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黄帝是我们的人文初祖。从黄帝时候起，揭开了中国5000年文化史的帷幕。半个多世纪以前，陕西三原县于右任先生写过一本题名为《黄帝功德记》的书，其中有一篇，名《黄帝与中国文化》，摘引的资料颇为宏富，说明我国古史时期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的创造发明，均始于黄帝时代。并摘录《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若干书籍，如《黄帝铭》、《黄帝四经》、《黄帝内经》等，说明均出于黄帝及黄帝时代。用严格的历史眼光来审查，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有些属于黄帝时代，有些则属于黄帝以后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于先生把上述都归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的创造，则是缅怀初祖情感的流露，那是容易理解的。至于汉代有些著作以初祖作为书名，无疑是当时“黄老之学”盛行一时的表现，实际上不能视为初祖和初祖时代的作品。但从这里也露出了端倪:在西汉时代，有些思想家、科技家和学者们已经把初祖黄帝视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开端。

   我曾经著文，说明黄帝部落开始活动于今陕西北部黄土高原。轩辕黄帝在今陕西省黄陵县沮水之畔奠定了他的功业基础。他死后葬于黄陵桥山(即今黄帝陵所在地)。另外，炎帝部落生于今宝鸡的姜水之畔。黄帝部落在衣、食、住、行方面有伟大创造;炎帝部落对农业生产有杰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黄炎时代开启了中华的悠久文明史。

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并非长期地株守在一个地方，他们的活动遍及黄河中下游及其它一些地区，因而我国不少地方都有有关他们的传说故事。这是合乎情理的事。这些传说浸透着后代子孙对初祖的创业精神的热情颂歌。

   第一、重文野之分。中华文化重视文明而摈弃野蛮。黄帝时代创制衣服、舟车;仓领造字;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生产谷物等等，都是“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重文明的传统发展到西周时代，就产生了文野之分的理论。在《书·舜典》中，有“睿哲文明，温恭永塞”说，把“文明”作为一种美德。《疏》去:“经天纬地曰文，昭临四方曰明”，把文明视为天地间的最高品德。后来在《易传》中又有这样的话:“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乾·文言》)，“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象》)，这是以“龙”比人，说明有文明美德的人能适时行事，其事业伟大而美好，天下文绣而文明。如果缺乏文明的美德，就无法摆脱蒙味野蛮的状态。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说:“不警文，谓之野”;“不警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荀子·礼论》)。苟子认为，不讲究文明就会流于粗野和浅薄，有德行的人是蔑视粗野而耻于浅薄的。这种重视文明而反对野蛮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世代相传，成为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第二、重创造、重自强不息。前面己指出黄帝时代已有伟大创造;黄帝以后，这一重创造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例如战国时代写成的《老子》一书，开辟了中国哲学的新领域，不仅要探索人类社会，而且力求研究自然现象的秘密。《老子》书以“无名”作为天地的始原，“有名”作为万物的本根，虽然这是借用的名词代号，但它们又是外延极大词语，后代任何一项科学上的发现，如果要从哲学上概括，都超越不了“有”与“无”的外延限定。《老子》书系统论述了道家的自然哲学。这种自然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是以一个哲学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老子和道家的自然哲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璀璨的成果，在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与此相联系，中华文化又具有坚韧不拔，勇猛精进的精神。所以《易传》把“天行健”、“自强不息”作为君子应当具有的品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创造发明，不胜枚举。中国文化绝不是封闭的文化。

   第三、重“中庸”之道。黄帝以后，历经夏、商、周，至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总结人们的社会实践经验，达到这样的认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是说，经过长期的实践，才找到一把最合适的尺度，用来衡量人的认识水平和道德素质，它就叫做“中庸”。“中庸”之道是说，说话办事、待人接物等都要有界限，超过或者达不到应当达到的界限，就不能具有高尚的品德。据孔子的学生说，孔子本人说话办事、待人接物，研究学问很符合“中庸”之道。他很温和，又有一定的限度;他教育学生，不放纵，也不苛刻。他有威严而不凶猛，做得恰到好处。

在《论语》中多处记述了多与寡、有与无、实与虚、惠与不费、劳与不怨、泰与不骄等方面的结合与统一。这些都说明，无论是探求知识或是学做圣贤，都要讲究“中庸”之道，避免“过”与“不及”。孔子又将“中庸”称之为“中行”，后来孟子又称之为“中道”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中国人，例如毛泽东，很赞扬“中庸”之道。他于1939年写的一封信里说:“中庸”之道，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致张闻天》，《毛泽东书信选集》)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重社会以群体。战国时期，《庄子·天下篇》认为把“内圣外王”是中华古代文化的总纲。后来《大学》一书把“内圣外王”之道加以具体化。其中所说修身、致知、格物、诚意、正心诸项，是指一个人应当下苦功锻炼自己，使自己在道德上、学问上日益精进，这些就是所谓“内圣”。除此，《大学》所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指一个人不能只停留于个人探求知识和个人品德修养，而要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把家庭管好，最终还要为社会效力，朝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目标前进。这就是所谓“外王”。透过“内圣外王”的字面，可以看到其中合理的内容:一个人学问的大小，道德修养的深浅，要看他为社会服务的程度，看他是否为群体作出了贡献。这样的古代政治文化理想是积极入世的，兼顾个人与社会，同时又把社会责任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为整个社会谋利益，后来引申发展为中华民族谋利益。这才是最高尚的人格表现。

   总之，中华文化有许多珍品，并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今天我们要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加强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而贡献力量。

（2014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黄帝文化研究》，作者：张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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