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是关于历史的故事，神话有纯是历史的，也有传说加上象征的，所以，神话传说的内核和基础是真实的历史。

　　古罗马的西塞罗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
　　中国清朝的龚自珍在其《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沉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可见历史为国之大本。因此，英国的著名作家G.K.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就曾经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最危险的人群就是那些断离了自己文化根源的人。” 这句话也完全适合于地球人类整体。
　　在整个人类世界已经几乎完全处于迷途中的当代，在已经把上古历史视之为虚构“神话”的今天，为了世界人类的前途，我们不得不还原人类世界上古真实的历史，以重建世界人类文明的文化基石。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是世界三大人生哲学问题，自古以来一直困扰着世人，而研究人类上古史，就是为了解决这三个地球人类终极性问题的。因为研究人类上古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一重大问题的。而只有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真正知道“人要到哪里去？”并且，也只有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有了历史的定位，才能真正知道“我是谁？”这是一个整体的系统。
　　《拾遗记》卷一“唐尧”曰：“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上古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有比较完备的历史，地球演化和人类演化的历史都记载的清清楚楚。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暤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又见于《孔子家语?辨物》）“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意思是颛顼高阳以上至天地造化之始，能够纪远，历史记载明确。但是，从颛顼高阳以后几代颛顼帝开始，人类经历了重大的退化事件，这就是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的重大历史事件，自此以降当时能够清晰明白的历史越来越短，只能够知道几十万年以来的地球和人类的历史。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有曰：“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四方就是世界的意思。
　　《史记·三代世表》序文云：“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由于种种原因，司马迁没有考证出上古历史年表。然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汉书?艺文志》又有“《太古以来年纪》二篇，《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 ，《古来帝王年谱》五卷”之记载，可见上古中国曾有各种体裁的历史纪年。但是，由于历经颛顼帝喾二个时代的共工事件以及春秋战国和秦朝的劫难，目前只有蛛丝马迹还隐于幸存的文献中。所以显而易见，历史文献对于上古纪年的重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书着力于古代文献的上古年代挖掘与探索，很少涉及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美国前国家博物院院长、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Robest Mc Cormick Adams先生在1971年看了何炳棣《东方的摇篮》一书的文稿，该书详尽的论述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流传历程，特别介绍了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看后他说‘你们的古代文献遗存远比古代近东的文献优越，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成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可惜你们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研究中国的历史年代。’这是美国第一流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发出的感慨。”（《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作者吴光泳）（当然，我们以为，用失败来评论“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有失偏颇的。）苏秉琦先生曾明确提出重建中国远古历史，认为中华民族具有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文献史料本来应该是历史学的主体，考古学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无论是从考古学技术手段的现今发展水平来讲，还是自考古学本身的研究内涵来看，目前考古学认识历史的能力，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考古学的局限性》作者张忠培，摘自《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由于目前的考古学更多地表现出物质层面的特性，并且还有其它技术性和意识主观性等局限，所以，它只能反映实际历史的冰山一角，其作用也只能是辅助左证史料，而非取而代之。特别在中国，因为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文献，考古唯有依附于文献史料，才能发挥其有限的作用，当然更不可想象能够反客为主。所以一般而言，考古充其量是左证，而非主证。现在考古学的非常地位，是由其特定的世界历史时代所决定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既然历史学的主体是史料，则可以这么说：只要史料线索能够自成体系，那么也足以构建真实的上古史了。今人认为五帝以上（包括五帝时代）为“传说时代”，这实际上不仅是对包括《史记》、《汉书》等在内的一大批历史典籍的否定，而且又与“历史学的主体是史料”的学科基本理论相矛盾，就此，五帝以上为“传说时代”的观点不攻自破。反过来就是说，历史典籍与其它史料所记载的，五帝以上的历史就是真正的历史，而并非一定要有考古来证明才能坐实的所谓的“传说时代”。当然，从某种角度说有考古学的证明自然更好。
　　据我们研究，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学术是继承型的，西方学术是不断开创型的。由于中国学术是继承型的，所以就历史而言，只要中国文化没有被破坏，那么，其历史著作中的上古历史记载就基本具有可使用性。当然，也有个别如《竹书纪年》存在讹传比较多的问题。也就是说，清代（包括清）以上的古代文献中的上古历史记载有相当的可信度。这与西方的学术历史传统是不同的。
　　J．基－泽博编着的《非洲通史》第一卷中说：“口头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最直接、最丰富和最真实的历史数据来源。”翦伯赞在《中国史论集》之《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导论》中说道：“总之，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正史以外的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书。”（国际文化服务社，1988年再版）。这里所说的群书主要指传说和神话。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柯伍德说：神话“是已知事实的一种陈述”。（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光直在《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一文中也曾言：“（李济先生）他上人类学的第一课便告诉我们，要研究人类学，中西名词和中西观念都要融会贯通。因此不论是西洋玩意儿，还是中国的固有文化，只要与研究论题有关，都得采用。进一步说，只要与研究论题有关，不论是哪种数据、哪种学科，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拿来使用。”（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序》）这些观点我们非常赞同。因为这与司马迁遍览石室金匮玉版，网罗天下野史旧闻，而确定《史记》编年的努力是一致的。有鉴于重建上古史的相对困难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为上古史之真正复原，必须运用一切应该用或者能够用的学科，所谓全学科，其中包括哲学观的创新突破，历史观的创新突破等等必要的基础项目建设，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历史的使命。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也在《哲学词典》“光荣”条文中宣称；“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
　　黑格尔和伏尔泰的说法清楚地说明：中国是古代西方历史记载中的人类文明之源。
　　民国缪凤林《中国民族由来论》“二、辨巴比伦说” 云：1866年，英国且尔曼著《中国民族由来论》说巴比伦与中国“文字语言相同者，如十纪计算法，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各一万八千岁。天皇二十三万四千年，地皇十九万八千年，总年数四十三万二千年。（巴比伦以此计算大洪水以前诸王之年数）十纪之第一期者，九人治世（中国有九头纪），此五纪（中国有五龙纪），又Sumir(中国循蜚纪)，Dintirki(中国因提纪)，Tamdin即波斯湾之北（中国禅通纪），Ur-bau（中国伏羲），十二月名称之符号，十二支名之符号（《尔雅》《史记》所称者）等是也。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一变而为画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李学勤、张岂之主编《炎黄汇典·文论卷》第37页）这是说巴比伦有天皇与地皇年代数以及十纪之名。
　　章太炎《訄书·序种姓上》第十七：“宗国加尔特亚者，盖古所谓葛天（《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古今人表》，大皞氏后十九代，其一曰葛天氏。《御览》七十八引《遁甲开山图》，女娲氏没后有十五代，皆袭庖牺之号，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皞以下诸氏，皆加尔特亚君长东来者，而一代独得其名，上古称号不齐之故。其实葛天为国名，历代所公。加尔特亚者，尔、亚皆余音，中国语简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地直小亚细亚南。其人种初为叶开特亚，后与西米特科种合，生加尔特亚人。其《旧纪》曰：‘先鸿水有十王，凡四十三万二千年；鸿水后八十六王，凡三万三千九十一年；其次有米特亚僭主，八王，二百二十四年；其次十一王；其次为加尔特亚朝，四十九王，四百五十八年；其次为亚拉伯朝，九王，二百四十五年；其次四十五王，五百二十六年（其书为巴比伦人披落沙所纪。披落沙，共和纪元五百八十年人）。’然始统一加尔特亚者，为萨尔宫一世，当共和纪元以前二千九百六十年（共和纪元与欧洲邪苏纪元相差八百四十一算）。其后至亚拉伯朝，以巴比伦为京师，当共和纪元前七百四年。其后二百五十年，为小亚细亚灭之。”
　　[俄]维克多·V·瑞布里克著《世界古代文明史》：“根据《苏美王表》记载，洪水之前的五座城市的八位王执掌王权：首先是埃瑞都（年轻人注：也译：埃利都）的阿鲁利姆（Alulim）——28800年，阿拉勒伽（Alalgar）——36000年（贝若苏称它们为阿拉帕尓[Alapra]的阿劳尓[Alor]），随后是统治巴德提比腊[Badtibira]的三位王（恩门鲁安那[Enmenluanna]——43200年、恩门伽勒安娜[Enmengalan-na]——28800年及杜木茨[Dumuzi]——36000年；贝若苏的记载称他们为：阿梅隆[Amelon]、阿梅农[Ammenon]、马伽勒伽[Magalar]）。之后在拉腊克（Lark），恩西帕吉安那（Ensipazianna，即戴昂[Daon]）统治了28800年，在西帕尓（Sippar），恩门杜尓安那（Enmenduanna，即Euedorakhos）统治了21000年，最哦户一位王是乌巴尓图图（Ubartutu，贝若苏称其为奥梯阿尓泰斯[Otiartes]），他统治克舒如帕克18600年。另外还有其他版本称，舒如帕克的最后一位王是祖苏特拉（Ziusudra，贝若苏称其为克西苏特鲁斯[Xisutrus]），他是洪水神话传说中英雄。贝若苏（按照他已有的作品推测）在埃乌都刺寇斯（Euedorakhos，恩门杜尓安那，Enmenduanna）和奥梯阿尓泰斯[Otiartes]之间增加了一个王，名叫：Amempsin（意为“罪恶之神”），很明显，这是一个塞姆语名字。王表和贝若苏提到的国王统治时间并不相同，总数也并不一致（王表中是241200年，贝若苏认为是432000年）。但是两者大部分日期都是可以分成所谓的“萨罗周期”（saro?，苏美语作：“SAR”）——以3600年为一时期（60X60）。”
　　苏雪林《屈赋之谜》“三、从屈赋看中国文化的来源（五）开辟以来分为十纪”：“罗泌《路史》、马《绎史》、刘恕《外纪》等，广引子书纬书及道家经典为十纪各系以古帝王之名，排成系统。近代刘师培等又因摄提、合雒、循蜚、疏讫好像是译音。坚主十纪系从西亚传来，将发音百端附会。语见刘氏遗著，不详引。
　　照我的意见，十纪果从西亚传来，附会译音则大可不必。何以说是从西亚传来的呢？原来古代巴比伦史家将历史分为‘洪水以前、洪水以后’的两个时代。洪水前据说有十代帝王，每人统治年代三四万年、七八万年不等。希腊史家某氏曾得到一份，即以入其著作中，是为最早见知于世者。其后考古家到两河发掘，又获甲乙两表，帝王名及城邑名稍异，然同出一源，则无疑问。希腊史家所得表共有十位帝王，统治年代共为四十三万二千年。近代所获两表，甲表共有八位帝王，统治年代共为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年，乙表共有十位帝王，统治年代共为四十五万六千年。
　　西亚十纪总共不过廿余万年，或四十余万年，传到中国居然扩充了十倍。凡一事流传久远，每每如滚雪球，愈滚愈大，自然之事。此表虽见于纬书，但恐系在战国时传入者。”苏雪林误认为中国的十纪是从“西亚十纪”演绎而来。
　　[英]汉卡克《上帝的指纹》31章：“根据公元前3世纪历史家贝洛苏斯（Berossus）的记载，大洪水发生之前，一群神话君王先后统治苏美尔古国，时间长达432000年。这难道是一个巧合？贝洛苏斯还指出，‘从天地初创到世界消失’，人类总共经历216万年。”216万的年数，讹传于中国战国时代“十纪276万年”之说，276万年辗转讹传于327．6万年，而327．6万年则是十纪326．7万年的讹传。有关十纪的年代资料国外的其他古代文献中还有，但是，相对而言，系统完备的内容线索还是存在于中国的古籍中。
　　根据我们的一系列研究而得出结论，中国西周朝以前的上古世界是一体的，中国是世界的宗主国，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所以，本书的题目加上了“世界”二个字，以此提示本书的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有关这方面的拙作主要有网文：《上古中国历代疆域通考》、《古印度文明的中国起源考》、《伯益——赫尔墨斯（Hermes）考》、《匈牙利的中国渊源》、《古朝鲜的中国渊源》、《大金字塔的秘密——上帝的规划》、《古埃及与中国历史年代对应框架》、《太昊、伏羲、庖牺为三人考》等等。）
　　21世纪是系统的世纪。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笔者比较普遍地使用了系统解读的方法。所谓系统解读法，就是把古代文献记载中所遗留的蛛丝马迹的年代线索，用系统的观念拼接组合论证出正确的年代数据。由于种种历史和人类观念改变的原因，历史文献年代学至当代，已经几乎成为绝学，一般的年代学考证方法，早已不能够有效地获得正确的历史年代答案，所以，笔者只能在考证中应用了当代的前沿科学——系统科学。而系统强调的是整体，本文所使用的古代文献就代表了中国文明的整体以及世界文明的整体，其中包括道释儒，诸子百家和古今中外其它能够使用的所有文献。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崇尚的是大国学，是地球人类道统文化，而不是只局限于儒家的国学。
　　本书秉承末学的研究成果——“神退论”的多重宇宙历史哲学观所著，“神退论”认为现在的地球人类由天神退化而来的。有关“神退论”的详细内容可参考拙作网文《神退论综述》（修订版）。

（信息来源：董重光《世界三皇五帝十纪与中国上古历朝年代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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