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安徽、山东等地的“小云南”，是云南“小云南”人迁徙途经这些地方记忆叠加化的产物——

“小云南”人的北迁路线

——“小云南”续考( 四)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吴光范 

“云南至山西道”，“乌撒卫”屯垦区域为“今贵州威宁县至云南宣威县一带”，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前均属云南，且距宣威近而平坦，距昭通至盐津五尺道“豆沙关”远而崎岖，“乌蒙路，结吉旧路，陆站十一所，山路修阻，泥潦难行”，不适合大队人马行进，因而乌撒卫军民多数是经沾益州治（今宣威城）南下曲靖、中庆（昆明），走“南诏交通大道”经“小云南”，北行经灵关道，由姚安、会川至成都，沿“云南至山西道”，途经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部、临汾市城区东北面之洪洞县（大槐树），至山西太原，东行经山东济南，分赴山东胶州湾各卫所。

因乌撒卫军民经“小云南”，走灵关道，且与“小云南”屯军有结队而行之可能，进而使“小云南乌撒卫”之称不胫而走，流传开来。鞠平原先生《明清史籍中的“小云南”》说：“明初从云南向山东移民的第一批人很可能就是从当时的‘小云南’——今天的祥云县附近出发的，否则今天的‘小云南’移民一说就成了空穴来风了”。此说有据，即符合“小云南”（云南县）及其驿站（云南驿）是连接 “南诏交通大道”、“灵关道”及“云南至山西驿道”之要冲，为云南交通枢纽的实际。

“通海城路”。据《云南郡县两千年》载：“通海都督：樊绰《云南志》不载通海都督，知南诏前期并无通海都督，咸通年间，始分拓东节度的南境分置。通海城在今通海县。通海的名称始见于南诏，取通至海上的意思，南诏时安南经南诏通天竺道，从安南至苴咩城的道路即‘通海城路’⋯⋯其南与安南都护府相接，而地界时有出入，当以贾涌步（古涌步）为与安南接界的要塞，贾涌步为汉以来的进桑关今天的河口”（方国瑜主编、林超民编写《云南郡县两千年》第 99 页）。“从安南至苴咩城的道路即‘通海城路’”，可知此“通海城路”与“南诏交通大道”相连，则“小云南”（云南县）及其驿站（云南驿）又是连接“南诏交通大道”和“通海城路”之要冲而为云南交通枢纽。

“云南交阯道”。因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云南与交阯古往今来联系密切，云南交阯道（即秦汉时期之“蜀安南道”、隋唐时期的“马援古道”、“莲花滩古道”）历来是云南重要出海通道之一。《明史·食货志》载：明永乐三年（1405 年）“置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寻置交阯云南市舶司。”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将此事列为明成祖永乐五年，并在按语中说“司治当在今之河内，西欧南洋各国与滇交通，史有明文，莫先于此”（《新纂云南通志》第 3 册第 25 页）。故明代军民外迁山东、东北等地，经“云南交阯道”，不仅是民间行为，也是朝廷所允许的，特别是明永乐年间设立“交阯云南市舶提举司”的海上交通商贸机构后，更是云南军民迁往山东、东北等地的首选通道。加之“乌蒙路”不适合大队人马行进，且“小云南”（云南县）及其驿站（云南驿）为云南交通枢纽，是连接“南诏交通大道”和“灵关道”之要冲，又是连接“南诏交通大道”和“通海城路”之要冲，故乌撒卫大部军民更有与云南县“小云南”人同迁，经“通海城路”至阿迷州（今开远市）、蒙自县西之水田村（今水田乡，是明清时期蒙自、河口、蛮耗大道必经之地），南下至蛮耗渡口（今个旧市蛮耗镇，又作蔓耗，傣语，意为河谷），乘船经元江——红河，由云南贾涌步（今河口县）至交阯，再改乘海船北上山东、东北等地。这就进一步形成了 “乌撒卫”、“小云南”、“阿迷州”、“交阯”的叠加，这就是很多东北“小云南”人家谱中“交阯小云南”、“小云南乌撒卫”、“云南阿密州（阿迷州）乌撒卫”、“云南哈密县（阿迷州）乌撒卫”的由来。崂山县城阳乡西部庄村《赵氏族谱》载：“明永乐二年，高祖自云南交阯国迁至诸城尧沟定居”，这是乌撒卫屯垦军民南下走“云南交阯道”水路北迁山东的又一佐证。

“重庆长江道”。另一条水路是由重庆坐船经长江至苏杭、转山东。如青岛市政协委员、红岛区居民韩平德所说，他的老祖宗是从云南乌撒卫出发，经陆路跋涉到达今重庆一带，沿长江坐船到达扬州、淮阴等地，后到达即墨鳌山卫驻扎，迁徙到青岛的。因如前所述“乌蒙路”不适合大队人马行进，走“重庆长江道”必须翻越乌蒙山脉、贵州崇山峻岭、川东山区，山路崎岖，烟瘴甚烈，加之三峡水险，大批人马走此道可能性很小，而更多的云南外迁者则是宁愿选择较为平坦通畅的 “南诏交通大道”、“通海城路”和“云南交阯道”。另外，云南山茶花传至山东崂山等地，民间传说的“由于山茶花移栽到青岛后，不惧北方冬日的寒风和低温，依然存活，因此有了新的名字——耐冬”，这个说法是对的，但由陆路外迁者“因为眷恋故土，临行前将长在山上的山茶花，移植在桶里，一路照顾带到青岛”则可能性甚微，因都是捆绑行进，大小便都要“解手”，维持生存尚难，要在“八千里路云和月”、数载生死搏击中带此“身外之物”绝非易事，如笔者在《小云南考》中所说：清代作家蒲松龄，曾以崂山太清宫内的耐冬与牡丹为题材，写下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香玉》篇。据明代崇祯年间《崂山志》记载：系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 年)道人张三丰从海岛移栽于庭院，耐冬是云南山茶花的变种，溯其源，也是从云南移植的。“因古代陆路交通不便，云南山茶花外移山东，很可能也是从元江——红河航道，经越南而运至山东沿海岛屿繁衍，再移植至山东崂山等地的。”即走“云南交阯道”，先运至山东沿海岛屿繁衍，再转运至山东崂山等地。

以上众多证据足以证明，所谓山西“小云南”、山东“小云南”、“交阯小云南”，只不过是部分云南“小云南”人迁往山西、山东乃至东北之前的途经地。辽宁省鞍山市谱牒研究会中许多专家和“小云南”人的后裔，经过研究探索，实地考察，长期研究，集思广益，得出结论：“小云南”为云南祥云县，上述地方只不过是“徙居地”。如辛明《“小云南”移民考证》说：“实际上，在山东一带，‘小云南’与‘云南’皆指云南省。”“‘小云南’移民‘闯关东’，把‘小云南’移民的传说也带了过去。”张其卓《再说小云南人》载：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筹建满族自治县所进行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证实，“以岫岩县黄花甸乡刘家沟刘氏为例，其家族移民路线是：由云南的小云南，到山西小云南，再到山东小云南。”他还查证到山西小云南之说的大槐树是广胜寺汉槐，其地为移民开拔外迁的集散地，“也是云南移民北上及东行的必经之路⋯⋯成为山西小云南的代名词，被称‘山西小云南’已是顺理成章的了”。

上述学者、东北寻根者和族谱专家研究的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山西、安徽、山东等地的“小云南”，是云南“小云南”人迁徙途经山西、安徽、山东和标志物“大槐树”记忆叠加化的产物。

（云南日报/2017 年/6 月/4 日/第 007 版云之美·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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