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铜山口岩山附近烟铺朱村铁匠朱其升去下庄屋铁匠铺上工，他走进路旁一座茅棚，从门前瞧见正中贴着一张毛泽东的彩色肖像，两边贴着红纸对联“泽润民生功垂宇宙、东方红日普照五洲”。朱其升兴致勃勃地走上前去，观察肖相和对联，突然眼睛一亮，心想：这相好面熟啊！是他吗？于是他放下手中装有锄头、镰刀等农具的竹篮仔细辨认：“是他！真像！特别是左下巴上那颗大痣！”朱其升读了三年私塾，又在部队学习过，认得比较难认得“润”字，他暗暗揣测：“他难道是我的润之弟？！做了这大的官？！”当时大冶地区的人还不知道毛泽东叫毛润之。这一带老师农民对山外面时局的变化更加知之不多，朱其升虽在外面跑了几年，仍然脱不了山民的本色：安分守己，忠厚诚实，勤劳朴素，胆小怕事。解放前他参加革命军之事从不敢向外人透露，就是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未曾讲过。至于认识了什么人、什么官只字不提。
朱其升带着疑惑不安地干完一天活后回到家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郭兰英。郭兰英迈远丈夫瞎猜，警告他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嘛！这么大的官，是过去的皇帝。你敢与他称兄道弟？”是呀，当时解放不久，人们的思想还没解放，特别是偏僻山区的村民。“你趁早不要瞎说，弄得不好，大祸临头，全家人会遭殃的！”。
墙有洞，壁有耳。朱其升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事最终还是被人们知道了。有的不置可否，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的人认为他在吹牛，还有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村子里有一位教师劝他写信寄到北京，去找主席，看看到底是真是假，在众多村民的怂恿和催促下，朱其升便去汉口，找人代写书信寄给毛泽东，但均未收到回函。
1952年，朱其升重操旧业，到汉口街头补伞。晚上，住在新华路旁的旧泥屋内，他坚信，如果主席是润之兄，收到自己的信件，一定会承认他这个兄长的。他利用自己补伞的机会，四处打听，无论如何他一定得将信寄到毛主席手中，有一天，朱其升回到住所与潘振伯、何凤翔等人在巷口乘凉消暑，在闲谈中，朱无意中谈到他与毛主席的交往，何凤翔听后即盯着他问：“你真的和毛主席有交情？”朱其升严肃且认真的回答：“我真的与他同床共被，情同手足！”何凤翔说道“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介绍一个人，你去找他，他会想办法使你和主席联系上的，我们工厂业余夜校，有一个叫孟淑纯的女老师。他与我省的李先念书记是同乡和战友，至今还有来往。她为人很热情，我明天请她找你，是会有办法的。”
第二天，孟淑纯果然来找朱其升了，到了朱其升的泥屋内。仔细询问了他与毛润之的交往。并要求朱其升谈谈毛润之的特殊爱好和生活习惯。朱其升都一一答复。其中谈到毛润之喜洗“溜水澡”和“吃大肥肉”的情节，十分动人。此后，孟淑纯又多次找朱其升了解情况。最后一次，她又向朱其升要了两张照片，并根据朱其升的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还加盖武汉市委的公章，请李先念同志随公文呈送给毛主席。
1952年9月初，一封来自北京，上书“汉口汉正街德树巷二号孟淑纯先生转朱其升先生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公函转到了朱其升握过锤和犁尾巴的粗大手中，他颤巍巍地小心谨慎地拆开信封，写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的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展现在人们眼前。朱其升恭恭敬敬的将信纸递给孟老师。当孟老师读出“其升兄”三字时，这位与毛主席曾同甘苦、共患难的老实铁匠，顿时热泪盈眶。他激动地说道：“
我的润之弟做了这么大的官还没有忘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古代的帝王是做不到的！
”孟淑纯老师读完“其升兄：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200万元（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毛泽东，1952年8月30日”时，人民议论纷纷。众人要求朱其升务必讲讲是怎样和毛主席是怎样认识的？有的人还故意提出“你这个街头补伞的怎么能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弟？”来刺激他，要他讲述是如何与毛主席交往的。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朱其升回忆起了往事。
1891年11月17日，朱其升出生于大冶县刘仁八镇岩山村烟铺朱家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大哥朱其瑞、三弟朱其美，四弟朱其兴，均是老实质朴的农民。朱其升12岁就随人到湖南一个叫做田江的地方当学徒，学打铁加修雨伞。1909年，湖南大部分地区发生水旱灾害，身为徒工的朱其升，终日劳苦，吃不上一顿饱饭。有一次，老板外出，他将老板家中的一点米饭偷着吃了。老板回家后大发雷霆，恶狠狠地骂他是：“喂不饱的猪！”朱其升年轻气盛，怎能受得了这般屈辱，就和老板顶撞了几句。老板赶上前去，朝他的脸上打了几巴掌。朱其升偏着头、翘着嘴、瞪着眼、直喘粗气，脸、颈脖子涨得通红，老板见此情形，有点畏缩，骂了声：“我惹不起你这个“猪脑壳”，你趁早给我滚蛋！”
朱其升赌气地捆了被盖和一些破旧衣服，连夜逃走，他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只得沿街乞讨度日，这年的秋天，他乞讨到长沙附近，打听到官府招收新军，当时清朝政府规定，参加新军的人年龄不得超过26岁，身高不能矮于4尺8寸，素无素无嗜好，不带暗疾。朱其升年龄刚好18岁，合乎标准，便被选入赵恒锡管辖的新军里。
朱其升后被编制到彭友胜那个班，彭友胜是副班长，他对这位打铁出身的徒工感情很好，部队训练时能吃苦耐劳，专心受训，行军打仗时，他能扛枪抬物。他自幼学艺，在部队中的一般技术活他能承担，如小修机枪，拆洗零件等。上述原因再加他和彭友胜等人的关系较好，不久，便擢升为上士，月饷银八元。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湖南长沙宣布戒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带兵攻占了衙门，升起了“汉”字旗，政局迅速改观。许多进步学生纷纷参加革命军，加入推翻清朝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人民共和政府的行列，当时正在长沙读中学的毛泽东即为其中一员。不久，许多学生投军，在长沙组建了革命军，毛泽东不想参加学生军，而前去投奔举行湖南起义的正规革命军。毛泽东走进军营说明来意，可负责接受新兵的长官说：“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要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毛泽东一再要求说：“我是学生，这里就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你就通融一下，让我参加革命军吧！”“不行，没人担保，我不敢接收！”长官说话的口气很硬，毛泽东据理力争，两人争吵不休。这时朱其升听到争吵声从军营出来，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同长官争执不休，就从中劝解。朱其升看见毛泽东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就和蔼地问：“这位兄弟，你有什么事对我说就行！”毛泽东看见这位军人很讲礼貌，说话口气温和，就将自己的参军意愿及想法等如实相告，最后轻言细语地对朱其升说：“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这不行吗？”朱其升觉得这位学生学识渊博，知识丰富，谈吐不凡，印象很好，于是就带着他找到副班长彭友胜说：“彭班长，这位兄弟想参军，无人担保，我为他担保行吗？”
彭友胜点头，表示同意，并对毛泽东进行简短的盘问，“你叫什么？”
“毛润之，湿润的‘润’，之乎者也的‘之’。”
“哪里人？”
“湖南湘潭韶山冲人”
“父亲叫什么？干什么的？”
“毛顺生，务农！”
就这样，经彭友胜、朱其升说情，上司同意，毛泽东以“毛润之”的名字编入革命军，当了名列兵，月饷银七元。
进入部队后，毛泽东训练很刻苦，毕竟他自己有着明确的目的，想要借助参军来改变当下的中国。而朴实善良的彭友胜和朱其升对这位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格外关照，特别在生活上，二人对毛泽东关怀都是细致入微。
毛泽东刚刚进军营时，没有衣服可换，没有毛毯可盖，朱其升毫不犹豫，就将自己的衣服和毛毯送给毛泽东；得知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每次有机会时，朱其升便将分到自己的一部分红烧肉偷偷地放进毛泽东的碗里，让给毛泽东吃；天气渐凉，毯子单薄，为了取暖，朱其升便与毛泽东睡在一起，有时候毛泽东睡觉蹬开了毛毯，朱其升发觉之后便轻轻地给他盖上……
二人就像大哥哥一样照顾着毛泽东，让毛泽东在部队里感受着格外的温暖。当然，他们对毛泽东的关心不仅是在生活上，还体现在训练上。
毕竟毛泽东才刚刚入伍，对于训练动作还是有些不熟练，朱其升和彭友胜便轮流指导毛泽东，告诉他基本步法要领和枪支射击技巧。正是在二人的指导下，毛泽东进步很快，毕竟他天性聪颖，学习能力也很强，于是他很快熟悉很多动作与技巧。在随后一次的打靶训练中，毛泽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于这些，离不开朱其升和彭友胜的关照。
毛泽东总是对朱其升夸奖有加，而朱其升性格憨厚，对于别人的夸赞，总是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总是解释道，小小手艺，不如肚子里满腹经纶来得重要。他还总是说毛泽东是干大事的人。毛泽东也时常打趣说：
我将来做了大官一定不会忘记你们这些难兄难弟。古语说：‘苟富贵，勿相忘’嘛！
当然在闲暇之余，毛泽东总是将自己所读过的古典故事分享给他们听，而他讲得最多的就是《三国》《水浒》《西游记》里面的故事。
对于这位格外突出的年轻人，彭友胜和朱其升也都很欣赏，二人也喜欢听毛泽东讲故事。有一次，毛泽东给他们讲《三国演义》，讲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时，三人都心驰神往，向往三兄弟的结义之情。毛泽东也是性格爽朗之人，他主动提出说：
我们周边没有桃园，但是有红枫，不如我们“红枫坡前三拜把”，结为至交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朱其升和彭友胜当然赞同，随后，三人便在红枫坡以树枝为香，撮土为炉，一起跪地拜了三拜，就此义结金兰。
当然，在军队中也不可避免遇到一些麻烦，只是三人能够相互帮助，共渡难关，这极为不易。
有一次，队伍接到命令，向浏阳进发。在一个雨夜里，营队急行，毛泽东体力不支，一个人就掉在队伍后面。朱其升发现毛泽东掉队，就专门陪着他，二人在野外扶持着前行。在营队停下休整时，彭友胜发现朱其升和毛泽东没跟上队伍，立刻按照原路返回去找他们。
三人一起艰难地行走，可是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整整一夜才走到一个村子。三人商议，现在都体力透支，肯定是追不上队伍，在休息好了之后再追赶营队！正在他们休息之际，一支清廷骑兵忽然出现，将村子给包围起来。
清军在村中高喊叫捉拿革命党，他们身体极度疲惫，无法逃离，更无法对抗。毛泽东观察周边环境，发现附近屋外一面矮土墙底下，有条阴沟比较隐蔽，可以藏身。于是，毛泽东就提议先藏起来，等清军撤走了再出来！二人都同意。
于是，三人钻进阴沟去，蜷缩着身子，借着上面大石板的阻挡，等待着清军离去。没想到，这些清军竟在村中守了三天三夜。
三人藏在阴沟里肯定是十分痛苦，毕竟挨饿受冻还没水喝，他们只能忍着，如果贸然出来极有可能就被清军抓住。
他们三人不敢贸然出来，饿了渴了，都要硬生生忍着。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三人苦苦支撑了三天三夜，终于在第四天傍晚，清军撤走。
饿得头昏眼花的三人，跑出来后就向村民讨要了一些食物和水，吃饱后生火将衣服烤干。在略作休整后就继续赶路，终于找到了营队。
这次患难与共的经历，三人的友情更加深厚，只是他们一起相处的日子也即将到了尽头。
1912年春，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一时无仗可打，新军随即就地解散，在对每个士兵发3个月饷银后都自行回家。
毛泽东在新军中已经锻炼了半年，但是他也感触颇多，他知道自己还要继续探索救国的真理，于是他决定继续念书，选择离开营队。
好朋友的离开，让朱其升和彭友胜都有些感慨，但是二人并没有挽留，因为他们也知道毛泽东是心怀大志，不可能一直在营队里待着。在毛泽东离开之际，二人还为他办了践行酒菜，其中有一碗菜，正是毛泽东最爱吃的红烧肉。
彭友胜深知毛泽东也是穷困，这点儿饷银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他就将自己的2个银洋塞给了他，并对其万千嘱咐，望他珍重。随即，三兄弟就此各奔东西。
战乱时期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到底在哪儿，特别是朱其升和彭友胜，他们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他们无法改变时代，只是根据形势而随波逐流。
毛泽东又继续读书，之后选择共产主义，走上革命道路，领导红军经历长征，坚持抗日，经过解放战争击败国民党反动派，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最伟大的贡献。
1952年，朱其升通过书信与毛主席联络上，随后两人往来就更为密切。
1952年10月份，准备良久的朱其升决定去北京见毛主席，他揣着毛主席的亲笔信，用他寄来的钱做路费，搭上去北京的列车，进中南海见到了他。来到北京，朱其升十分忐忑，随后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主动上前握着朱其升的手，极为高兴。
二人一起聊了往昔的岁月，时间一晃整整过去了40年，二人都已经迈入中老年！两人叙旧良久，也聊到彭友胜，到了饭点，毛主席就以他惯常吃的三菜一汤招待朱其升。他知道朱其升也爱吃“硬菜”，就特地让厨房做了一道红烧肉。
这次，朱其升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毛主席平时也很忙，就不能时时陪着他，但是只要有空闲，他就邀请朱其升吃饭聊天，毛主席也通过朱其升了解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农村存在的问题。朱其升也毫无保留，将自己接触知道的基层事情，都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也甚为满意。
朱其升临走之际，毛泽东拿出500元，交给朱其升叫他补贴生活。朱其升觉得自己对国家毫无功劳，坚决推辞，不肯收这个钱，毛主席强调说：
这500元是他的稿费，也是他个人的心意。朱其升这才收下这500元钱。
朱其升为人实在忠厚，他心知这笔钱是毛主席交给自己的，但是他应该拿这笔钱为国家做点贡献。于是，他以这些钱为资本，召集一些手工艺人，像补伞的、修鞋的、补锅的、箍木桶等等，一起成立了“和平油布雨伞厂”，朱其升任经理。
他成立雨伞厂，并不是为了盈利，他只是想让手艺人得到一些照顾，也为社会做点贡献。所以，他经常对工人们说，不能散漫地工作，要把工作做好，自己还要向毛主席报告。
1954年夏末，朱其升再次来到北京探望毛主席，这次他专门带着“和平油布雨伞厂”的照片，也向毛主席汇报雨伞厂的情况。毛主席了解情况后非常高兴，表扬他说：
“很好，这个工厂不错，有点社会主义的气魄。”
随后，朱其升继续和毛主席保持通信联系，而毛主席也对其格外关心，告诉他有什么难处可以对自己说！只是这次相见，也是二人的最后一次相见，两年后朱其升在汉口因病离世，享年63岁。
古有“桃园三结义”，毛主席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虽然三人的经历阅历不同，最终的境地也完全不同，但是身处高位的毛主席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结义兄弟”，这是极为难得的。也由此可见，毛主席始终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他内心始终都保留着对人民最纯粹的情感，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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