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里的宋韵——访绍兴籍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教授

通讯员 周 晶 摄

宋韵是什么？为什么说北宋士大夫特别有“韵”？在9月28日举办的“宋韵文化的传世价值——第七届绍兴文化峰会”上，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朱刚以“宋韵与士大夫文学”为题，发表了他的见解。

这位从绍兴走出去的学术大咖，是怎样走上唐宋文化研究之路的？他对绍兴的宋韵文化传承、研究和建设又有怎样的建议？记者进行了专访。

深耕苏轼

朱刚生长在越城区，那时还叫“城关镇”。“读小学时，我家住在和畅堂附近，初中起进入绍兴一中，改住蕺山脚下。那时候，基础教育不像现在这么‘卷’，决定一个学生能否一步步升学的关键因素，不是家长的投入，而是老师的引导。”朱刚说，在绍兴一中读书时，教语文的董秋成老师、赵文鑫老师都有深广的学识，受他们的影响，他有了研治文学史的兴趣。

沈园里的《钗头凤》碑。

1987年，朱刚参加高考，此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了本科、硕士、博士，1997年留系任教。“我的研究生专业是‘唐宋文学’，硕士阶段学习唐代文学、佛教文学、敦煌艺术更多一些，博士阶段才延伸到宋代。我起初研读苏轼，只是把他当做‘唐宋八大家’中的一家，因为我的研究课题是‘古文运动’。任教以后，也几乎每年都承担‘唐宋文学史’课程。后来，王水照先生带我写作《苏轼评传》，复旦大学中文系又让我承担一门选修课叫‘苏轼精读’，这才逐渐聚焦于苏轼，而上课的讲义在近年整理出版了，就是《苏轼十讲》。”朱刚说，他的博士生导师是王水照。王水照在宋代文学、中国古代文章学及钱锺书研究等领域都有专深研究，是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和拓荒人之一。“我之所以能成为宋代文学或者说苏轼研究的专家，原因很简单，就因为王水照先生的研究特长在此。”

跟随王水照读书的经历，让朱刚受益匪浅。“有一年，钱锺书先生的《七缀集》重版，老先生特意寄了一册给王先生，说这一版比原版有很多修订，你可以对照着学习。因为王先生写过文章，谈如何学习钱先生的著作，所以钱先生这样说，含有诙谐的成分。但我当时直觉，王先生都是大教授了，钱先生还这么说，必定是他的修订中有非常得意的内容。所以我就自己拿旧版、新版对照着研读了，果然收获很大。”朱刚说，后来他就特别关注钱先生、王先生对自己著作、观点的修订之处，这些修订之处往往是后来者可以继续着力探索的学术生长点。“当然，经过这样长时间的反复揣摩，我自己探讨问题的兴趣也就被吸引在相关的领域了。”

除了深耕苏轼研究，朱刚在佛教文学上也有极高的造诣。“虽然我至今没有专门研究过陆游，但目前接触到较多陆游与禅宗相关的资料，准备从这方面入手，加以尝试。”朱刚说，沈园改造前后，他都去过。

“其实我更喜欢改造前的旧沈园，虽然有点荒凉的感觉，但那个带小桥的葫芦池，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朱刚说，用一条长堤或小桥，把水面分成大小不等的两部分，是从苏轼在杭州西湖建造苏堤后，在南宋乃至往后的日本等国，造园艺术中非常流行的一种风尚。庭院总要有水，而水面无论多大，都要有一条它的“苏堤”，这一点很“宋韵”。

宋韵之韵

“宋韵之‘韵’，是一个在文学批评史上较早被使用的术语。就宋代而言，能够代表时代水平的论述，被学界关注的，是北宋范温的《潜溪诗眼》。”朱刚说，这本书并没有原版传下来，只有一个辑本，最初是钱锺书先生从《永乐大典》里面发现的。范温是史学家范祖禹的儿子、文学家秦观的女婿，是一个知识结构非常好的人。他在书中对“韵”的论断是：“有馀意之谓韵。”

那么，什么叫做“有馀意”？“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文本，一个作家，一个创造主体的有关言行时，其基本部分我们是可以了解、掌握、学习的，除此之外还有更丰富的含蕴，是在我们目前掌握能力之外的，是有待探索的，这就是‘有馀意’。”朱刚说，用“韵”字来揭示宋代文化的精神或者特色，未必是所有研究者都能认同的，不过他是可以接受的。
在他看来，宋代士大夫是特别有“韵”的。一方面，是因为宋代离我们的时间距离比较适中，现存史料的丰富度和我们目前达到的解读掌握能力，都呈现出已知部分和未知部分的良好配比。更重要的是，宋代士大夫个体生活的基本轨迹和我们比较接近。
“以官办学校和私立书院的发达，科举和文官制度的完善为前提，一个宋朝的年轻人对人生的基本展望，已经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相似。就是他先去上学，学好后去考试，考上了就有一个岗位，在这个岗位上做得好，又可以一步步升级。”朱刚说，正因为如此，一个宋人内在的精神景观，我们在读到相关资料的时候大致是能够了解的。他的基本情况我们是可以掌握、学习的，他的各种想法不会让我们感觉太意外。当然，由于时代、社会制度、知识结构的差异，我们还会有一些理解不充分的地方，就显得“有馀意”，有馀意就有“韵”。

“除了时空隔离外，所谓的‘馀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考察者和考察对象本身的知识结构的差异造成的。”朱刚以他研究苏轼为例，形象地表述了这种知识结构的差异。“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始终在追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很多的人。当然，我们的知识结构中一定有宋人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作为研究者去追踪宋人，就会发现宋人的知识能力延伸到很多我们所未知的领域。不过，这并不挑战我们的智商，只是挑战勤奋度。如果我们能下功夫了解他所涉及的领域，那么他得出的一些见解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宋韵的创造主体又是谁呢？“虽然我们从总体上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这个‘人民’的范围非常大，当学者研究历史现象的时候，必须根据现存的史料来展开讨论，而传统上，能够进入文献记载的言行的主体，绝大多数具有士大夫身份，只有进入了这个阶层才能获得比较充分的史料记载，所以我们讨论宋代文化时，其创造主体、核心主体——宋代士大夫就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考察视野。”朱刚说。
陆游之外
如果从士大夫文学的角度来研究绍兴宋韵，陆游无疑是绍兴最大的资源。
“作家籍贯与地域文学的关系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传统课题，尤其在宋代之后，地域文学研究的重心逐渐由地方风物转向地域作家。”朱刚说，专论某某籍贯文人的文学成就是宋代文学领域的热门课题。而两浙路作为两宋文学地图上最具意义的区域，名家众多、思想活跃、地域个性突出，对此地作家与文学的研究数量也最多。

“对于越州地区作家与文学的研究，长期集中在南宋诗人陆游一人身上，对其他绍兴籍作家尤其是北宋作家缺乏关注。”最近，朱刚与他的学生、现为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的张弛，正在进行以北宋绍兴籍士大夫为主体的专题研究。在他们看来，在北宋绍兴籍士大夫中，陆佃、华镇等都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陆佃、华镇都有别集流传至今，其中陆佃《陶山集》今存十六卷，华镇《云溪居士集》今存三十卷，具备一定的体量。而目前学界尚未有针对华镇的专人研究，陆佃诗文研究数量也不算多，且尚未被学者注意到的是，陆佃、华镇二人曾有所交集，华镇不仅曾向陆佃写信叙说同乡之谊，还与他同样支持新党、从习新学，他们的思想观念、文学创作存在着一定联系。”朱刚认为，以地域视角考察陆佃、华镇二人的创作，可以丰富我们对北宋绍兴地区文化、文学发展情况的认识。同时，陆佃的诗学还与其孙陆游的诗学趣味相勾连，能够与南宋绍兴文学研究沟通互动，从而推动两宋贯通的宋代绍兴文学史的构建。

“我个人对陆佃的研究更多一些，陆氏家族还有不少人被史料所记载，但陆佃作为王安石最重要的弟子，介入北宋政局更深。”朱刚说，他是在进行苏轼研究时关注到这个人物的。“苏轼一生都卷入北宋的‘新旧党争’中，他本人属于旧党，但跟不少新党的人物有交集。比如他去河南的颍州担任知州时，跟前任有个交接的工作，而这位前任就是新党的陆佃。”

陆佃留下一个别集，叫《陶山集》。在细读《陶山集》的过程中，朱刚发现有不少内容可以纠正当时陆游家世考证中的错误，所以他后来带着还在读研究生的张弛，一起做了《陆佃年谱》。

“地方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我觉得可以有两种思路：一是基于地方的资源，联系到全国；二是从全国的整体格局出发，延伸到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基于陆佃、陆游的相关材料，联系到两宋的文学史、政治史，也可以在文学史和政治史的总体格局中考察这祖孙二人。”朱刚认为，理论上说，这两种思路可以结合起来，结果没有差别，但实际上差别会很明显。“比如，当我们要建设一支学术队伍时，这支队伍是由陆佃、陆游研究的专家组成，还是由宋史、宋代文学研究的专家组成？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因为史学、文学都是基础学科，涉及基础学科的建设，肯定就跟工程学科不一样。”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通讯员 周 晶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