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以后至清代前期，赣南不断有来自闽西、粤东客家居住地的大量流民相继涌入各地定居。由于闽粤客家不少是经赣南中转而徙居闽粤各地的，故对这一现象称之为闽粤客民对赣南的回迁。对此，一些县志和氏族谱牒也多有记载。

如《南康县志》载：“雍正九年，东粤新民五十一户入籍南康”，“自雍正九年新民立籍，……至今(指乾隆时——引者注)土著之民渐居其少，外来之民日居其多。”“全县共数百姓，聚族而居，多赣县信丰遂川兴宁河源客籍。”潭口“清初兴宁人徙来占籍者众，人坚毅刚武，任气尚勇……”。《瑞金县志》曰：“瑞邑山陬僻壤，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主弱佃强。”《上犹县地名志》云：双溪乡高洞庙前，黎氏于清乾隆间从福建长汀迁此。

在谱牒方面，上犹县安和乡陶朱村《刘氏族谱》：刘氏于明嘉靖间从广东兴宁迁此建村。紫阳乡珠坑村《江氏族谱》：江瑜英于明崇祯年从广东长乐迁此。金盆乡横岭村《郑氏族谱》：郑氏于清顺治间从广东兴宁迁此；同乡金盆村《朱氏族谱》：朱氏于康熙二十一年从广东兴宁迁此。双溪乡右溪村《戴氏族谱》：清雍正五年戴氏从广东龙川迁此。南康《朱氏族谱》：“朱怀裔自广东河源縣分居南康縣朱坊埠新田垇居住。”但朱怀裔何时迁于此地族谱却未加说明，而且朱怀裔本人的生殁时间也无记载。但其孙锡珍生于公元1650年（清顺治七年）农历八月初三日，曾孙维通生于公元1687年（清康熙丁卯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由此估计，朱坊埠朱氏（后于公元1920年迁出）大致也是在明万历末（公元1620年之前）或天启年间（公元1620—1627年）迁于此地的。

《上犹张氏族谱·汝珍公自述》云：“予原居粤东惠州府嘉应州小都村，本巨家大富也。自明季迭遭兵火，湮殁磨灭，仅存者十之一二。予父自康熙元年癸卯岁（公元1663年）与伯父诸人挈家奔豫章，到时居住南安府上犹县枫树坝杨仙坑，又遇甲寅变乱，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又来营前石溪隘桥头坝居住。”又《上犹张氏族谱·汇修家乘叙》云：“清初三藩叛变，蹂躏西南各省，而闽粤之民多流离于邻疆。及今考之，赣水东西之客民，十九皆间粤籍人也。我张氏派衍于曲江，繁殖于闽南，迨夫康熙初叶，迹避地而北迁。”

《上犹油石罗氏重修族谱》记述：远祖珠公开郡豫章，唐时二十四祖崧公徙吉州。……了孙蕃衍，散居九邑。崧之后有由吉州而徙武宁赣瑞诸郡者，又有进而迁闽迁粤迁楚者，不一其地。油石罗氏始祖罗瑛原住址广东嘉应州万安县三图畲坑堡铺约宋坑甲井头柯树下。传至十五世奇凤，于清初康熙间由广东迁居上犹淡平隘。

崇义鳞潭吴氏族谱旧序》：唐末之乱，吴氏先祖于昭宗天复元年（901年）徙江西抚州，再迁江西南丰县，然后入赣南而至粤东。其十八世孙居广东嘉应州。清顺治间吴氏回迁赣南崇义县。

定南县《莲塘廖氏三修族谱》：廖姓先祖避五胡之扰而迁江南，先后于福建宁化、广东兴宁、长乐居住，明隆庆三年（1569年）迁定南。

宁都县固厚乡中心坑村《衙背黄氏九修族谱》：黄氏于明嘉靖间从福建邵武禾坪村迁此。同乡楂源村《董氏重修族谱》：董氏于明天启间从福建邵武迁此建村。对坊乡丘田村《清流长校李氏重修族谱》：李氏于清顺治间从福建长校迁此建村。员布乡和平村《九都麦由余氏房草谱》：余氏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迁入。

明末清初，粤东、闽西客家大量回迁赣南的突出特点：一是成群成批，以家族迁徙为主，自成村落，而这一时期之前或之后迁入赣南的闽粤客民，则基本上是零散的，居住也是分散的。

二是初入赣南时，因为平旷地带的肥沃之地已为“本地人”所占有，所以大都据山垦荒，或为人佃耕，过着较为艰苦的生活。但由于他们在逆境中求生存，比“本地人”更能吃苦耐劳，且耕植有方，多将泛海所得品种如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引进播种，故得以较快地摆脱了其贫困境地。

随之，一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主弱客强”的局势。如宁都三下乡（今县城以南）的闽客，始则“赤贫赁耕，往往驯致富饶”，后来竟“役财自雄，比比皆是”，致使“城居者家日贫，而产渐为佃有矣”。

“客籍”实力的壮大，甚至迫使一些“土著”不得不迁走。如宁都县赖村乡赖村，原为赖氏所创建居住，故名赖村。明中叶，有宋氏一户数人自闽省徙赖村，后置产发家，竟挤走了赖氏，今赖村徒有虚名而实是宋氏棚客后裔。

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客籍”人口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大，而“本地人”人口却相对少了，地盘亦相对小了。有的地方甚至有“无流（流人）不成村，无广（广东移民）不成墟”的说法。可见这一时期移民数量之多，分布面之广。

既有的赣西南村落大多都是由闽粤客民回迁赣南而建立起来的

闽粤客民回迁赣南的路径及其动因

明末清初，粤东、闽西客家大批回迁赣南的主要途径，与先期宋末元初客家由赣南徙闽粤的途径大致相同，只不过是逆方向而已。即闽西的宁化、清流、长汀、连城等县的客家越武夷山而西进至石城、宁都、兴国、瑞金、会昌、于都、赣县等地；闽西的武平、上杭等县及粤东的平远、蕉岭、梅县、大埔等县的客家越筠门岭而北进至寻乌、定南、全南、龙南、安远、会昌、信丰等县；粤东的五华、兴宁、龙川、长乐等县的客家则越大庾岭进入大余、崇义、南康、上犹等县。三路闽粤客民进入赣南后，也有内部的交叉迁移，但其入赣的主要路径大体如此。

闽粤客民的大批回迁赣南的社会、经济动因，从闽粤方面看主要是：

（1）生存空间的巨大压力。宋末元初，由于受金人南下和元人入主中原之影响，客家人大规模由赣南东北部、中部向西南部转移；由闽西的西北部、西部向闽西纵深和东南南部转移，继而推进到了粤东和粤北。经过朱明一代的发展，粤东、粤北和闽西客家“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类属山多田少，不足供用，于是，乃思为向外扩张。”于是，部分人回迁地广人稀的赣南。

（2）外患。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倭患四起，一些海盗集团与倭寇相勾结，组成海上武装劫夺集团，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猖狂劫夺财物，屠杀居民，掳掠人口，进行骚扰破坏。饱受战乱之苦的闽粤客家，为远避骚扰，一部分回迁于赣南安全地区。

（3）战乱。明末清初，闽粤一隅动荡战乱凡40余年，客民为避难而多有入赣者。先是清军入关，在平定中原后，挥师南下，南明几个政权相继覆灭。清军的进攻矛头旋即指向浙、赣、闽、粤地区，当清军进至粤东、闽西时，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举义反清。迨至义师失败，遂多被迫散居各地，部分进入赣南定居了下来。

接着，顺治十八年（1661年），当郑成功领导的反清义师退出江南入海后，清廷颁布“迁海令”，封锁沿海地区，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向内地挤压，造成“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严峻局面，人口与土地再分配引起的争斗屡屡发生。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生路。随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甲寅之乱，东南一带又罹战乱。闽粤一带客民又只得离乡背井，四出奔逃，或继续往南，或往广西、贵州、四川、云南，或北回入赣。

而从赣南方面的情况看，则主要是：

（1）故乡之情。赣南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客家民系的摇篮和重要发祥地，许多迁往闽西、粤东的客民与赣南存在着远祖关系。“人穷返本”，是人类的通性。闽粤客家在遭战乱或生活上走投无路时，自然会想起自己的“故乡”，想起自己的“远房亲人”，重返故里当是最为重要的优先选择。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崇义鳞潭吴氏，就是其先祖于昭宗天复元年（901年）徙江西抚州，再迁江西南丰县，然后入赣南而至粤东，其后裔居广东嘉应州，又于清顺治间回迁崇义县的。再如上犹油石罗氏，也是先入赣后徙居广东嘉应州，又于清初康熙间由广东迁居上犹淡平隘的。

（2）生存空间的吸引力。赣南原就地广人稀，宋末元初文天祥在赣州组织勤王之师，客家子弟纷纷参加，死伤惨重。另外，更有大批人为避难而转迁至闽西和粤东。由此，赣南的住户和人口分别由宋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的约310，159户、827，709人降至元时（公元1279～1368年）的约121，898户、588，814人。明初，赣南的人口有所回升。但从明中叶始，赣南“盗”乱频繁，人口又呈下降之势。明正德年间王阳明镇压以谢志山、蓝天凤为首的畲汉人民起义后，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现象愈加严重。以至海瑞在《兴国八议》中说：“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弗议。期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而近日荒废，里里有之。……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

迨至清初，1645年7月，由于南明将领降清引兵进入江西，江西人民的抗清斗争蜂涌而起。赣南人民在宁都首揭义旗以后，抗清起义迅速遍及瑞金、石城、兴国、龙南、上犹等县，大小不下数十处。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后，赣南愈显示出人丁稀少、田地荒芜景象。

清同治本《南安府志》卷二十九载：“顺治三年四月初十日，大兵临南安城，其间民多有死难不屈者。师旅之后，继以凶疫，郡户口自是渐凋耗云。”

又据乾隆本《上犹县志·杂记》载：“自康熙十三年至今，（上犹）人绝烟断，空余四壁，孤城一片荒山。……卑县蕞尔荒陬，迭因寇变，土著百姓徙亡过半，田土悉多荒芜。”清政府在稳定政治局面后，为增加田赋，开始募民垦殖荒地。于是，大批闽粤客家人在原先就已在赣南屯垦的“新民”的招引下，纷纷迁入赣南，一时间“赣水东西之客家，十九皆闽粤之人”。

闽粤客民回迁与赣南居民结构变化

闽粤客家的大批倒迁入赣，使赣南的居民结构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此前，赣南居民除一部分畲族（当时又称輋人）外，主要是“五胡乱华”至宋末时期几次人口大迁徙中的中原南来客家先民的后裔，他们较多地保留着唐宋以前中原汉族的习俗和语言的基本特点。其分布以宁都、石城最为集中。

如宁都，南北朝至宋末迁入的姓氏共有40多个，后来发展分布到全县80%的村庄，成为宁都县的基本居民。又如石城，这一时期迁入的姓氏近60个，其后代也散布到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而其他地方则较为稀疏。

如赣县，仅83个村是这一时期建立的，约占全县总村数的2%。南康这一时期建立的村庄仅23个，不到全县总村数的千分之六，“县城眭奚商蔡李五姓与唐江卢姓住最久，但皆唐宋时迁来，亦非土著也。”虽然元至明初赣南各地又有部分客系或非客系的汉民迁入，但其比重不是太大，而且外来居民的迁入还是零散的，居住也是分散的，整个区域的居民结构相对的单纯。

明嘉靖以后，这种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明末清初，粤东、闽西客民大量回迁入赣，且自成村落，散布于赣南各地，迅速地改变了赣南居民的原来结构，重心开始由先期的“本地人”逐渐向闽粤回迁的“客籍人”转移，并使唐宋以来世居的“老客家”与明末清初闽粤回迁入赣的“新客家”融为一体，最终铸成“赣南客家”这一重要民系。

闽粤客家回迁入赣对赣南居民结构、人口数量及其地域分布，以及语言特点等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显而易见的。依据地方史料文献记载和有关研究者的实地考察表明，赣南境内的客家人，30%是“老客”，70%是从闽粤等地回流的“新客”。目前赣南的居民格局就是在明末清初闽粤客家大批回迁入赣后形成的”。

整体而言，闽粤回迁客民主要分布于山区地带，其中尤以寻邬、全南、定南、龙南以及上犹、崇义两县西北部最为密集，约占居民总量的50－70%；兴国、瑞金、会昌、安远等县次之，约占40－50%；赣县、南康、大余、于都、信丰等县以及上犹、崇义两县东南部则人数较少，约占30－40%；宁都、石城两县最少，约占20－30%。

赣南客家由于迁入的时间和来源的不同，所以，到处可以看到同姓不同宗的现象。

如上犹县城五福堂李氏始祖李钦来自新喻泉圹，是唐西平王李晟第七子李宪的后裔。李宪也是来江西的李氏始祖。而同县的其他李氏则是明清之交从广东、福建迁来的，是福建上杭李火德的后裔。前者为“老客家”李氏，后者为“新客家”李氏。

又如，上犹县刘氏也有两支。《刘氏家谱》云：“始祖来自黄沙鸭子湖，从吉州卢陵墓迁来。”是为“老客家”刘氏。另一支则是清康熙、乾隆年间从广东兴宁迁来的。是为“新客家”刘氏。

再如，上犹县《朱氏族谱》载：朱氏七十二世朱仕开，居吉安府；……至八十六世朱朝炳 、朱朝焕兄弟又迁至江西龙泉（遂川）。大约在宋末元初，有一支朱姓迁来上犹石溪洞定居，与本地李姓来犹始祖同时。今县城水南朱姓就是从石溪洞搬来的，是为“老客家”朱氏。而营前大潭塅的朱姓则是清康熙年间从广东迁来的“新客家”朱氏。

（信息来源：朱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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