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藩王与豫西北道教 - 历史专题

明代藩王与豫西北道教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中华朱氏网 | 2020/12/15|浏览量:3546

洪武二年（1369）四月，明代定封建诸王囯邑及官属之制。明太祖通过分封制度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帝国的防线上以拱卫朝廷，并授予他们亲王的爵位。正式分封诸王始于洪武三年（1370）四月。根据封藩之制，皇嫡长子以下诸皇子封为亲王，年长即建藩之国，又称藩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亲王故，王世子继为亲王；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立为长子，郡王故，长子继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以下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皆授奉国中尉。明代河南各地藩府林立，属于大藩者有开封周王、南阳唐王、洛阳福王、卫辉潞王、安阳赵王、怀庆郑王、汝宁崇王、禹州徽王等。到隆庆时期，计有“亲王五，郡王八十……并无名禄者共六千八百九十余人”。可谓“河南藩府甲天下”。

学界关于明代河南藩王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侧重于藩府制度、王庄经济、书籍刊刻、藩府与地方社会、部分出自藩府的名士以及个别王府的个案研究，但对于藩王与宗教的活动的研究比较薄弱，原因可能在于这方面的文献记载较少。本文拟通过现存石刻文献对明代豫西北道教与藩王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与豫西北道教联系密切的藩王

位于豫西北的济源王屋山为道教“第一洞天”，在唐代至元代一直是北方乃至全国道教的中心，至明代，道教的主要流派为全真派与正一派。随着统治者推崇正一派以及武当山作为全国道教中心的兴起，王屋山作为道教的地位衰落，但仍然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此外，位于豫西北怀庆府河内县与济源县交界的阳落山一带曾是道教上清派第一代宗师晋代魏华存夫人的修道之地，金元时期阳落山一带的紫金坛、王母洞、桃花洞是比较知名的道家道场，成为王屋山之外的道教活动较为密集的区域。

明代，豫西北的怀庆府是郑王的封地，怀庆府周边在洛阳有伊藩，开封有周藩，卫辉府有潞藩。因豫西北怀庆府境内有王屋山、阳落山两座道教名山，从现存碑刻来看，郑藩、周藩和伊藩与怀庆府的道教联系比较密切。

1.郑藩

明永乐二十二年( 1 4 2 4 年)封仁宗第十子瞻埏为卫王，并在怀庆府城中兴建了卫王府，正统三年( 1 4 3 8年)，未及就藩而薨。明仁宗的第二个儿子朱瞻埈，永乐二十二年( 1 4 2 4 年)被封为郑王，宣德四年( 1 4 2 9 年)，就藩陕西凤翔，因地边远，正统八年，奉诏迁到了河南怀庆，此后怀庆府作为郑王的封地直至明末。

郑藩一脉中诞生的最为杰出人才的当属朱载堉。朱载堉（1536年~1611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酒狂仙客”，又称“端靖世子”。生于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市），系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藩王族嫡世。朱载堉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有“律圣”之称），中国乐律学史上的集大成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创立“十二平均律”数理和音准的科学家，在国际音乐学界享有盛誉。他又擅长数学与天文学，在美术、哲学、文学方面造诣很深，被西方学界誉为“东方百科艺术全书式的人物”。

郑藩世子朱载堉自称“三教中人”，其与少林寺小山禅师交往甚密。位于在少林寺大雄宝殿前的钟楼旁，立有嘉靖四十四年《小山禅师行实碑铭》，碑文记述少林寺曹洞宗二十四世宗师小山禅师的生平功德，落款为“郑藩掌国事德庆王撰文，三教中人狂仙载堉书丹，”碑阴上部刻有朱载堉所书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画将佛、道、儒三教祖师融于一体；中部有线刻《混元三教圣像图》，为自称“酒狂仙客”和“三教九流中人”的朱载堉所绘，赞语曰：“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要在圆融，一以贯之。三教—体，九流一源，百家—理，万法一门”，体现了朱载堉三教合一思想。朱载堉晚年自号“九峰道人”，据说其经常出入道观，与河南道观诸多高道交往甚深，根据当时河南地方生活而创编的一些“应风”道教音乐，一直流传至今。

2.伊藩

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封二十五子朱㰘为伊王，同年即修建王府，永乐六年（1408）之藩洛阳，嘉靖四十三年（1564），“典楧淫暴, 无藩臣礼, 陛下曲赦再四, 终不渝改, 奸回日甚夕, 遂“禁锢高墙，削除世封”，此后即由万安王一系来支撑伊府。由于万历二十九年( 1 6 0 1年) , 神宗封爱子常询为福王，并建王府，便命伊府万安王别筑府于永宁（今河南洛宁）。

伊王朱典楧对于道教推崇，但其实际作为却与道教“清静无为、怡神养真”宗旨大相径庭。朱典楧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袭封伊王，在位共二十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为天坛山撰写《天坛灵应碑记》，落款自号“体玄子”，所撰写的碑文中表现其对于道教思想和修行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并先后两次派藩府官员到王屋山进香创设清醮仪式，以求“进道、求仙、报国、宁家”。但朱典楧“贪而愎，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指，必构之去，既去复折辱之。”嘉靖二十九年朱典楧上奏称“萧墙敝，请垣”，许之，于是侵占官民房屋街道，又夺郡治及学宫之地，以广宫所。设门楼三层、新筑重城，规制仿宫阙。又修建迎仙台、百花台、四季亭、石库拥翠坊、玉虬喷雪坊、乘风御气楼、小团殿、鸳鸯殿、腾光殿、洞天小景、清和宫、怀春宫、颐养宫、世嗣宫等，“崇台连城，拟帝阙”；又攘夺人妻女四百余口，夺民舍三千余处，诳胁人钱财三万两。又闭洛阳城门，大选民女十二岁以上者七百余人，留其姝丽者九十人，不留者令家属用银子赎还，厌恶者甚至委投于虎圈之中。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朱典楧终因行径恶劣，被“禁锢高墙，削除世封”。

3.周藩

洪武三年封太祖第五子朱橚为吴王，十一年改封为周王，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府，历周定王（朱橚）-周宪王（朱有燉）-周简王（朱有爝）-周靖王（朱子垕）-周懿王（朱子驩）-周惠王（朱同镳）-周恭王（朱睦审）-周庄王（朱朝堈）-周敬王（朱在铤）-周端王（朱肃溱）-周王（朱恭枵）共是一代。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再围开封，决河灌城，死者数十万，城破后，朱恭枵及其家眷被明军救出至彰德，后死，国亡。

朱橚家族也是明朝众多藩王中繁衍最快、人丁最盛的家族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素质比较优秀的一支。自始朱橚以来，家传学问，书香永继，并产生了一大批学者、文人。

二、藩王对豫西北道教的支持

明代藩王对宗教的扶持方面既包括有道教也包括佛教，但相对偏重道教。道教为本土宗教，自洪武帝朱元璋开始，其后历代皇帝多崇奉道教，利用道教加强统治。作为皇室世袭贵族和地方精英阶层的藩王对于道教的支持体现了其对于道教的认同以及地方社会中不同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对真武大帝倍加尊崇，特封湖北武当山为真武大帝道场，道教活动中心随之南移，王屋山在全国道教中的地位日趋下降。尽管如此，王屋山仍不失为道教重要活动场所，不少重要宫观庙宇随着社会的稳定，还是陆续得以重建。明正统十二年（1147年），明英宗御赐天坛大紫微宫《道藏》经一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世宗为天坛大紫微宫御制敕文，王屋山大型法事活动得以复苏。

明代藩王对于道教的扶持主要体现在结交道士、刊刻道经，撰文颂扬，捐资修建道观以及修设清醮举行道教仪式等方面。从怀庆府现存碑刻来看，郑藩、伊藩及周藩对于怀庆府道教的扶植主要体现在捐资修建道观、撰文弘教等。明代中后期，由于“藩禁”政策的实施，藩王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藩王对道教的支持活动更多是通过王府官员代为实施。此外，王府官员、家眷也多有参与道教的支持活动。因此文中所述藩王不仅仅包括亲王、郡王及王府，还包括藩王宗室中较低级别的成员及家眷、王府官员等。

1.结交道士，撰写碑文

明代，王屋山也涌现过不少道教名师。如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的再传弟子陈性常，宣德八年（1433年）入王屋天坛山望仙坡结庵修道；赵真嵩至王屋山受戒三年，成为全真道第六代传戒律师；王常月号昆阳子，为全真道第七代传戒律师；伍守阳自号冲虚子，拜师王常月，叠受三大戒，为全真道第八代传戒律师，著有《仙佛合宗》、《天仙正理》等道书。

从碑刻来看，郑藩、周藩均有与道士的交往。《天坛修造白斋道人张公太素行实之碑》记载，正德四年(1509)，郑懿王朱佑檡令王屋山总仙宫白斋道人张太素主持修建怀庆府玉清宫、玉皇阁。张太素为全真派道士，“师姓张氏，俗□□□，派名太素，别号古拙子。籍占山西平阳府蒲州万泉县绵上乡丁樊村人，……闻覃怀济渎盘谷之胜，复渡河迤□而来，由是得入王屋山，见山水奇绝，知为十大洞天之首，暂憩于阳台宫白云洞，此弘治六年也。闻玉泉奄程公守然，道风高卓，乃完真堂蜕质张公常真之高弟也。邂逅间，遇程公于紫微宫……，遂礼程公为师，嗣派太素，弟名太希，授以返还无为之旨。”张太素为对于王屋山的主要功绩是其在弘治到嘉靖年间(1498-1523)对天坛道场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重建、扩建，对于明代中期王屋山天坛总仙宫诸殿面貌恢复以及全真派的传承有重要的影响。郑懿王朱佑檡令请张太素修建怀庆府玉清宫、玉皇阁一方面体现了张太素在怀庆府道教的影响力，也体现了郑王府与名道张太素有一定的交往。

应道士之请撰写碑文也是藩王与道士交往的方式之一。王屋山紫微宫立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天坛灵应碑记》，便是伊王朱典楧应天坛山主持道士李中来之请，为天坛山撰写碑记。在碑文中写道：“久谙老氏之学，其上者清静无为，怡神养真，而其次则呼吸导引，亦能固其筋骸，养其精气......”，伊王朱典楧自号体玄子，与时任王屋山天坛的主持道士李中来有交往，从碑文可见其对于道教修行方式和思想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万历甲戌年（1574）郑王朱厚烷在复爵后不久为温县的洞微观撰写了《重修洞微观碑记》。“慕玄者欲修其德，先奉诸神，故有太上诸神之设，而探妙之理，此观之所由建也”。从“立德、立功”的角度阐述了修建道观的功德。

除此之外，藩王也会借助道士做法事驱除妖孽。郑藩王府曾为妖孽侵扰，于是郑王便聘请当时的高道杨布袋驱魔除妖。

2.资助修建及重修道庙

资助修建道观是藩王对于道教扶植活动的主要内容。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颁布寺观归并令，后者在六年后被收入《大明律》，依次法令，明代对于宗教采取抑制和利用的政策，禁止私建庙宇道观，从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虽然明代怀府的道观新建寥寥，但却有大量的对前代寺庙道观重修活动，其中也能发现藩王新建的道观。

位于王屋山天坛山顶立于明嘉靖三年（1524）的《天坛修造白斋道人张公太素行实之碑》记载：“（正德）三年三月，郑府令旨召赴怀庆府玉清宫，助缘修玉皇宝阁。”另据府志记载“玉清宫，在府治西。明宣德五年（1430）建，成化元年（1465）修。”可见，建于正德初年的玉清宫为郑藩修建的一座新道观。

明正德十五年（1520）何塘撰文的《重修阳台万寿宫三清殿记》中记载：“郑府承奉司秦恕，典善赵喜、傅成、马勉、李贡、张伯禄、李贤、李周、丁堂、郑章、何朝玉、何秀”。承奉司为亲王府设置的宦官机构，洪武十八年（1395）定制设承奉司，掌亲王及妃嫔的衣食起居，有承奉正，正六品，承奉副，从六品，所属典宝、典膳、典工三所。郑王府如此众多的宦官参与阳台万寿宫三清殿重修落成以及立碑仪式，极有可能是郑懿王朱佑檡的直接资助了这处道观的重修。

藩王参与道庙修建的活动有时还需要上奏皇帝得到批准，这可能就是受明代对于修建寺庙道观宗教政策限制。灵山洞位于王屋山王母洞东灵山峰山腰，与王母洞共称王屋洞。嘉靖二十五年（1546）明世宗朱厚熜赐准周王府建灵山洞山门、第一洞天门、九天门、七宝门。另外《周王府令旨碑》还记载了周藩汤溪王府捐资铸造王母铜像并安放于灵山洞。嘉靖四十三年（1564）之后，伊藩由万安王一脉来支撑，万历三十九年(1566年)经神宗朱翊钧准赐洛阳伊藩万安王在王屋天坛山建“无极玄窍门”即南天门。

捐资修建道观的重要目的是通过道教或疾祷或还愿。在《天坛修造白斋道人张公太素行实之碑》中载有正德十年(1515)，开封府周府胙城王孙、辅国将军因有疾祷于天坛，遣使赍书币，命张太素崇修天坛顶之三清殿，铁瓦铜脊五间，元君殿、王母殿各三间，俱南向，左右列南北斗殿各五间，东西向，中修轩辕授道三级瑶台一座，台下又建玄帝殿、三官殿、救苦殿各三间，四圣殿一间，左右云堂共六间，东西向，各殿铸塑圣像凡一百三十有四尊，坛顶道院又建仙官殿三间廊庑二十间道院门徒所居方丈四十余间。这次工程又耗时了八年，使王屋山天坛道观的规模大为扩展。有了藩王宗室的资助，王屋山天坛道观重建之后金碧辉煌，蔚为壮观。

嘉靖十五年，“郑府丹阳王妃王氏因为自身感疾，敬差永寿县主仪宾陈永贞乞许重粧雷声普化天尊”，并在静应庙立石为记。隆庆六年（1572），《紫金坛创修庙门记》记载了周藩永宁王府九奉国将军朱勤莫，因父疾病，向紫金坛祈祷有灵，不久其父病愈，而出资创修庙门的事迹。此外，在万历二年，周府永宁王府还捐资重修了紫金坛山门。

捐资修建道观的人员除了藩王，还包括众多的藩王宗室，家眷。府志记载：“玉虚观在郡城西南沙冈村。相传创于汉时。明嘉靖二十四年，郑藩乐安郡主重修。” 嘉靖二十五年《紫金坛朝阳宫碑记》载有：“汝阳王仪宾曹来福......，镇平王仪宾复吉、范受常氏、马应其赵氏；周恭王夫人钱氏、典□弟□□隆；周府仪宾徐宝，杜氏........汝阳王仪宾刘鑑，任世福.......周恭王娘钱氏...镇平王仪宾□□”。嘉靖三十二年《灵官洞碑记》：周府汝阳王五镇国男六府辅国将军安浮、周府胙城王老六府四府辅国男大奉国将军睦楹 .......汝阳府仪宾侯觐。上述碑记的捐助名单里，除了藩王宗室及家眷，可以看到有周藩本府以及汝阳王、镇平王众多王府仪宾的身影。仪宾本来是藩王府内设宗人府文官的名称，洪武二十七年（1394）诏令郡主之夫授予宗人府仪宾职事散官，从此仪宾也就逐渐成了郡主夫婿的专用称呼。后来明文规定：“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县主，孙女曰郡君，曾孙女曰县君，玄孙女曰乡君，婿皆仪宾。”

捐资修建道观的人员中还有为数不少的藩府内官等人员，不排除这些官员是受藩王的指派参与道庙的修建活动，而且不少道庙的修建得到多个藩王的共同支持。明正德二年（1507）王屋山《重修紫微宫玉皇殿记》有“伊府内典宝孙达，沈府内典宝董宝”。内典宝为管理王府内库的官员，洛阳伊藩和潞州沈藩的官员共同参与了王屋山紫微宫玉皇殿的重修。

旗校为王府旗军的校官，属于藩府武官序列，负责藩王出行时的仪仗队。《天坛修造白斋道人张公太素行实之碑》载有：郑府议卫司旗手所小旗孙让，□典膳张福，汴城祚城王府管领天坛大顶善事王规、张□。郑藩的旗校还资助了阳落山桃花洞的重修。明正德三年（1508）阳落山《重修桃花洞记》中载有：“郑府旗校王淮、王东、张弥。郑府旗校张鉴，朱祥”。

承奉司掌王府一应具体事物的办理与辅导之职，为王府内相。在碑刻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明末藩王衰败之后，藩府官员有出家为道的记载。崇祯四年（1631）立于阳台宫玉皇阁东侧的《荆之琦功德碑》载有：桃园洞郑府内相出家张玄存。

3.资助举行道教科仪式

藩王对于道教活动支持的方式还包括资助举行道教仪式活动。明代初年，官方明确将道教划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派，明太祖朱元璋顺应时俗，从宣传封建伦理纲常的目的出发，直接干预宗教仪式的编定和规范，组织道士重编《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等诸多斋醮科仪道典，并于朝廷的祭祀活动相结合，用于皇室和国家的祈祷仪典。据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天坛灵应碑记》，末代伊王朱典楧在为天坛山撰写碑记之外，还敬遣内官周来非，书办官吴永山，军上王永飞，赉捧香巾，远献与神，修建清醮一百二十分位。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伊王朱典楧又遣内官王载，典膳练江到王屋山紫微宫进香，并“修建清微灵宝进道求仙保国宁家醮筵三昼夜”，伊王期望通过修建斋醮仪式实现“进道、求仙、报国、宁家”之愿望。普天大醮为道教级别最高且规模最大的仪式，共计有神3600分位，伊王启修的“清微灵宝进道求仙保国宁家醮筵”，修设“三界四府万圣千真醮三百六十分位”，可见这次斋醮的规模较小。

《正一威仪经》称：醮者，祈天地神灵之享也，亦有多种。道教的醮法按照神名来划分，因为道教是多神教，神仙又随着历史朝代的不同有所增删，而道教的醮法因事而设，因神而设，随时定制，其种类也不断的变化。明周思德《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礼成醮谢门》中就收录有八十九种醮。清醮是道教科仪的一种，一般用于为生者祈福谢恩、解厄消灾、祈雨祈晴等，也用于民间的聚会祭神。伊王所资助修建的清微灵宝进道求仙保国宁家醮筵，从名称上看应该属于清微派在继承灵宝派斋法的基础上形成斋醮科仪。清微派为宋代出现的新符篆道派，该派自称其法出于清微天玉清元始天尊，故以清微名其宗。南宋时期清微道法大行与世。

三、结语

综上，从明代藩王对怀府道教的支持活动来看，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明武宗正德年间以及嘉靖年间。位于怀府的郑藩以及邻近的周藩、伊藩比较频繁的捐资修建道家宫观等活动。且主要围绕着王屋山和阳落山两大道教集中区域进行。其中伊藩的活动主要在王屋山，而郑藩、周藩的活动主要在阳落山。藩王直接参与的活动有四起，主要内容是为修建道家宫观撰写碑文，举行道教斋醮仪式。其他多为藩府宗室及官员参与捐资修建道观的活动。还有郑藩、伊藩共同参与的道教支持活动。

从碑刻可见，明代活跃在河南怀庆府王屋山、阳落山的是道教全真派。主要以龙门派与华山派为主，紫微宫、总仙宫、阳台宫、二仙庙、玉清宫等属龙门派，龙泉观、桃花洞属华山派。从藩王对道教修建的资助情况来看，并未有倾向性选择。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郑藩、伊藩、周藩对于怀府道教的资助。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多数情况下藩王对于佛教和道教都给予支持。郑藩与月山寺的关系比较密切，月山寺山门的“明月山城”匾额也是郑恭王朱厚烷所题，郑府承奉宦官阮吉曾捐巨资重修月山寺大士阁，月山寺至今尚存弘治五年(1492)由郑王朱瞻埈的后人出资、住持继安立石，为朝廷大内总管阮吉修建的“郑府承奉阮公之塔”。弘治三年郑藩捐资重修了位于阳落山附件的玄谷山太平寺，郑王亲自题写了“大雄宝殿”匾额，同一时期郑王还资助重修了温县慈胜寺；正德八年，郑藩官员捐资重修了沐涧寺前殿并造像，万历二年，郑藩资助重修尧圣庙山门，郑王朱厚烷亲书山门脊枋墨书题记；万历十一年，周藩宗室捐资重修了云阳山圣寿寺佛殿及迦蓝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