早在1924年《战国秦汉间人的伪造与辨伪》中就曾对此发表过观点：

顾颉刚当时只是从现有的传世文献材料着手对禅让说进行了考证，然而随着出土文献的出现，顾氏的观点受到了质疑。裘锡圭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运用《唐虞之道》和《子羔》以及《容成氏》为第二重证据（出土的战国文献）对顾颉刚的观点进行否定。他说：

裘锡圭先生在这里提出夏代之前的六帝已经有了禅让。而郭永秉在《帝系新研》中综合裘锡圭上述文字及顾颉刚的“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这句话总结出“禹”和“尧”不在“六帝”之中。[4]148-149很明显，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禅让不是始于尧舜，墨子首创禅让说更不能成立。所以裘锡圭先生便直言道：

对于裘锡圭先生的观点，即否定顾颉刚的禅让说起于墨子，李学勤先生持肯定态度。他说：

跟王晓毅一样，利用考古学作为一重证据证明禅让的还有钱耀鹏的《尧舜禅让故事的考古学研究》，他从聚落考古学分析，认为以尧舜禹为代表的陶唐氏、有虞氏以及夏后氏实为三个并列的聚落或者说方国，又因三者同在中原地区，为了共同面对北部农牧的入侵以及中原的黄河水灾，于是结盟，然而分属不同政治体结盟后需要有更高的领导来统治，所以“平等式联盟是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6]这跟周苏平先生的观点相近，周苏平认为尧舜之间的禅让故事其实并不存在，“尧舜及禹当分别代表先后主盟中原的几个早期城市国家。”[7]从某种程度上讲，钱耀鹏的观点跟钱穆先生有相近之处，即禅让其实就是一种选举制，这跟墨子的“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8]47差不多。

此外，美国学者艾兰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对世袭和禅让进行了分析，然而他所依据的也仅是传世文献，在证据上没有占多少优势。其他学者如王玉哲认为，“尧舜禹时代正处于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禅让与篡夺的并存正是‘传贤’制向‘传子’制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9]蒋重跃、徐祖祥、郑杰文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禅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①然而在方法论层面未曾有大的突破。

以上是诸家对于禅让说跟墨子关系以及禅让究竟有没有的研究，总结起来有三种，一是墨子是为了宣扬他们的主义而创立了禅让说，禅让在古代没有实现的可能，代表人物顾颉刚，证据是传世文献；二是禅让说存在但不是始于墨子，在夏代之前就已存在，代表人物裘锡圭，证据是出土文献《唐虞之道》、《容成氏》；三是禅让说非但不始于墨家，而且禅让也没有存在条件，代表人物王晓毅等，证据是考古遗址。如下表格所示：

表1

究竟禅让是历史还是神话？跟墨子的关系如何？“有关尧舜时代的传说史料究竟是事实还是文学虚构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神话历史’概念的提出和引入，给这一段聚讼已久的难题提示出新的解释思路。在确切发现尧舜时代的文字记录以前，我们无从判定一切关于唐尧虞舜时代的记述之真伪程度。但是退一步看，今之学者能够超越古人的认识优势在于，我们有充分的实物证据来辨析关于尧舜的传说中哪些成分是有可能发生的，哪些成分是不可能发生的。”[10]因此，本文将在神话历史的视域下，在前辈学者考证的基础上重点增加第四重证据，即四千年前中原地区相当于王城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相比较文字来说，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能提供形象化和直观化的证据。①禅让问题属于一个“历史问题”，要说清楚，首先要证明虞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且从虞到夏，存在过战争，那么就可以说明禅让传说并非起于墨子。墨子构建虞夏为一代只能是一种神话历史的建构，确是为了宣扬他的尚贤思想。

《墨子》中关于虞夏商周的记载如下：

墨子将虞夏合并为一代，主张三代说，即虞夏、商和周。很明显，墨子的这种分法不但在夏之前设置了虞，而且又没有将虞设置成一个独立的朝代，虞跟夏的关系就好比同一个父亲的两个儿子，二者只是出世时间迟早，虞是老大，夏是老二，所以在列数三代圣王时，尧舜有时会缺席，如：

墨子的这种作法抹平或者说回避了虞夏之间的政权轮换，这就无怪乎顾颉刚等人认为虞代是墨家为宣传禅让说而增添出的朝代，尧、舜也不过是他虚构出的神话传说类人物，并非真实存在过。其实墨子对于虞夏的关系既有着历史成分的实说，也有着神话成分的建构，历史成分是虞确乎存在，建构成分是虞夏之间有禅让。

目前很多学者对虞的存在已经给出了证明，而且“结合考古材料看，河南龙山时期文化、陶寺文化和龙山文化约当尧、舜时代至禹的早期。龙山时期具有地区统治中心地位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的涌现，大体反映了五帝时代后期天下万国万邦林立的状态。可把上述龙山时期数个考古学文化所处初级文明社会，称之为邦国型文明社会，它是从平等氏族社会到夏商王朝国家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11]801 但是虞究竟是一个独立的朝代还是跟虞夏是一体，这是目前论争的一个焦点。有的学者对认为虞是一个部落联盟共主，如江林昌教授从古代文献、夏商周三代的世系等方面证明了虞的存在，但他却没有将虞提高到独立朝代层面，他说：“夏朝之前的虞族已经达到了一个文明王朝的高度，可能估价过高；但就现有的新旧文学资料考察，虞族在夏代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处于部落联盟共主地位的时期，已处于文明初始阶段，大概是可以肯定的。”[12]88但也有很多学者对虞代的存在持肯定态度，如杨向奎在《略论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一文中说：“其实虞夏商周四代，以族类言之，正好虞商在族类上是一个系统，而夏周是一个系统。”[13]230王钧林教授对虞也持“帝国”说，他认为虞不仅存在，还是以帝国的形式存在，“从田野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两方面做综合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山东海岱地区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演变，经历了城邦—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尧舜时期的唐、虞是两个迅速扩张崛起、势力强大的方国，处在由方国向帝国转变的过程之中。尧所在的唐没有完成这一转变，继之而起的舜所在的虞则完成了从方国到帝国的转变，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朝、代三者合一的政权形式，与夏、商、周并称为四代。”[14]]从这些学者对虞的存在及存在状态的推测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子在他生活的年代提出“虞夏商周”有历史的真实性。但是不是存在禅让却不能从中找到确切的答案，毕竟对于虞夏的关系没有得到公认的两个朝代之说。

虞跟夏的关系是为禅让说服务，如果虞夏是同一个朝代，那么禅让就有了存在的基础，如果虞夏之间存在着战争而且又分属不同的朝代，那么禅让不说不存在，至少可以说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而从目前的考古器物来看，从虞到夏，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期及以前的陶寺文化、龙山文化等出土了大量的石兵器和玉兵器，这是征伐存在最好的证明。（汉明：禅让制与殉葬制没有关系）

器物变化的表面现象背后其实透露着华夏王权交替的发生史，而从玉器角度给予证明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为玉是王权的象征，玉器在形制上的统一能够彰显王权的统一。中国各个地区的史前文化或者说考古学文化，如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石峁文化等，各地玉器文化异彩纷呈，区域特色鲜明，可谓“满天星斗”。但是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相当于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直至夏商周，玉器在器类上开始逐步单一化，各地的玉器面貌趋同化明显，尤以中原为中心，体现了从多元走向了统一。统一后的玉器在形制上体现在玉镞、玉璋、玉戈、玉钺等，而这些玉器被称为“玉兵”，即以玉为质材制造的兵器。玉兵的萌芽期很早，“在我国，早至距今8000-65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开始用玉石材料加工少量实用生产工具，以延长使用寿命，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已进入原始农耕阶段，生产工具中已有一小部分系用透闪石类矿物、玉髓、玛瑙、石英、蛇纹岩等质材制成。当然，这些工具与其它石质工具一样，都作为实用器使用，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玉兵器，却可视作是玉兵器的雏形。当人们将这些玉质工具和石质工具一样用作杀伤敌方的兵器时。最早的玉兵器就产生了。”[15]由此可见，玉兵器的武器特征也存在过。

这种以玉为兵器在后代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如《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中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通平伊阕、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16]81然而龙山文化二里头时期，即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夏时期，其“玉兵”已经呈现为礼器特征，因为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权力分布到权力集中的过程。“礼器是权力的影子，人类社会在需要建立崇高权威的时候，很自然地造出了权力的象征物。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威慑。绝对的权力，至高的权力，常常又要借助有形的物件来做象征，做标志。认定与改装现成的物件，权力符号的确立非常自然，也很容易得到认可。”[17]131因此可以说，玉兵在完成本来的杀伐使命后被权力统治者符号化，成为王权象征物。

如果说夏时的“玉兵”是礼器，那“玉兵”本来的武器特征当在夏之前，那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石兵器”，因为“玉兵的出现约始于距今七千年的新石器中晚期，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商是其发达期，周代以后逐渐消失。”[18]由此可见，从兵器到礼器，也表述着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在没有征伐的时候，武器被塑为礼器，这不仅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是一种征伐岁月的告白祭奠和威力震慑。“氏族部落间战争频繁，野蛮的掠夺，残酷的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军事民主制的发展，对暴力的炫耀和迷信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并由此产生了特权人物。”[19]本文主要罗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几种玉质兵器——玉镞、玉钺、玉戈，借以说明相当于虞夏年代之间战争的存在，从而对禅让说提出质疑。

玉镞。所谓镞，即箭头，玉镞便是玉质箭头，属于王权的象征。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便开始使用石、蚌、骨、角等制的镞，然而不同材质的镞出现的时间却又区别。裴李岗文化时期，石镞尚未出现，只有骨制和蚌质的镞（如图1）。到了仰韶文化时期，石镞慢慢出现，但是石镞的类型却没有显出武器的特点，往往呈扁平状（如图2）。再发展到庙底沟龙山文化时期，石镞由扁平状转变为带铤状。“黄河中下游龙山时期，一改以前骨镞居多的情况，普遍使用精磨的石镞，数量激增，形制也改进，由原来多为扁平长三角形石镞，改进为断面呈三角形或菱形的带铤石镞，变得厚重锐利，提高了杀伤力。甚至发现有的死者骨头上还遗留有射入的石镞。联系到龙山时期狩猎肉源比重下降的情况，石镞的上述变化和进步主要应是用于战争的反映。”[11]800石镞的大面积发现是龙山文化的龙王崖遗址。改遗址虽只有133平方米，但却出土了23件石镞、8件骨镞、2件蚌镞（如图3），考古工作人员认为当时的人们是出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外，为了狩猎而制作了这些镞。①而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将这一遗址作为一般农耕村落我是赞成的，但从镞的数量、种类及其形态特征来看，与其说是狩猎工具，倒不如作为武器的用途来理解更合适。这是由于石镞的数量超出骨镞、蚌镞的2倍，镞之形制又十分规整，断面均呈正三角形或者较厚的菱形，且多为带挺者。前期流行的扁平镞、小型镞虽延续下来,但毕竟是少数，在数量发生变化的同时，形态的变化又十分明显，故判断其多数应是武器。”[20]

张光直先生也提出属于山东龙山文化期的姚官庄遗址和呈子遗址，其出土的石镞和骨镞大量出土且石镞多余骨镞可视为战争的证据。②由此可见，在相当于夏时期的二里头、陶寺文化期之前，战争已经出现，而发展到陶寺时期，镞俨然已经成为征伐的象征，“陶寺中型墓M3015随葬器物200多件，其中石镞达111件，其随葬石镞之多在史前墓葬中实属罕见，当是一位享有一定特权的中级军事头目或高级武士。”[11]800从骨镞、蚌镞到石镞，再到玉镞，再现了器物由生产工具到战争武器再到权力象征的演变。

图1：磁山、裴李岗文化的镞，6为蚌镞，其余皆为骨镞。

图2：仰韶文化后期的镞

1-3、6-10为石镞；4、5、11、12、13为骨镞，8为蚌镞，9为牙镞

（1-5是山西西王村遗址出土，6-13是河南庙底沟遗址）

图3：山西龙王崖遗址的镞

1-15为石镞，16-23为骨镞，24、25位蚌镞

（图1、2、3均取自（日）冈村秀典：《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载《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

玉钺。《说文解字》中说“钺，大斧也。”确实，“根据考古发掘的实例考察，钺应当是源于用于砍伐的普通石质工具或武器——石斧。……作为工具，装柄的牢固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作为武器，装柄的牢固与否可能是生死攸关，在战场上如果斧柄脱落，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有孔石斧与无孔石斧在功用上逐渐分离，成为专用的武器。”21[143]玉钺的分布区域比较广泛，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地均有出土。据傅宪国学者考证，石钺在开始的时候的确被当作生产工具使用，但很快就演变为武器和礼器，因为开始的时候石钺器形比较重，而且有明显的砍伐树木的痕迹，然而慢慢地，石钺的器形变薄，刃部也少了较大的砍伐裂口。而日本学者冈村秀典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各个文化期中石钺的形制、出土的部位以及发展演变得出结论，即“钺，不是狩猎工具，开始时作为近战武器出现，在仰韶文化及其并行期，则作为集团领导者的权威和力量的象征物被使用。可以说它在性质上不同于镞，后者往往直接反映集团间的对抗和社会性战乱。虽然从墓葬随葬品的变化也可以看到特定的个人权力集中的过程，然而在此只想说明在仰韶文化前期钺已出现，这一现象发生要早于镞作为武器被普通使用的时间。”[20]作为礼器运用之前大量石钺的出土明显暗示了战争的存在（如下图4）。

图4：各文化期出土石钺

1、2：河姆渡文化3：马家滨文化4-10：嵌泽文化11-16：薛家岗文化()17-19：早期良绪文化20-23：典型良褚文化24、25：屈家岭文化26-28：石峡文化（图片取自傅宪国：《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载《考古》1985年第9期。）

从石钺到玉钺，①武器发展为礼器，“高级玉钺成为君权王权的象征物。例如陶寺大型墓有重要礼乐器者，同时伴存玉钺石钺。良渚文化的反山随葬‘钺王’的大型墓墓主地位显赫至上。在多处各有些良渚大墓随葬一件精磨玉钺和脚部放置数十件石钺，余杭横山M2出土玉钺1件、石钺多达132件，似反映了墓主具有领军身份因而得到的祭奠礼品为大量石钺。这些可能意味着存在不同等级的头目及其带领下的军队或亲兵群，成为实行统治的有力工具。”11[800]玉钺的王权符号化昭示着昔日战争胜利的辉煌,也成为了华夏君权和王权的重要象征。

图5：龙山文化期玉钺。

陕西省神木县新华遗址祭祀坑出土。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图片取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玉戈。在中国，自古有“化干戈为玉帛”一说，这句话中，戈的暴力武力象征一览无余。“关于‘戈’的来源，学界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如兽角说，石镰说，石匕首说，石铲说，石矛说，等等。戈的装柄方式大致有两种，短柄用于步兵的劈、刺、钩等，长柄可达两米以上，适合骑兵和车站之用。戈的钩杀性能突出，使之获得‘鈎兵’的美名。反戈一击的成语表明其战斗用途的普遍性。”22[152]因此戈的出土必然意味着战争的存在。据考古学界的认定，戈是晚出于钺、镞、斧等兵器。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年代的断定，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至四期被学者认为均属于夏代，①而二里头文化出土最多的便是玉戈（如下图7）。但是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文化也有玉戈的踪影。属于龙山文化遗址的陕西神木石峁便出土了3件玉戈，经学者在形制方面的辨认，这当是二里头文化玉戈造型之前身。②无独有偶，与陕西神木玉戈颇为相似的还有一件石戈残件，残件属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于河南济源苗店。这件残件在考古专家们看来比神木出土的，在时间上要更为久远。③

图6：二里头遗址出土玉戈

（图片取自郭妍利：《二里头遗址出土兵器初探》，载《江汉考古》2009年第三期。）

除了上述玉镞、玉钺、玉戈以外，玉璋、玉刀等器形的出现也证明了玉兵时代的存在。其实从形制上看，玉兵器有着共同的造型基础。

图7：二里头文化期玉璋。

长54厘米，最宽14.4厘米，厚0.8厘米。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五区3号墓出土。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片取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5，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图8：龙山文化玉刀。

长12.2-14.5厘米，宽3.6厘米，厚0.65厘米。陕西省神木县新华遗址祭祀坑出土。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图片取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中原王朝的建立需要有权力的象征物，那便是玉质符号。这也是《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的“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i]]126-128然而生产玉料并非中原之长项，华夏大地上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产玉为主，其中又以游牧民族为传播者和运输者，中原的精英统治者们必须“一路向北”看，即《管子·揆度》中所说的“至於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ii]]1371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统治者们如要消费这种精美玉石，那么必须与周边的游牧民族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和平赠予还是武力获取，值得探究。再者，如果是和平赠予，如此精美的通神圣物，相信赠予者不会多赠，受赠者也不会见好就收，如此这般，冲突和互惠互利应当是大方向。

一直以来学界因为墨子提出“尚贤”，而且墨家内部实行“钜子”制，所以认定“禅让说”是墨子创造，虞代是墨子为了宣扬禅让而建构出的朝代。通过虞夏商周四代说的提出和“玉兵时代”的存在，我们得出虞夏之际战争频发的可能性，这证明了墨子的虞夏、商、周三代圣王的禅让显然是一种神话式的理想建构，是为了宣扬自己尚贤思想的论说。（汉明：错）！正如叶舒宪教授所说：“以仁义道德的立场，谴责和掩蔽暴力行为，成为战国诸子和史书一贯秉承的价值观，并将虚构的仁爱政治神话当成真实发生的历史，用来遮盖血淋淋的暴力史。有关古尧舜禹时代的尚贤世风和禅让传说，就是这样成为‘历史’的。”25[134]这样的“历史”让人传颂，而尧舜禹之间禅让的美丽神话，至今仍在晋南襄汾等广袤大地上广为流传。

（原文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