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再次昭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017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从“战略工程”的高度，提出相关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任务内容及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等，强调“传承中华文脉”“阐发文化精髓”和“加大对国家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珍贵遗产资源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要求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城乡基层，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传统书院是中华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播的重要载体。国家文物局曾开展全国性书院普查，对书院的保护开发利用实施整体推进。

书院发端于唐代、成型于宋代，主要讲授儒家学说，是古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产物，也是华夏先贤的伟大创造。早期书院多属民办，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南宋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学规》），开创了书院制度化与书院理学一体化格局。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历久弥新，离不开书院对儒家道统的持守。历史转圜中，书院几经兴衰流变，但其藏书、讲学、著述、奉祀先儒等教化功能一以贯之；其传承、创新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了千余年中国的命运。宋元明清时期，书院和理学一道担起“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对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和维系中国“大一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书院规制被东亚及世界各地吸纳，成为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与朱子理学相关的书院遗址”作为武夷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多次亲临书院，引领复兴。2017年 9月，在厦门筼筜书院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习近平总书记表明了党和国家对书院复兴的肯定和期许；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期间专程赴岳麓书院，了解书院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等情况，强调要用好历史文化资源。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闽考察期间，在武夷山朱熹园（即“武夷精舍”）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为我们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书院复兴提供了精神指引。

二

宋代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世人尊称“朱子”，是理学集大成者，也是书院文化集大成者。其诞生至终老，包括童蒙、治学、仕进、授业、著述等大部分时光都在福建度过。闽地誉称“理学名邦”“闽学摇篮”，皆同朱熹和书院密切相关。

朱熹一生创办、修复和读书讲学的书院多达 67所。南宋之初“国破世衰”，朱熹救亡图存，在闽北先后创办寒泉、云谷、武夷、考亭等 4所书院，留下他和弟子们构建理学付出艰辛的历史印记和文化丰碑。其中，“武夷精舍”和“沧州精舍”特具历史性意义，朱熹在此修撰《四书章句集注》，完成理学体系构建，培养理学菁英“数百千人”，形成彪炳理学史的闽学。

建于绍熙三年（1192）的“沧州精舍”，位处闽北建阳（今南平市建阳区）的考亭，淳祐四年（1244）宋廷赐名“考亭书院”。考亭书院是朱熹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也是其晚年定居之所。这期间，朱熹被朝中佞臣诬为“伪学魁首”，遭受“党禁”迫害，但他在逆境中坚持讲学著述，捍卫儒道和构建理学矢志不渝；他在人生弥留之际，仍抱病修订《大学·诚意章》和《楚辞集注》，发出护国济民的绝唱。辛弃疾祭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后人将闽学称“考亭学派”，也是对朱熹人格和书院道场的礼敬。

考亭书院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在于其自身价值，是朱子理学集大成和考亭学派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是理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在于其社会感召力，是南宋时期中国理学的研究中心，由此带动理学和书院在各地的兴盛及至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空前发展。

朱熹自办的书院，其设施都很简陋，但学界认为：“以当时的规模而言，考亭书院远不能与（北宋）四大书院相比，但若以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而论，考亭书院足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座书院相提并论。”还有如下看点：一是朱子为政清廉，少有积蓄，但凡自办书院都“自掏腰包”，虽经费短缺，却一概婉拒官府的资助。他率弟子勤工俭学、搭梁叠瓦，茅屋草寮即为书院。显见其公私分明、俭以养德。二是朱熹自办的书院都自称“精舍”或“草堂”，冠名“书院”都是他去世后朝廷或官府所赐，后世的历代扩建是对其思想的褒扬。三是朱熹每逢为官主政一方，都对修复书院、办好书院倍加用心。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在他的主持下得以修复扩建，匡正学风，熠熠生辉。可以说，朱熹是保护和发展书院的楷模。

由此足见，评价一所书院的价值，不仅要看其建筑年份多久、规模多大，更要看其对民族精神的滋养有多丰厚、铸造文明的功绩有几何。

儒学和理学皆为治国之道，书院也必然是教育与政治的交汇。西汉尊儒术、东汉发明造纸和印刷术后，官府私家的藏书大都青睐儒学典籍。故书院在宋代以前主讲“五经”，理学兴起后则以授学《四书章句集注》为主，围绕“仁义礼智信”和“存理灭欲”等思想，完善儒家伦常，规范人们行为，以化解社会矛盾，使国家安宁、天下太平。

南北宋之交，书院尤为重视德育，对督促统治者整饬吏治、节制贪腐和引导社会拯救国家、提振民心等，都产生巨大作用。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旨在纠正南宋学府中谋官逐利、不务实学、追求享乐的不良风气，明示教育的目的不是只为科举取士，最重要的是端正伦理道德，先教“五伦”，掌握做人的基本规矩；再教“为学修身”“处事接物”，培养学生博学笃行，做讲仁爱、重民本、崇礼义、知廉耻和俭约自守、心怀家国、知行统一的经世之才。朱熹为岳麓书院题写的学训“忠孝廉节”，对经世之才的意涵做了精辟诠释，昭示了“有教无类”归根结底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自南宋起，《白鹿洞书院揭示》被立为办学指南，“岳麓学训”成为中国各类学府的立训先声，讲的都是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仅明清时期，与福建书院教育相关的杰出人物就有俞大猷、郑成功、林则徐、梁章钜、左宗棠等民族英雄和顾宪成、黄道周、张伯行、蔡世远、孟超然、蓝鼎元、沈葆桢、陈宝琛、林纾等仁人志士，他们护国济民，功昭千秋。

当然，君主制和宗法制社会环境下的古代书院，不无糅杂封建思想的糟粕。但朱熹弘扬的书院文化总体上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对后世的教育给以重要启迪。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朱子理学被统治阶层奉为“独尊”的教条，用以桎梏人们的思想，致使书院大多转向以科举取士为主，与官学无异而逐渐失去活力。这种状况发生在朱熹辞世五六百年之后，恰恰背离了朱子理学的包容性、创新性及儒家创办书院的初衷。其实，朱子理学及书院文化的核心理念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容，不可能在专制的政治生态中得到真正的传承。清代帝制落幕时，古代书院成为“废科举”的陪葬品而退出历史舞台。

如何秉持辩证唯物史观，对朱子理学和书院文化进行拨乱反正，还其“本来”？如何发掘书院文化的优秀成分，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这也是当代中国重塑文化自信、推进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完成的任务。

三

江河不息，生生新命。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潮涌动，使朱子理学和书院文化从旧社会躯体中脱壳而出，终得涅槃。古代中国官办和民办的书院总计 7500多所，而近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复建的书院数量已远超旧时规模，且呈现日渐增多、方兴未艾的趋势。

新时代的书院发展必然会出现新情况。形态上，有修旧和重建的，也有属于新建的；体制上，有公立，也有民办，包括各类文教机构和企业自办；内涵上则更为丰富，有的讲习典籍，有的鉴赏文物或演绎古装，也有的开展文艺沙龙或书画器乐、礼仪等培训。“书院”牌匾随处可见。书院是华夏先民的精神家园，当代人正唤醒其美好的历史记忆。但面对“书院热”，也必须提出“书院复兴何处去”的现实命题。就是说，当代书院究竟要怎么办？其与书院传统应有怎样的关联？这需要党政部门和学界的因势利导，使之行于正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朱熹题写的书院门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告诫党员干部要心胸开阔、志存高远，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的“用典”，为书院复兴指路引向。

复兴书院的目的是传承包括“立德树人”的办学宗旨和“忠孝廉节”人才观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时代特征；应当以思想道德教育为灵魂，使“继承传统”与“转化创新”融通并进。

“继承传统”，就要专下心来，循序渐进地研习反映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学和理学的代表性著述，选读一些其他百家学说的优秀典籍，通晓书院的发展史及其精华。进而，从三个方面推动书院“转化创新”：一是研习传统文化典籍同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领悟其间的一脉相承之处和时代内涵；二是古典教学同普及现代中外文明、科技知识相结合，扩展胸襟，海纳百川，激发改革开放和创新的热情；三是传授护国济民思想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相结合，落实在凸显“人民至上”和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统一的行动之中。“继承传统”和“转化创新”，都应当不断深化、完善细节，强化可操作性，使书院复兴具体化。

总之，书院复兴要坚持思想道德教育的守正鼎新，克服追求功利化和单纯娱乐化，防止其开展的活动偏离主旨。

四

书院复兴的使命，要靠全社会践履，更需要党政部门担当作为。

其一，整体规划与科学运作书院的保护修复和利用。

重点保护和修复在中华文明史上贡献大、影响大的古代知名书院，积极扶持一批旨在立德树人、转化传统、反映时代风貌的新型书院。把书院遗存、书院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将书院建设列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财政预算，带动民间襄助、成果共享。

引导修复或重建书院设施，主要为恢复与革新书院基本功能服务，为藏书、讲学、学术交流和祭祀先哲先贤等提供良好条件。因地制宜利用书院设施，配套建设相关的历史文化陈列馆或纪念馆，如在考亭书院设“考亭学派”和“建阳古代书院城”等专题馆。古代书院各具特色，设专题馆展陈书院发展史，有助于当代人了解中华书院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此外，还要加强书院保护和利用中的软件建设，以各种方式显现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的标识形态，为学规学训注入时代新意。

其二，着力发挥书院的讲学功能及其社会效益。

首先，要端正“进书院学习”的意识。书院以讲学为主，书院要有“书香”，但当下书院普遍存在讲学甚少或难以为继的问题，其设施多用于接待游览观光或其他活动，未能很好地体现其基本功能和教化的初衷，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生源的不确定和不稳定。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党政部门、领导干部要把进书院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形式和重要内容，提上工作日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织叠加，党员、干部到书院学习，有益于鉴往资今，把悟觉古圣先贤“以民为本”“仁政礼治”的安邦思想同持守党的“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贯通起来，把遵循传统书院“立德树人”“忠孝廉节”的学规学训同坚定党员、干部认同“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立场贯通起来，砥砺品格，增强定力，提高治政水平，从容应对挑战。

其次，要协调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组织党员、干部包括党校（行政学院）的学员，定期到书院听讲优秀传统文化，现场体验，知行统一。安排各类学校的广大师生进书院开展中华文化培训，感悟中华文脉一以贯之的内涵，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中华优秀道德伦理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书院生源以党员、干部和教师为主体，吸引和扩大社会成员的参与，才能敦本办学，让书院复兴名副其实。

其三，注重书院管理体制的健全创新和推进资源整合。

加强书院复兴的政治领导和学术指导，这是由书院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无论修复重建还是新建，都应当做到“三分建七分管”，完善院务管理，形成制度规范，牢牢把握讲学、著述、学术交流和对外传播的思想取向和舆论导向，使书院活动紧贴党的中心工作，在服务大众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始终围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锻造一支政治素质高、学术造诣深并具有经营管理经验的书院工作队伍，建立以在地人才为骨干、吸纳地区外智库力量的兼具研究与管理职能的复合型工作机构。

推动党校（行政学院）和中高等院校同书院广泛合作，联办书院讲师培训班和传统文化教学点，邀请海内外中华文化学者名师到书院授学和会讲，为书院开展活动、师资选用的可持续提供支撑。组织学界和相关学术团体开展书院教材选编，发掘、整理和讲授优秀传统文化和“书院好故事”，办好一批全国性或地方性“书院文化”类网站和刊物，增进书院活动信息交流和互学互鉴。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书院列为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举办各类陶冶人们思想情操、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书院之旅”游学活动。

逐步形成宣传、发改、财政、教育、文旅、社科等机构和党校（行政学院）联席议事机制，共同酌研书院工作，开设书院文化论坛，引领书院复兴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信息来源：《学术评论》2022年第4期（总第64期）】

朱清，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兼职教授。

（责任编辑：李倩）

中华朱氏网

2022年11月16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