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中“供奉”着一块年代久远、字迹模糊的石碑。石碑约半米高，放置于石座之上，背后衬以做旧的、雕刻着二龙戏珠和“圣谕”二字的木质牌坊，平添了一份庄严。而前面的石碑却显得陈旧而朴实无华，游客需凭借旁边墙上的拓片，才能辨认出石碑上的文字和简单的花纹，上面篆刻着“孝顺父母 尊敬长上 和睦乡里 教训子孙 各安生理 毋作非为”二十四个字。这块石碑究竟有何来历？如此不起眼的石碑为何却被精心保管？
这块石碑篆刻的文字即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言”。据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崇“为治之要，教化为先”(《明史纪事本末》)的治国理念，提出在民间宣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道德标准，后被称为“圣谕六言”或“教民六条”。圣谕语言简练，内容平实，对仗工整且朗朗上口，在朝廷的大力推动下很快深入人心，使百姓耳熟能详，对于明代社会乃至后世的道德教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祖六谕也被称为“圣谕六言”“圣谕六条”“圣训六谕”“圣训六条”或“教民六条”。由于太祖皇帝出身穷苦，在登基称帝之前，受尽了人间苦难，因此在创建了大明王朝之后，他非常重视民间教化，先后颁布了很多法令法规，来引导社会风气，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洪武三十年（1397），为天下百姓留下了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太祖六谕。这也是太祖教化民众的核心思想。
圣谕颁布之后，如何传播和教化民众是个问题，古代信息的传播和宣传远远没有今天这么便捷、迅速，而且大多数老百姓也不会读书识字。为此，太祖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颁布了《教民榜文》，在里面做了详细的规定：“每乡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理事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巡行本里，如本里内无此等之人，于别里内选取，俱令直言叫唤，使众闻知，劝其为善，毋犯刑宪，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铎之人，秋成之时，本乡本里内众人随其多寡资助粮长。（铎是一种中国古乐器，大铃，形如铙、钲而有舌，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用的。盛行于中国春秋至汉代。铎有木铎和金铎之分，使用场合也不同，“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即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木铎，打仗时则使用金铎，郑玄称：“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官府有了新的政令，先派人摇铃四方巡走，以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召集起来宣布）。
以上内容规定了木铎老人的设置数量、资格、职责和报酬。以每村每里为界，各设一个，倘若本村本里没有，则从其他村、里内选取，规定要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理事的人，或者是盲人，令小儿牵引巡行。木铎老人的职责就是直言叫唤：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内容十分简单，老人的报酬则是本村本里内众人随其多寡资助粮食，在宣讲形式上是且走且击木铎，且击且唱“圣谕六言”。流动性很大，此举，即解决了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又能让普通民众在田间地头就听到太祖六谕。十分方便，老百姓也乐于接受。
宣讲太祖六谕贯穿整个明朝，宣讲方式主要依靠三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政府组织的，也就是刚才我们上面说的那种宣讲模式，可以称之为“洪武模式”。嘉靖以后，在乡约中宣讲圣谕逐渐取代了木铎。乡约是民间的一种组织形式，它起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乡约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村委会。它是明代官方认可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以推行教化为目的，有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固定的聚会场所。宣读“圣谕六言”是乡约聚会中的核心内容，在明万历年间，政府甚至颁布法律规定各地建立乡约宣读圣谕。有史记载，“独赖乡约圣谕，朝夕宣扬”致使“民兵不呼而自集，城守不戒而自严”，可见乡约宣讲圣谕对教化百姓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许多宗族的族规家规的制定也以“圣谕六言”为核心，族规家规的第一条往往就是“圣谕当遵”。明朝人认为，圣谕中包含做人的基本准则，遵循圣谕才是做好人的基本标准，不遵循则是恶人，因而“圣谕六言”成为族规家规的金科玉律，要求族人必须遵守。之后才是诸如和睦邻里、和睦宗族、谨慎婚姻、谨慎择业等方面的要求。
再发展到后来，圣谕也融入到宗族之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自行定期召集族人进行宣讲，内容先是以太祖六谕为主要内容的皇家教诲，而后是本家族的一些传家组训。对族人实行道德教化，使得圣谕深入各个社会组织的基层。安徽休宁范氏曾制定《休宁范氏统宗祠规》，第一条就是“圣谕当遵”：凡为忠臣、为孝子、为顺孙、为圣世良民，皆由此出。无论贤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故自陷于过恶。祖宗在上，岂忍子孙辈如此。今于七族会祭统宗祠时，特加此宣圣谕仪节，各宜遵听理会，共成美俗。祠规结尾还说“宗规一十六款，总之皆遵圣谕之注脚”。温州府永嘉县人项乔（1493-1552）在《项氏家训》中反复提到圣谕六条。他说：“不朽事业诚在人品。圣训六句，乃做人之大略，尤为生员为人师友者所当讲解体念。”在项乔看来，六谕包含了做人的大道理。嘉靖二十九年（1550）《请立族约以守官法》中谈到：“如能使一族之中人人知孝顺父母，知尊敬长上，知和睦乡里，知教训子孙，知毋作非为，知各安生理，三年之中并无官司之忧，又合听将族长、正、司礼鸣之府县，量加奖劳。”可见，六谕中所蕴含的社会秩序是项乔治家的目标。所以项乔将六谕及相关诠释置于《项氏家训》之首，使六谕成为《项氏家训》的总纲。在隆庆年间祁门县文堂陈氏的《文堂乡约家法》中表现得很典型，在其序中云：“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区宇，廓清夷风，以六言胥训于天下。为民有父母也，故教以孝；为民有长上也，故教以弟；为民有乡里也，故教以和睦；为民有子姓也，故教以学校。以至不安生理而作非为者，教之以安生理、毋非为终焉”。万历年间无锡的高攀龙曾多次宣讲圣谕，他说：我等同县之人，若是人人肯相善，人人肯依着高皇帝六言，如此便成了极好的风俗。家家良善，人人良善，这一县一团和气便感召得天地一团和气，当雨便雨，当晴便晴，时和年丰，岂不人人享太平之福，他把圣谕六言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遵守圣谕，不仅能成好风俗，而且还能风调雨顺。只这六句话，一生也做不尽，一生也受用不尽。高攀龙在《家训》中说，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时时记在心上，胜于诵经，自然生长善根，消沉罪过。在乡里作个善人，子孙必有兴者。各寻一生理，专专守而勿变，自各有遇。于毋作非为内，尤要痛戒嫖赌告状。此三者，不读书人尤易犯，破家丧身尤速也。”崇祯年间休宁县叶氏宗族的族规《保世》中看得最为清晰。《保世》起首说：“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开辟大明天下，为万代圣主，首揭六言以谕天下万世。……语不烦而该，意不刻而精。大哉王言！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悉统于此矣。这就说明在当时太祖圣谕已经融入到宗族内部。同时，士人阶层也是宣扬“圣谕六言”教化百姓的重要主体。士大夫主要通过成立地方会社来宣扬圣谕。如明嘉靖年间，颜钧成立的“三都萃和会”，据记载即是“会中启发讲修，无非祖训六条”。同样，明万历年间沈鲤组织的“文雅书社”要求将圣谕写成牌匾，悬挂于门上，使子弟“朝夕出入，仰瞻明命”，进而为乡间百姓做出榜样。此外，书院也是士人阶层宣扬圣谕的重要场所，《虞山书院志》记载：“凡书院讲乡约，堂上设圣谕牌，台上设讲案。”宣讲圣谕时同样配有复杂的礼仪，甚至有类似于宗教唱诗班的“排班”，在宣读六言之外，还包括诗歌等演唱内容，不仅有明确的分组宣唱安排，还有何时揖、拜、叩首等复杂的礼仪规范。当时，不光是宗族社团，书院把六谕奉为家训，行为准则来严格遵守，皇室宗亲也是如此。据记载，河南周王府，每逢朔望，先读圣谕一遍，然后再到圣谕牌位香案前行五拜三叩之礼，礼毕，听《圣谕训解》，并设记善薄和记恶薄，分别记录对遵守圣谕与否的相关情况，以加强对府众贯彻圣谕的监督。
圣谕六言不仅在明代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清朝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逐步发展成为教化民众的主要方式。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范鋐所作《六谕衍义》，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对《六谕》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顺治九年，清廷直接照搬“圣谕六言”，令五城各设公所，每月朔望举行乡约，宣讲圣谕。一直到康熙九年，康熙才别出心裁，在圣谕六言的基础上，演化出“圣谕十六条”。康熙的儿子雍正又将“圣谕十六条”分别注解，成为“圣谕广训”，颁令全国进行宣讲，并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太祖六谕不仅在中国影响广泛，就是在国外也被受推崇。1707年，在福州的琉球使臣程顺则将范鋐所作《六谕衍义》刊行后带回琉球。琉球的和文学者伊世寄（丰川亲方正英）亦对该书进行详细研读，并且做了读书笔记。1732年，琉球三司官蔡温参照这些笔记，颁布了琉球的教科书《御教条》。《御教条》作为教科书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879年琉球被日本兼并为止。后来琉球使者又将《六谕衍义》带到了日本的萨摩藩，萨摩藩藩主岛津吉贵将这部书献给了江户幕府的将军德川吉宗。德川吉宗命令当时的儒学学者室鸠巢将该书翻译成日本语，称《六谕衍义大意》，并作为寺子屋的教科书进行普及（寺子屋就是寺院所设的私塾）。直到明治维新之前，该书一直作为日本的教科。可见太祖六谕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太祖所颁六谕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人亡政息，不光没有熄灭，反而生命力及旺，不仅终明一朝生生不息，其后的清朝也完全继承下来，并且传布海外。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二十篇，所阐述的不就是这二十四个字吗？太祖六谕是对儒家思想很好的概括。所以，历来才会有那么多的读书人来解读六谕，各个家族才奉六谕为圭臬，六谕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一直被世人所学习遵循，不因时代变迁而消失，不因朝代更迭而衰落，不因国界不同而否定，解读六谕的书籍被奉为儒家经典，六谕俨然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了。
在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中“供奉”着一块年代久远、字迹模糊的石碑。石碑约半米高，放置于石座之上，背后衬以做旧的、雕刻着二龙戏珠和“圣谕”二字的木质牌坊，平添了一份庄严。而前面的石碑却显得陈旧而朴实无华，游客需凭借旁边墙上的拓片，才能辨认出石碑上的文字和简单的花纹，上面篆刻着“孝顺父母 尊敬长上 和睦乡里 教训子孙 各安生理 毋作非为”二十四个字。这块石碑究竟有何来历？如此不起眼的石碑为何却被精心保管？
这块石碑篆刻的文字即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言”。据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崇“为治之要，教化为先”(《明史纪事本末》)的治国理念，提出在民间宣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道德标准，后被称为“圣谕六言”或“教民六条”。圣谕语言简练，内容平实，对仗工整且朗朗上口，在朝廷的大力推动下很快深入人心，使百姓耳熟能详，对于明代社会乃至后世的道德教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祖六谕也被称为“圣谕六言”“圣谕六条”“圣训六谕”“圣训六条”或“教民六条”。由于太祖皇帝出身穷苦，在登基称帝之前，受尽了人间苦难，因此在创建了大明王朝之后，他非常重视民间教化，先后颁布了很多法令法规，来引导社会风气，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洪武三十年（1397），为天下百姓留下了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太祖六谕。这也是太祖教化民众的核心思想。
圣谕颁布之后，如何传播和教化民众是个问题，古代信息的传播和宣传远远没有今天这么便捷、迅速，而且大多数老百姓也不会读书识字。为此，太祖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颁布了《教民榜文》，在里面做了详细的规定：“每乡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理事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巡行本里，如本里内无此等之人，于别里内选取，俱令直言叫唤，使众闻知，劝其为善，毋犯刑宪，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铎之人，秋成之时，本乡本里内众人随其多寡资助粮长。（铎是一种中国古乐器，大铃，形如铙、钲而有舌，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用的。盛行于中国春秋至汉代。铎有木铎和金铎之分，使用场合也不同，“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即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木铎，打仗时则使用金铎，郑玄称：“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官府有了新的政令，先派人摇铃四方巡走，以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召集起来宣布）。
以上内容规定了木铎老人的设置数量、资格、职责和报酬。以每村每里为界，各设一个，倘若本村本里没有，则从其他村、里内选取，规定要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理事的人，或者是盲人，令小儿牵引巡行。木铎老人的职责就是直言叫唤：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内容十分简单，老人的报酬则是本村本里内众人随其多寡资助粮食，在宣讲形式上是且走且击木铎，且击且唱“圣谕六言”。流动性很大，此举，即解决了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又能让普通民众在田间地头就听到太祖六谕。十分方便，老百姓也乐于接受。
宣讲太祖六谕贯穿整个明朝，宣讲方式主要依靠三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政府组织的，也就是刚才我们上面说的那种宣讲模式，可以称之为“洪武模式”。嘉靖以后，在乡约中宣讲圣谕逐渐取代了木铎。乡约是民间的一种组织形式，它起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乡约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村委会。它是明代官方认可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以推行教化为目的，有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固定的聚会场所。宣读“圣谕六言”是乡约聚会中的核心内容，在明万历年间，政府甚至颁布法律规定各地建立乡约宣读圣谕。有史记载，“独赖乡约圣谕，朝夕宣扬”致使“民兵不呼而自集，城守不戒而自严”，可见乡约宣讲圣谕对教化百姓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许多宗族的族规家规的制定也以“圣谕六言”为核心，族规家规的第一条往往就是“圣谕当遵”。明朝人认为，圣谕中包含做人的基本准则，遵循圣谕才是做好人的基本标准，不遵循则是恶人，因而“圣谕六言”成为族规家规的金科玉律，要求族人必须遵守。之后才是诸如和睦邻里、和睦宗族、谨慎婚姻、谨慎择业等方面的要求。
再发展到后来，圣谕也融入到宗族之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自行定期召集族人进行宣讲，内容先是以太祖六谕为主要内容的皇家教诲，而后是本家族的一些传家组训。对族人实行道德教化，使得圣谕深入各个社会组织的基层。安徽休宁范氏曾制定《休宁范氏统宗祠规》，第一条就是“圣谕当遵”：凡为忠臣、为孝子、为顺孙、为圣世良民，皆由此出。无论贤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故自陷于过恶。祖宗在上，岂忍子孙辈如此。今于七族会祭统宗祠时，特加此宣圣谕仪节，各宜遵听理会，共成美俗。祠规结尾还说“宗规一十六款，总之皆遵圣谕之注脚”。温州府永嘉县人项乔（1493-1552）在《项氏家训》中反复提到圣谕六条。他说：“不朽事业诚在人品。圣训六句，乃做人之大略，尤为生员为人师友者所当讲解体念。”在项乔看来，六谕包含了做人的大道理。嘉靖二十九年（1550）《请立族约以守官法》中谈到：“如能使一族之中人人知孝顺父母，知尊敬长上，知和睦乡里，知教训子孙，知毋作非为，知各安生理，三年之中并无官司之忧，又合听将族长、正、司礼鸣之府县，量加奖劳。”可见，六谕中所蕴含的社会秩序是项乔治家的目标。所以项乔将六谕及相关诠释置于《项氏家训》之首，使六谕成为《项氏家训》的总纲。在隆庆年间祁门县文堂陈氏的《文堂乡约家法》中表现得很典型，在其序中云：“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区宇，廓清夷风，以六言胥训于天下。为民有父母也，故教以孝；为民有长上也，故教以弟；为民有乡里也，故教以和睦；为民有子姓也，故教以学校。以至不安生理而作非为者，教之以安生理、毋非为终焉”。万历年间无锡的高攀龙曾多次宣讲圣谕，他说：我等同县之人，若是人人肯相善，人人肯依着高皇帝六言，如此便成了极好的风俗。家家良善，人人良善，这一县一团和气便感召得天地一团和气，当雨便雨，当晴便晴，时和年丰，岂不人人享太平之福，他把圣谕六言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遵守圣谕，不仅能成好风俗，而且还能风调雨顺。只这六句话，一生也做不尽，一生也受用不尽。高攀龙在《家训》中说，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时时记在心上，胜于诵经，自然生长善根，消沉罪过。在乡里作个善人，子孙必有兴者。各寻一生理，专专守而勿变，自各有遇。于毋作非为内，尤要痛戒嫖赌告状。此三者，不读书人尤易犯，破家丧身尤速也。”崇祯年间休宁县叶氏宗族的族规《保世》中看得最为清晰。《保世》起首说：“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开辟大明天下，为万代圣主，首揭六言以谕天下万世。……语不烦而该，意不刻而精。大哉王言！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悉统于此矣。这就说明在当时太祖圣谕已经融入到宗族内部。同时，士人阶层也是宣扬“圣谕六言”教化百姓的重要主体。士大夫主要通过成立地方会社来宣扬圣谕。如明嘉靖年间，颜钧成立的“三都萃和会”，据记载即是“会中启发讲修，无非祖训六条”。同样，明万历年间沈鲤组织的“文雅书社”要求将圣谕写成牌匾，悬挂于门上，使子弟“朝夕出入，仰瞻明命”，进而为乡间百姓做出榜样。此外，书院也是士人阶层宣扬圣谕的重要场所，《虞山书院志》记载：“凡书院讲乡约，堂上设圣谕牌，台上设讲案。”宣讲圣谕时同样配有复杂的礼仪，甚至有类似于宗教唱诗班的“排班”，在宣读六言之外，还包括诗歌等演唱内容，不仅有明确的分组宣唱安排，还有何时揖、拜、叩首等复杂的礼仪规范。当时，不光是宗族社团，书院把六谕奉为家训，行为准则来严格遵守，皇室宗亲也是如此。据记载，河南周王府，每逢朔望，先读圣谕一遍，然后再到圣谕牌位香案前行五拜三叩之礼，礼毕，听《圣谕训解》，并设记善薄和记恶薄，分别记录对遵守圣谕与否的相关情况，以加强对府众贯彻圣谕的监督。
圣谕六言不仅在明代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清朝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逐步发展成为教化民众的主要方式。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范鋐所作《六谕衍义》，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对《六谕》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顺治九年，清廷直接照搬“圣谕六言”，令五城各设公所，每月朔望举行乡约，宣讲圣谕。一直到康熙九年，康熙才别出心裁，在圣谕六言的基础上，演化出“圣谕十六条”。康熙的儿子雍正又将“圣谕十六条”分别注解，成为“圣谕广训”，颁令全国进行宣讲，并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太祖六谕不仅在中国影响广泛，就是在国外也被受推崇。1707年，在福州的琉球使臣程顺则将范鋐所作《六谕衍义》刊行后带回琉球。琉球的和文学者伊世寄（丰川亲方正英）亦对该书进行详细研读，并且做了读书笔记。1732年，琉球三司官蔡温参照这些笔记，颁布了琉球的教科书《御教条》。《御教条》作为教科书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879年琉球被日本兼并为止。后来琉球使者又将《六谕衍义》带到了日本的萨摩藩，萨摩藩藩主岛津吉贵将这部书献给了江户幕府的将军德川吉宗。德川吉宗命令当时的儒学学者室鸠巢将该书翻译成日本语，称《六谕衍义大意》，并作为寺子屋的教科书进行普及（寺子屋就是寺院所设的私塾）。直到明治维新之前，该书一直作为日本的教科。可见太祖六谕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太祖所颁六谕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人亡政息，不光没有熄灭，反而生命力及旺，不仅终明一朝生生不息，其后的清朝也完全继承下来，并且传布海外。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二十篇，所阐述的不就是这二十四个字吗？太祖六谕是对儒家思想很好的概括。所以，历来才会有那么多的读书人来解读六谕，各个家族才奉六谕为圭臬，六谕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一直被世人所学习遵循，不因时代变迁而消失，不因朝代更迭而衰落，不因国界不同而否定，解读六谕的书籍被奉为儒家经典，六谕俨然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了。（来自鲁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