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副总长做校长

1905年，朱瑞出生于江苏宿迁，先后在广州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的七大闭幕后不久，党中央决定让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主要与美国和国民党代表谈判。朱瑞认为自己实际锻炼不够，便主动向毛泽东请求：我准备把后半生交给大炮，和大炮交朋友，为建设我们自己的炮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高兴地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1945年6月底，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该校是在八路军炮兵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朱瑞到任第一天，就给全体师生作动员，要求大家通过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把所学科目学得滚瓜烂熟，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把自己培养成称职的炮兵指挥员。开学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抓训练工作。除了开会，他几乎和学员们成天泡在炮场，观察指导学员操作训练，甚至亲自为学员作示范。训练结束后，朱瑞及时进行讲评。他这种深入实际、深入教学的作风，有力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

为增强学员的感性认识，提高对训练基本功的认识，朱瑞邀请迫击炮队队长赵章成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实弹射击表演。赵章成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和神炮手，他把迫击炮座往腿上一放，连续打出几颗炮弹，弹无虚发，颗颗命中，学员们看了无不拍手称好。朱瑞见机大声说：赵章成同志的迫击炮百发百中，被大家称为神炮手，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怀着一颗赤胆忠心。他要求学员们向赵章成学习，加紧训练，练出一手过硬功夫。在朱瑞的号召下，炮校掀起一股训练热潮。

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十分困难。尽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炮校予以关怀，但无论是教学设备还是训练器材都严重不足，甚至粉笔都供应困难。朱瑞号召大家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克服困难，搞好教学和训练。学员们热烈响应，很快就制作了代用炮镜和代用观测仪，自己动手绘制炮弹解剖图，有的还用黄泥和木材制作炮镜，解决了不少训练问题。延安炮兵学校在短期内就培养了1000多名干部，成为我军炮兵建设的重要骨干。

林海雪原追寻大炮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指示朱瑞率领延安炮校全体人员赴东北接收日伪军炮兵装备。当他们到达沈阳后，由于驻扎东北的苏军没有明确表态，意味着原定的“接收装备，招兵买马”的计划完全落空。面对突然变化，满腔热情的炮校师生无不忧心忡忡。朱瑞勉励大家发扬“万事不求人，一切靠自己”的精神，采取“分散人材，征集两材”的办法，到各地征集火炮和相关器材。朱瑞的一席话让炮校师生重新振奋起来。炮校党委把朱瑞总结的“分散部队，收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作为工作方针来落实。在东北广袤大地上，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自长春，北到虎林，只要是日本军队驻防过的地方或有炮遗弃的地方，炮校都派人去了解收集。

一次，参谋接到当地群众报告，说日本人撤退时曾把几门大口径野炮和炮弹扔到镜泊湖。朱瑞听说后，立马冒着零下40度严寒，带领战士在湖上用镐头砸坚硬的冰层，手震麻了，虎口震裂了，但他们打捞火炮的决心却没有退却。当破开四五尺厚的冰层，露出炮身时，朱瑞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大声嚷嚷着“快去找绳子，把它拽上来”。不到一天的时间，朱瑞和战士们打捞了3门野炮。朱瑞还通过苏联克拉辛炮校时期的同学关系，从苏联红军部队接收了十几门大炮。

至1946年5月，炮校师生共收集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以这些装备为基础，我军很快在东北组建了80个炮兵连，1个高炮大队和1个坦克大队。事实证明，朱瑞当时审时度势制定的方针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

组建新式炮兵威震辽沈

东北刚组建的炮兵连，有什么炮就装什么炮，编制、装备不统一，力量分散，指挥不便。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成立炮兵调整处，朱瑞兼任处长，协调总部处理炮兵建设调整事宜。朱瑞替民主联军总部起草了4个炮兵命令，使东北炮兵由分散发展走向统一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

1946年7月颁布的炮兵第一号命令指出炮兵的建设方针，即“广泛的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使用”。10月颁布的第二号命令，决定成立炮兵领导机构，任命朱瑞为炮兵司令员，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发展我军炮兵部队，使炮兵迅速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指挥炮兵作战，协助总部组织炮兵与其他兵种协同作战。1947年又颁布了炮兵第三、四号命令，对炮兵编制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完善。至1948年8月，东北部队共建立16个炮兵团，2个高射炮团和几十个师属山炮营，拥有各种火炮4600多门，为辽沈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7年上半年，朱瑞率50多个炮兵连队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相继取得丰硕战果。1947年的冬季攻势，在朱瑞领导的炮兵有力配合下，我军共歼敌15.6万人，收复城市21座，民主联军总部在嘉奖令中指出：在这次冬季攻势中炮兵“起了重大作用”。经过多次实战，我军炮兵战技术水平和指挥能力逐步成熟，发展到能支援步兵攻克十几个师、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

朱瑞还研究提出一系列适用于我军的炮兵战术原则，主要包括步炮协同、集中使用火力，攻坚作战，快、准、猛等。这些战术原则对我军炮兵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人民炮兵建设进入正规化作战阶段。时至今日，步炮协同、集中火力、快准猛等战术原则，仍是我军炮兵火力运用的基本原则。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在朱瑞指挥的强大炮兵火力的猛攻之下，被誉为“固若金汤”的义县防御工事瞬间崩塌。但在攻坚战斗中，朱瑞不幸触雷壮烈牺牲。这位文武兼备的年轻儒将，在新中国露出希望曙光之时遗憾地停止了奋进脚步，实现了他“始于斯，终于斯”的铮铮誓言。10月3日，中共中央唁电对朱瑞牺牲特致深切悼念，同时将东北炮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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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1905—1948），江苏省宿迁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1924年高中毕业后，朱瑞到上海报考国立广东大学，在复习期间，经同学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1925年冬，朱瑞以左派青年的身份，获准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2月24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国外留学生活。1927年夏，共产国际安排朱瑞进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6月，朱瑞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7月，朱瑞在毕业考试和实弹射击中获得第一名，受到了炮兵学校领导的嘉奖。毕业后，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懂军事的人才回国创建革命根据地，经共产国际决定，朱瑞回国。

    朱瑞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两年后，于1932年1月8日来到了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五军团训练队政委、红军学校教员、红十五军政委。1932年6月后任红三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1933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4年8月，朱瑞调到一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10月14日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瑞就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参与华北敌后抗战领导工作。1939年5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山东敌后抗战力量的领导，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前往山东统一指挥八路军第—一五师和山东纵队。8月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朱瑞任书记。10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赴延安，中共中央决定由朱瑞任山东分局书记。

    此时，山东形势非常紧张，日军已侵占了山东大部分县城，并继续增兵，加强在山东的军事力量，同时开始对山东初步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国民党为了夺取对山东的控制权，也调整了部署，1939年初调东北军于学忠部入鲁，建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5月，又调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入鲁，抢占了沂、鲁山区和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地区。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断制造摩擦，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山东战场上形成了敌我友三角斗争的严重局面。面对这种尖锐的斗争，朱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山东分局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山东军民的主要任务是：尽一切力量抓好政权建设，迅猛扩建军队，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抗日统一战线，坚决消灭反动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壮大人民力量。

    朱瑞首先把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他和分局的其他负责人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发展山东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敌后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在各地逐渐建立起大片根据地。先后开辟、扩大了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10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了冀鲁边、鲁西、湖西、鲁南、鲁中、清河、胶东7个区党委。遵照中央关于“努力扩大、加强军政工作，使主力部队党军化、正规化”的要求，朱瑞根据山东八路军部队的具体情况，亲自组织领导了以提高部队素质为主的第二至第五期的整训工作。朱瑞对整训工作抓得非常仔细，亲自拟定每期的整训方针、计划和要求，要求在整训中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关系的教育、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整训中，朱瑞和徐向前报经中央批准，从一一五师抽调了2000多人充实山东纵队骨干力量，从山东纵队抽调3万余人补充一一五师，使两支部队的战斗力都得到了充实和提高。

    抗日战争初期山东省的各级政权，基本上都控制在以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手中，致使八路军部队的给养得不到保障，给坚持敌后抗战带来严重的困难。朱瑞一到山东，就立即致电肖华：“你处应即拟定具体规定，向鲁北发展，树立各县抗日政权。”1939年9月20日，山东分局向第二（鲁西）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肥城、泰安两县，应即经过民主选举方式选出县长。10月15日，山东分局又指示第三（胶东）区党委：“应以蓬、黄、掖三县政权为基础，立即建立专员公署”，“不让步地推行三县的县政权，对故意不执行行政令的区乡长应进行选举”。并要求各部队把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让一些军队的负责人兼任地方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都参与地方政权建设工作。1940年2月，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在“分局成立政府工作部，对内为实际上的领导及执行机关，统一山东政权工作”，“各区委之政府工作部门，实际应为主任公署统一各专署之领导”。同时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即成立县和专区政权。到1940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个主任公署、66个县政府，民主选举了41个县参议会，建立了山东战时行政工作委员会，使山东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根据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确定了“拥护于学忠，打倒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派”的统战政策。

    朱瑞亲自负责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团结争取下，东北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始终保持中立。后来东北军内的少数将领在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和顽固派的挑动下，虽然也一度参与了反共摩擦，但山东分局继续把他们同顽固派区别对待，一方面要他们顾全大局，同时作适当让步，以示友谊。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给予还击，促其觉醒。由于实行了这一正确政策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东北军内部很快发生了分化，多数继续保持着中立，只有少数转向顽固派，对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积极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千方百计地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处心积虑要消灭八路军等抗日部队，是山东顽固派的总代表。以朱瑞为首的山东分局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上充分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在军事上进行坚决反击。从1940年1至3月间，清河、鲁中、滨海、胶东等地连续发起了武装自卫。8月，先后调集山东纵队一、二、四支队主力和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一部，反击沈鸿烈部的进攻，收复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使沈鸿烈的部队损失过半。1941年春，为了策应华中的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山东军民在分局的领导下，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这次自卫反击战以胶东为中心，集中山东纵队五旅、五支队及三旅一部，由许世友、林浩、吴克华等直接指挥，一举收复牙山，会师桃村，围攻发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歼灭蔡晋康、赵保原部5000余人。冀鲁边、清河、湖西、鲁中、滨海等区也先后取得了反顽作战的胜利。

    在进行反顽作战的同时，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又及时地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山区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与华中的联系、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战略方针。山东八路军运用灵活战术，内外线结合，积极捕捉战机，不断打击和消灭日伪军，先后粉碎了日军20多次“扫荡”。1941年11月初，5万日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4日，一一五师师部在沂南县留田一带被日伪军2万余人团团包围，5日夜间，在罗荣桓的指挥下，利用夜色掩护，一一五师师部悄悄突出重围，被称为“无声的战斗”。30日拂晓，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司政机关一部，在大青山遭敌合击。经过浴血奋战，上述领导机关及领导人突出了合击圈。在反“扫荡”中，八路军作战150余次，歼敌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铁壁合围”。在反“扫荡”结束后，朱瑞立即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号召大家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振作精神，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

    1942年是山东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根据地面积缩小，武装减员，群众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3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返回延安途中，由苏北来到山东检查工作。他首先肯定了山东工作的巨大成绩，使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站稳了脚跟，为今后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1939年11月指示山东党组织“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和政权建设还不够巩固。为了指导山东的工作，刘少奇在山东住了4个多月，帮助分局开展工作，并向干部作了《群众路线》《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论党内斗争》等报告，为山东党组织指明了斗争方向。

    遵照刘少奇指示，山东分局负责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开展整风学习。朱瑞首先作了认真的自我检查，他认为：没有认真、切实、普遍地组织与发动广大群众，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造成根据地不够巩固的根本原因，这不仅是工作上的缺点，而且是个严重的群众观念问题，也是阶级观念薄弱的表现；统一战线政策上，注意了尽量争取朋友，但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认识不够，因而过多地强调了联合，对于必要的斗争强调不够；锄奸工作中，虽然按照中央的指示，处理了“湖西事件”，但没有从这一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以致后来在某些部队和地区又出现了错误现象。他还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并对分局工作中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分局其他领导人也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开诚布公交换了意见。在此基础上，朱瑞代表山东分局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号召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争取优势，争取最后胜利。

    根据刘少奇的指导意见，山东分局首先从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入手。5月中旬，分局通过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抽调3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由朱瑞亲自带领，分赴临沭、莒南2县9个中心区30个村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试点工作。试点中，朱瑞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及时克服了部分干部中急躁冒进、不从实际出发、包办代替的错误倾向，保证了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6月下旬，朱瑞代表分局作了试点工作报告，随后在山东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广大农民从运动中得到了利益，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好处，因而更加拥护党和民主政权，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在群众的经济要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分局又引导他们提出政治要求，如建立抗日武装，整顿、扩大群众性的救国会组织，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等，不断把斗争引向深入，为扭转敌后斗争形势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分局还通过开展整风学习，转变工作作风；实行精兵简政，自力更生，厉行节约；进一步落实了“三三制”政策，并通过合理负担，调整了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对敌斗争方面，改变了斗争策略，提出了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指导方针，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利用各种战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利用日伪矛盾，加强对伪军的分化瓦解等。1942年11月，肖华代表山东分局赴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北方局对山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1943年4月至7月，山东分局召开区党委书记联席扩大会议（又称高干会议），以整风精神统一了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深入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朱瑞在会议结束时作了《山东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这次会议的召开及报告文件的形成，标志着山东党组织对敌斗争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1943年9月，朱瑞奉命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接任。

    朱瑞在山东工作4年间，为创建和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发展和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瑞到达延安后，因七大延期，中央决定朱瑞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7月七大闭幕后，中央决定朱瑞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叶剑英负责同美方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不久，延安炮兵学校组建，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8月，中央决定，将延安炮校迁往东北。朱瑞便率领炮校师生，前往东北组建人民炮兵。1946年7月，东北军区根据朱瑞的建议，及时成立了炮兵调整处，并任命朱瑞为处长，负责全军炮兵的建设和调整工作。10月，朱瑞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校长。到1948年8月，东北炮兵已发展到16个团，共有山炮、重迫击炮等各种火炮4700余门。朱瑞为创建人民解放军炮兵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12日，首先包围了义县。炮兵进入阵地前，朱瑞亲自带领负责主攻的几个炮兵团长到前沿察看地形。10月1日上午,朱瑞下令开炮。第一颗炮弹呼啸一声划破长空，落在义县城墙上。随之各种口径的火炮一齐发射。顷刻间，城墙就被撕开一道40多米宽的裂口。攻城战士争先恐后沿着炮兵轰开的突破口，冲向城里同敌人展开巷战，不到6个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朱瑞为了及时了解和总结炮兵开拓突破口的情况和经验，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就从指挥所出来，向突破口跑去，不幸触雷牺牲，英年43岁。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