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康朱氏源流志》成书随想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中华朱氏网 | 2023/03/21|浏览量:614
《南康朱氏源流志》成书随想
《南康朱氏源流志》成书,不只是值得当地朱氏一族热烈庆祝的一件大事,也是南康乃至赣州地方文化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族谱(一作家谱)与方志(地方志)及国史一样,从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就曾说过:“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州县,一国之史也;统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尔后有家,比家尔后有国,比国尔后有天下。”因此,“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明确把家谱(族谱)与方志、国史相提并论。
毛泽东主席也高度重视族谱、家谱的重要作用及其社会意义。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等于放屁。”“祖宗都不敬,谈何爱国。”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我从哪里来,根在何处,始祖是谁,族中有何名人,郡望何方,缘何聚散,怎样演变?循着这样的思路,追宗溯源,释疑解惑,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寻根问祖,是中国人最为基本、最具意义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正是这个重要传统,成为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历经8000(一说5000)多年而香火不断延绵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国外,其他三国古埃及、古印度及古巴比伦都已经先后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如今的埃及早已不是千年前的埃及,今之印度也已不是千年前的印度。而古巴比伦则不仅其文明荡然无存,而且连人种也都已被改造。
古埃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据传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已建国,比中国公元前2100年建立的夏朝还早900多年。然而,埃及文明延续到公元11世纪时,即因为先后遭到亚述、巴比伦、波斯等帝国的入侵和占领而变得面目皆非,古埃及人也因此而不复存在。
古印度的结局比之埃及更是凄凉、悲惨。
传说中的古印度文明虽然也很是发达,但在遭到雅利安人的征服及摧残后,印度人连文字都还未来得及创造出来,其文化即随之遭到严重的全面破坏而消失,原印度人也因为雅利安人所创建的种姓制度而被贬为贱人,并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虽然也曾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和占领,如五胡乱华时期中原地区的长时期沦陷,以及元清两代近四百年的外族统治,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明非但未被中断、消亡,反而是更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个中缘由,就与中国的姓氏文化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时刻对祖先的念念不忘密切相关。
在中国,作为有着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之姓氏族群的出现,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传说中的伏羲“正姓氏,通媒妁”,女娲“定姓氏以判万民”之说,就是对姓氏起源的描绘。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及民族,最早使用姓氏的英国,自11世纪才开始在贵族中使用姓氏,但广泛推及到普通民众则已是16世纪的事情了。
中国人以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的氏族群体为单位确立其姓氏,全族人使用同一个姓或氏,其目的,最重要的是为制止有血缘关系的同族人通婚、乱伦、乱婚现象的发生,推行族外婚制,以确保种族的健康繁衍。所以,中国的姓名表达,姓在前,名在后,姓比名重要。
其次,是确立共同的祖先加以供奉和祭拜。中华民族从它形成的那天起就崇信自己的祖先,有着共同祖先的人们举族而居,同姓是一家,“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国语·晋语四》)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非常之浓厚,祖先崇拜,遂成为中国之宗教。
故清末怪杰辜鸿铭说,“在中国的国家信仰里面,让人、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启示之源,真正的动力是‘对父母的爱’”和对祖先的崇拜。
清华百年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陈寅恪也说:“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义,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类似的思想,在毛泽东主席的话语体系中则被表述为:“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体和国家”( 1964年9月,毛泽东主席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
西方国家的姓氏则不具有这种作用和价值。
欧美人开始使用姓氏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对同名人加以区别,因此,其姓名的表达,是名在先,姓在后,而且姓的确立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大范围内使用同一个姓的人并无任何的血缘或亲缘关系,无共同祖先。
在中国,由同姓人构成的宗族组织和祖先崇拜,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号召力,从而在社会治理和维护地方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使得进入中华大地的外族,即或一时能够弹压中国人的躯体,却始终无法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并且若想不被中国人所同化还几无可能。
19世纪中期以前的传统中国,宗族文化长盛不衰,几千年来一脉相承。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学东渐,由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对中国宗族文化所造成的冲击与破坏,可以说是极其强烈和巨大的,致使国人的宗族乃至家庭意识被逐渐所淡化。
然而,即便如此,即使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最低谷时期,国人对于宗族、祖先的信仰也仍存在于自己的内心底层。以前的反传统,今天的全球化,都并未中断中华文化的延续性,人们的家庭、宗族意识,始终是中国人思想文化之延长线上的一个重要元素。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文化热”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再评价,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制定家族、宗室成员间上尊下卑、长幼有序的身份为内容,以祖先崇拜和家族、宗室兴旺为人生信仰的家族、宗室意识、观念及文化又得以重新大范围地流行开来。
君不见,近几十年来,有多少人奔波各地,联络宗亲,不仅沉寂已久的一些宗族仪式(如祭祖仪式)、家族象征符号(如族谱、祠堂、家族教育基金等)及家族规范等又得以重现,尤为重要的是于日常生活实践中所产生出来的家族、宗室意识,反过来又日益增多地改变着人们特别乡村农民的日常经济、社会生活。人们对于家族、宗室的信仰,再度得到申张和发扬,并彰显为社会复苏的重要表现和新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之一。
重新燃起的人们对于家族、宗室的认同,是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之外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它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链接,构成一个完整的自小而大由家庭而家族、宗室,而村、乡,而地区,而国家,而天下和自大而小由天下而国家,而地区,而乡、村,而宗室、而家族与家庭的社会坐标系。著名国学大师、现代历史学家钱穆所说 “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中国文化史导论》)的历史事实至今尚存。
家族、宗室文化与家庭文化相区别。
家庭文化具有普遍的时空性,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而家族、宗室文化则仅存在于某些地区、国家和民族,像中国历史上那样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宗室意识及文化,则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和其他社会的基本特征。
家族、宗室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思想体系之一,也是传统中国留至今日的深厚文化资本。
历史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历史不会被遗忘。过去的思想、观念、意识和既凝结于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文化,那些为人们所普遍认可且能够被传承的意识形态、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学及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要素,无时无刻无不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生活在不断行进的历史之中。
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就是由“历史” 所规划的社会现实。这个“历史”当然不是事实上的历史,而是由人们所记忆、书写和叙述的“历史”。对待以往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还有被人们之记忆、书写和叙述的历史所遗忘一些有益的东西,我们也要注意加入进去。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家庭、宗族观念。人们聚族而居,宗族家法制度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重要基础。
进入近现代后,国人的宗族乃至家庭意识被日益淡化,重新回到以家族、宗室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已无可能。但家族、宗室在国家和社会坐标系中的重要地位却依然是不容被忽视的。
不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出现何种改变,切实唤醒城市化进程中族人大量外迁而趋于淡漠和逐年消逝的宗族生活方式、宗族亲情及乡愁意识乃是无比重要,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因为,通过明源流,序世次,别昭穆,通过敬祖追远,建立传承,既能够将先祖宗及其功德勋业牢记在心,还有助于凝聚古老的宗族亲情,藉此激励并保证族内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有所作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实现自己,努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再努力为他人做一些事,再努力为家族、为宗室、为社会做一些事,这些加起来,即便不能光宗耀祖,也绝不会辱没祖宗,让自己的家族、宗室蒙羞。
另一方面,则是唤醒“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国语·晋语四》)的汉民族传统意识,发挥宗族组织在社会整合、社区自治、公共产品提供、社会互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使其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及传统。
在《南康朱氏源流志》行将出版之际,笔者写下以上的拙劣文字,就中国姓氏文化及其社会作用知识作点普及,一是希望传统中国的家族、宗室意识和籍此凝聚的古老的宗族亲情能够在朱氏群体中一代一代地延续和传承下去;二是衷心感谢《南康朱氏源流志》的作者、编委们,特别是主编隆瑞兄、由国叔不辞辛劳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详尽了解南康朱氏各家族、各宗支源流、世次、派语等情况的巨幅读本,同时也衷心感谢为本书出版提供资金资助的各位宗亲们。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亲情本无隔,相逢何须是故人。”愿散居在南康各乡(镇)、村落和国内外各地的南康朱氏宗亲们,以《南康朱氏源流志》为纽带,建立起个人间和各家族、宗室间的联系,经常来往。
请记住:“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亲情相成,日亲日近。
作者简介:朱乐尧,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国经济与农业及农村问题的研究与教学。自1982年起,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著作13种(部)。近年转入文化休闲类读物写作,已先后在枸杞文学、山东精短文学、东方新文学等刊物发表随笔、散文等作品40多篇。纪实文学《故乡记忆——发生在赣西南一个小山村里的故事》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目前正致力写作《饮马长城——导六师纪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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