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广山夜话：史海钩沉，官不修衙而修志（上）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世界朱氏网 | 2023/11/29|浏览量:529
《诸广山夜话》史海钩沉，官不修衙而修志 【题记】获悉家乡赣州市南康区赤土畲族乡正紧锣密鼓修撰《赤土畲族乡志》。这不只是赤土畲族乡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为构筑中华民族历史大厦工程而付出的一种努力。包括省、县、乡村一级在内的地方志，详细记述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等情况，是治国理政、存史和教化的重要书籍。当年的毛泽东主席，无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时期，每到一地都调阅当地的地方志，并活学活用，充分利用地方志承载的经验和智慧指导中国革命与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一些地方“官不修志而修衙”，热衷修大楼，摆阔气、讲排场的不良倾向（1960年考察湖北时的谈话），强调各级应“官不修衙而修志”，“全国要编修地方志”（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讲话），要求干部特别的领导干部要多读史书和方志，“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1959年7、8月中央庐山会议讲话）。方志、国史及家谱（族谱），从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于族谱（家谱）和中国姓氏文化及其社会作用方面的相关知识，笔者在《南康朱氏源流志》成书之时曾有过论及。现在，趁《赤土畲族乡志》编篡之际，笔者想就方志文化和地方志的社会作用、源头及其历史发展轨迹方面的知识做点普及，以期引起一般民众对地方志书的关注与兴趣 。 地方志，华夏历史大厦一支柱家谱、方志、国史，其义一也 人们把自己和他人包括前人所历经的故事记载下来，制作成书，就是所谓之的历史。历史，在中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重要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源泉与信仰所在。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历史就是未来，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想象，无不基于对过去的感悟和理解。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于其历史活动的记载较之其他任何民族、国家都要深入、具体、细致和全面得多。这种深入、具体、细致和全面的历史记载，突出表现就是通过家谱（族谱）、方志、国史三个途径或方法实现，使统纪全国范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变迁和发展的国家正史，得以通过众多“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方志和家谱（族谱）来加以补充和完善。国史、方志、家谱三者共同筑起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厦，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清代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就曾有过明确的说法：在中国，“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州县，一国之史也；统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尔后有家，比家尔后有国，比国尔后有天下”（《文史通义》）。故而“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出处同前书）。明确将家谱（族谱）、方志与国史三者相提并论。 大国不能没有专门的乡土史 中国是一个广地域、多民族、多民系的大国。中国的情况既异于所有的小国，也不同于一般的大国。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民系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使用高度综合、概括的国家大一统历史不但难以对纷繁复杂的各地区、各民族、各民系的情况加以有效描述，而且也无法让生活在各地区的人真正懂得和了解所在地区的历史与所在族群的过去。在中国，一个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是，没有地方乡土的历史，何来国家的历史？没有个体的记忆，何来共同的记忆？没有具体人的命运，何来民族的命运？笔者依稀记得，当年本村和笔者所认识的周邻村、乡一些老一辈的村民，虽未曾有过多少学校的学习经历，甚至是文盲一个，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熟悉本乡本土的历史传承，知道自己的远祖地和先祖的迁徙过程与路径，大约是在何时从何地徙入现居地的。而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都已几乎是毫不知情。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涉及地方乡土历史和文化的传世与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和乡间文化系统，并没有为当地青少年提供一些原生态的地方乡土及民族民系方面的知识，让他们有机会就近了解一个村庄、一个乡、一个墟市、一个小镇、一条山脉、一条河流、一座城市、一个区域的历史变迁。可以说，缺乏地方乡土历史的传世与教育，乃是南方和北方、东部与西部地区的一个通病。美丽、富饶的赤土畲族乡村：风景这边独好的乡村生活 问题还在于，统一修撰和编定的全国性历史教科书，又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哪样的些许问题，尤其是沿袭孔子春秋笔法，寓褒贬于曲折文笔之中而作成的史书，它所记载的又能有多少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历史？伟人毛泽东主席在评价中国二十四史时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事也多半是假的。由当地人将其所经历所见证的时代和其人生经历的故事如实而生动地的记载下来，做成的村志、乡志、县（市）志等区域性史书，能有效避免大一统史籍存在问题，可以弥补大一统历史教科书的不足。如果每个村、乡，都编有自己的“村志”、“乡志”，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方志种类 方志，又称“地方志”。地方志所涉区域，可以是行政区划界定的某个行政区域，如省域、市域、县域、乡域、村域等，也可以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江河的流域、山脉所在的区域、海域和某个特定建筑的区域等。由此，地方志按照其记述空间的不同可以分为行政区域志和非行政区域志两大类别。行政区域志，记述空间是某个行政区域，由所在区域行政当局（官方）主持招募当地知名文人修撰的文献书籍（志书），全面记载所在行政区内域某一时期内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古籍、名胜、古迹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与发展情况，如国（诸侯国）志、郡（省）志、府（市）志、县志、乡（镇）志、村志等。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拨付或靠地方募捐。非行政区域志，记述空间为非行政区域或跨行政区域的某个特定空间，由所涉民间（非官方）或官方（地方长官）主持招募当地知名文人修撰的记载某一特定地理、历史文化事项变迁与发展的文献书籍，如山志、江（河）志、湖泊志、海域至、海岛志、寺（庙）志等。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募捐。按照志书记述内容的不同，又可可分为综合性志书和单一性志书两大类别。综合性志书记述的内容是所涉时空的方方面面，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美德到陋习，无所不包。国志、郡（省）志、府（市）志、县志、乡（镇）志、村志等即属于此类。单一性志书记述的空间可以是某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和非行政区域，还可以是国外的某个国家或跨国家的某个区域。这类志书的名称庞杂，如：江西文化志、中国戏曲志、客家风俗志、畲族风俗志、江西水利志、赣州市农业志、中国铁路志、中国东北工业志、鄱阳湖水产志、世界人口志、中国淡水渔业志、杂志、怪异志，等等。本文题记中提到的《南康朱氏源流志》也属此类。按照志书记述的时间的不同，还可分为通志和断代志两大类别。通志记述的时间上限是被志事物的发端，下限是志书断线(截止时间)。如《南康府志》(时限为公元1376年或982年到公元1913年)。史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置南康军，隶属江南东道，统一管辖江州的都昌、洪州的建昌（明析安义县）、江州的星子4县，治星子县(今江西省庐山市)，隶江南路。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江南路分东西两路，南康军属江南东路。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 改南康军为南康路。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明军西征进入江西，改南康路为西宁府。明太祖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西宁府为南康府，府治星子（在今江西省星子县城），辖星子、都昌（今江西省都昌县）二县和建昌州（今江西省永修县），隶江西布政司。清世宗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属广饶南九道。清末辖星子、都昌、建昌（今江西省永修县）、安义（今江西省安义县）共4县。1913年废。断代志记述的时限是某个时期或者说某个历史阶段的被志事物。如《明嘉靖34年南康县志》《清乾隆18年南康县志》《清道光3年南康县志》《中华民国25年南康县志》《1993年南康县志》《2004年南康市志(1986-2000)》等都属断代志范畴。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地方志都是断代志。此次，赤土畲族乡拟修撰的《赤土畲族乡志》,按记述空间为行政区域志；按记述内容则属综合性志书范畴；按记述时间则为断代志。美丽、富饶的赤土畲族乡村：远近闻名的诗意农庄——赤土花果园农庄 地方志的功用与价值 历史上人们对方志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对其功用的认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演进而有所变化。地方志，最初是为顺应当时王朝的统治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作用在于“辅治（资治）”。自西汉始，地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地记，作用在于“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 常璩《华阳国志序》）。隋唐时期的官修志书，其内容对政治和军事决策参考的作用日见重要，所以当时志家对方志的功能有“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的说法。到宋代，方志内容更加广泛，作用更大，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指出方志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有重要的存史镜鉴作用；第二，有政治参考作用；第三，有教育作用。从而开方志“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说先河。明清以后，地方志及其理论发展逐渐成熟，方志界对方志功能认识趋于统一，普遍将地方志的功能释为“资治、存史、教化”。之后，虽有不少学者对地方志的功用又进行过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和探讨，并先后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如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认为地方志有四个作用：一是科学资源，二是地方年鉴，三是乡土教材，四是旅行指导。但综合起来，还是主要集中在“存史，资治、教化”三个方面。首先，在存史方面，地方志是所在地区的史书，享有“地方百科全书”的美誉，既是深入了解所在地区历史与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还在民族和大一统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 “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重要作用。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入职伊始，先读志，从方志提供的大量社会史料中，了解所从职的行业在当地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便对所从事的工作有个纵向的系统了解，以便作出正确的工作决策。地方志是各种工作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是人们完善其知识结构的重要工具书。其次，在资治方面，地方志存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是施政的必备之书。明清时期，知府、知县在正式上任前准备之一，便是找到当地的赋税徭役册和地方志察看，通过县志可了解当地的疆域舆地、人口户丁数、不动产登记、赋税徭役、风俗习惯等。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主席到各地考察也常通过调阅地方志了解当地情况。“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徵传》）。明代翰林院大学士、理学家薛瑄说：地方志“睹其山川景物，则坚其安土乐业之心，观夫忠良孝义，则兴其去恶向善之志……岂非政教之一助哉！”（《鄢陵县志·序），对维护朝廷统治有很大帮助。明代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杨宗气更是明确指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嘉靖版《山西通志·序》）。清代沁州知州汪宗鲁更说，“治之有民志，犹医者之有方。”最后，在教化方面，一部好的地方志，不只是“官书”，也是百姓生活的必备之书。读志明智，鉴往知来。地方志的记载内容，能够使人在处理工作和生活中所遭遇的难题时寻找到可用的经验，从而降低人们面临难题时的恐慌。由于真实而生动的人物传记，是地方志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地方志“史家著体，褒贬互用，为万世之劝诫，志则有褒无贬，善善从长，做善必录”（同治《新繁县志》），还能够起到扬善惩恶、表彰风化，培养人们人文精神的重要镜鉴作用。 方志寻根，众说纷纭话源头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是公元813年唐代李吉甫所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佚，改名《元和郡县志》），共40卷，后有部分散失。《元和郡县图志》以唐代的47镇为纲，每镇一图一志，详细记载了全国各州县的沿革、地理、户口、贡赋等。 南宋以后，地方志大量增加，尤以明清两代最多。至1976年，据统计，中国仅现存的地方志即达8,000多种（部），约12万卷。关于方志的起源，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