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的发展走向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世界朱氏网 | 2025/01/06|浏览量:407
一、“大一统”背景下齐鲁文化对秦代政治文化的渗透
长期以来，学界把秦代的政治文化定位为法家文化，形成了严刑峻法、以吏为师、摧残文化的表象。但仔细梳理秦代政治文化就会发现儒家的因素远远大于法家，这从齐鲁文化在秦代政治文化中的积淀可得到充分说明。
大一统局面形成后，齐鲁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形态逐渐减弱，但其独具特色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却在秦代政治文化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和自然条件的不同，逐渐形成了齐鲁、荆楚、燕赵、吴越、巴蜀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秦灭六国，改变了各地域文化正常发展的趋势，但各地域文化并未因这一政局的变化而泯灭，而是以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影响或渗透于新形式下的社会各个层面之中。齐鲁文化更因其深厚的底蕴而活力勃发。在秦代政治文化中，无处不显现着齐鲁文化的活力。
在秦国的发展过程中，过分注重耕战，对文化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得秦国的文化未能与秦国的政治、军事实力同步发展，而是陷入停滞状态。从整体上讲，在整个战国时代，秦国在文化方面远远逊色于齐、楚等大国，甚至连宋、鲁一些小国也不如。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讨论中，几乎没有秦人参与。秦国在文化上的苍白和军事上的强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秦统一后，如何使六国在文化意识上对秦政权认同，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向热衷于耕战的秦朝统治者，开始寻求一种六国都能接受的新的文化形态，试图建构起与统一大帝国相适应的统治思想体系。在这个统治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把视角伸向各地域文化，各地域文化也都以各自的特点无形中对秦朝政治文化的构建施加着影响。
齐鲁地区是西周以来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自春秋以来，儒、道、墨等学派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齐、鲁、宋、楚等地，而以齐鲁地区尤为突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分别是鲁人和邹人。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亦为鲁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是齐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宋人，也接近于邹鲁文化圈。可以说齐鲁地区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因此，秦朝在构建自己的政治文化体系时，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要大一些。
其一，齐鲁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构成了秦代政治文化的基础。
“大一统”学说虽出自齐鲁，大一统的实践却未由齐鲁地区的人来完成。这主要是齐鲁文化对实现“大一统”途径的认识不合乎时宜。秦人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以武力实现了大一统。相比之下，要比齐鲁文化中以“仁政”来实现大一统要实际得多。
但是，大一统局面以武力形成后，却不能以武力来维持，因此齐鲁文化中的“大一统”理论对巩固和强化秦统一后大一统局面的作用日渐显现出来。秦统一后，针对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第十五上）的情况，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黔首教化，远迩同度”，这一切的理论基础，就是源于齐鲁文化的“大一统”思想。
其二，齐鲁文化的“五德终始”说为秦朝取代周朝提供了理论依据。
秦统一后，齐人及时地将五德终始说拿出来为秦统一制造理论依据。据《汉书·郊祀志》记载：“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按照五德终始的理论，水德代替火德是历史的必然，实际是宣示秦统一天下取代周朝是历史必然。如果反秦，就是违背天意，违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三，齐鲁儒学对秦代政治文化的主动渗透。
秦统一后，并非完全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的理论依据，而是多方征寻。《史记·礼书》曰：“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秦始皇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史记·秦始皇本纪》），也就是说，在他的谘政团中，有许多法家以外的学者。出身于鲁国薛地的儒士叔孙通，就曾是秦朝的待诏博士。
齐鲁儒学对秦朝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泰山封禅。虽然秦始皇未采纳齐鲁儒士提供的封禅仪礼，但秦始皇执意举行源于齐鲁地区的封禅这一事件本身，足以说明齐鲁文化对秦朝政治的影响。在秦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儒家的忠孝来作为道德的评判标准。在秦统一前夕，嫪毐事件后赵太后被秦始皇软禁起来，为赵太后求情而被杀者达27人。齐人茅焦以齐鲁儒学的价值观规劝秦始皇，并使秦始皇改变了主意，这说明儒学对秦始皇产生了一定影响。
秦统一后，又继承了齐地稷下学宫的博士制度，设置博士，以资政治。从已知文献中，秦博士仅见周青臣、羊子、黄疵、正先、叔孙通、伏生、淳于越、鲍白令之。其中前四位籍贯无从考，后四位都是齐人。因此，齐鲁儒士对秦人的影响很大。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深爱儒学；少子胡亥虽然推崇法家学说，但也懂得忠孝礼义，沙丘之变时，赵高劝说二世，二世最初认为是“不忠”“不孝”“不能”（《史记·秦始皇本纪》）。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忠孝伦理在秦人中有很深的影响。
以淳于越为首的齐鲁儒士积极参与秦朝政治，却遭到了李斯等人的反对，并最终导致了焚书事件。不久，又因齐方士引发坑儒事件。焚书坑儒实际上是李斯等人对齐鲁儒士积极参与政治的打击，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齐鲁儒学在秦朝的影响之大。
二、西汉时期齐鲁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整合
西汉的建立者刘邦是楚人，汉初的许多将相功臣如萧何、曹参、韩信，樊哙、周勃等也都出生于楚国旧地。朝廷上下大多是楚人，汉初的文化政策较多地显示出楚文化的痕迹是很正常的。这也正是一些学者认为“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的原因所在。但是，仔细剖析西汉初年以黄老为宗的政治文化，却并非搬用产生于楚地的原始道学，而是源于齐地的稷下黄老之学。
西汉初年的黄老政治，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呢？这个问题要从黄老之学的变异和汉初的实际情况来回答。
黄帝的政治思想只见于各家著述中的只言片语，且都是后人的假托之辞。老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见于《道德经》，总体上来说是取法自然，无为而治。其后的庄周更显得消极，很少谈论政治，也就是只谈无为，不谈无为而治。而西汉初年的社会现状是百废待举，其政治特色是通过约法省禁和休养生息达到天下大治。因此，老庄之学实非是汉初黄老政治的理论依据。
在战国时期，黄老之学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是处于江汉流域的楚国，这里是道家学派的原生地；一是齐国的稷下，是道家学派在北方的代表。从文化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学派都有它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不是固定不变的，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道家学说在战国中期传入齐、鲁地区后，很快与当地的各种学术流派特别是齐法家思想进行了融合，把“无为”思想赋予了积极的意识，这就是所谓“无为者无不为”。用无为以言政事，从而把黄老所崇尚的无为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楚地黄老之学是作为一种学术服务于战国时期的社会，而稷下黄老之学则是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一种政术，讲求的是治国理民之术。稷下黄老的治国之术，在汉初找到了适合其发展的土壤，它首先由曹参在齐国把稷下黄老之学与政治相结合，然后又迅速推广普及到全国。
西汉初年，推崇黄老之学的人物众多，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都推崇黄老。
由上述可知，汉初所谓的明君、贤相、能臣及硕学之士都积极地把黄老之学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他们学的、用的是“稷下黄老之术”，稷下黄老之学的政治性特征十分明显。因此，汉初的黄老政治文化实源于稷下黄老之学。
汉武帝时，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随之涌出，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亟需建立一种适应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于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汉代的文化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齐鲁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汉武帝时，齐鲁儒生的代表人物公孙弘以贤良征为博士，又擢迁左内史、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齐地儒生倪宽也因治《尚书》被汉武帝提拔为中大夫，迁左内史、御史大夫，跻身于朝廷高官。鲁地硕儒申培的弟子代人赵绾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另一位弟子兰陵人王臧官至郎中令，位列九卿。申培公弟子中还有不少人出任高官，任二千石者近十人，为博士者十余人，为大夫、郎、掌故者数以百计。从而给齐鲁儒学托附于政治权力而扩展空间提供了便利条件。公孙弘本是齐地小吏，以治《春秋》而为三公，自此以后，天下学士纷纷崇儒读经，并通过治经入仕，从而为汉代政治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董仲舒虽非齐鲁籍人士，但他以齐人公羊高、胡毋生为师友，其所学是齐学。《史记·儒林列传》称：“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他所著《春秋繁露》十七卷，对公羊春秋学加以归纳推阐，并融合阴阳家、黄老和法家的思想，构建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以公羊学说附合时政，他对春秋公羊学的发挥主要表现在大一统与君权神授、德主刑辅、天人感应三个方面，深得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诸儒授徒传经，有效地配合了汉代政治文化由布衣将相到儒者将相的转变，在儒学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汉武帝以后，齐鲁诸儒的传经实践，为汉代政治文化由功臣文化向贤臣文化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儒学为主体的齐鲁文化也凭借政治的力量汇入主流文化。
三、东汉时期齐学、鲁学的合流和儒林的分化
东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地域特征越来越弱，其主要标志是齐学、鲁学的合流及儒林的分化。
在汉代，齐学、鲁学的主要载体和传承路径都与经学有关。一些学者把东汉以前的齐学与鲁学之争看作是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其实，在刘歆以前，无论是齐学还是鲁学，其经书文本多是汉代通行的今文，刘歆之后统称为今文经。由于齐学和鲁学都是今文经学，虽然他们存有分歧，但古文经学出现后，二者又联手反对古文经学。二者共同对付古文经学，表现出了“齐学”与“鲁学”逐渐合流的趋势。
东汉初年，思想纷歧，十分复杂，经过激烈的政治变革，统治集团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各种意识分歧和政治冲突，建立一门统一的经学也就表现得十分迫切，于是齐学与鲁学的合流趋势更加明显。随着东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齐学与鲁学的分歧逐渐被共识所替代。一些大儒也往往身通诸经。著名学者贾逵，对属鲁学的《左传》和属齐学的《公羊》进行了对照比较，认为二者大同小异，相同的是二者都主张“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不同的是“《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后汉书·贾逵传》）。这里的所谓相异，不过是指侧重点不同而已，因此，二者存在联合而建立一门统一经学的可能性。
汉章帝时，采纳杨终的建议，企图通过诸儒讲五经异同，把纷歧的解释统一起来，作为各学派都能接受的权威性或者说规范性的结论。白虎观论经最大的成果是形成了一部贯通五经大义的《白虎通义》，“它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由纷歧斗争走向统一融合的产物，适应了东汉时期加强君父统治的需要，标志着统一经学建立的完成”。
到东汉末年，名儒大多兼通数经，为齐学、鲁学的完全合流提供了条件。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郑玄，博闻多识而不仕进，以著述为务，安生立命于经学，终于成为各派经学的集大成者。《后汉书·郑玄传》曰：“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作为一个儒者，堪称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学一出，齐学和鲁学作为经学的两大流派，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经学的统一，使依托于经学的齐学、鲁学风采不再，作为齐学、鲁学载体的经学也开始走向衰落。由于齐鲁地区的经学最盛，因此这一地区知识分子的心理反差也就最大。自汉武帝时公孙弘以治《春秋》为相，齐鲁地区儒学大兴，公孙弘以后西汉共计丞相27人，山东籍的就占12人，其余任公卿守令者更是不计其数。至东汉末年，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深，经学逐渐脱离了王权。特别是党锢以后，国况日下，大批知识分子对现实产生了极大的失望，便不再像以前那样把经学作为干禄求进的手段，而是聚徒教授，闭门著述。齐鲁诸儒更是如此。他们从将征辟入仕看作是一种荣耀，到征辟不就，表现出东汉末年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转向学术的一种趋势，也是理性与信仰错位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反映。
如果说隐居教授是齐鲁儒者在乱世中的无奈选择，评论时政、臧否人物、议论是非则是齐鲁儒者表现出的一种积极态势。有许多知识分子尽管因经学衰落而仕途堵塞，以至长期处于在野的地位，但他们仍然关心政治，这一社会群体的存在，是构成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的社会基础。他们多宗齐鲁之学，指斥宰相、指斥时政弊端，希望以自己的言论挽救王朝的危机和社会的败落，他们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规度和影响着汉末社会批评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所以，说汉末社会批评思潮与齐鲁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并无不妥。汉末儒林的分化，是汉代经学衰落的结果，也是齐鲁文化的独立形态不复存在的表现。自此以后，儒学已不属于齐鲁地域文化的范畴，而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而存在。（节选自仝晰纲：《齐鲁文化的形成轨迹与发展走向》，《海岱学刊》，2016年第2期，原文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拟定）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