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广山夜话：史海钩沉 官不修衙而修志（下）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世界朱氏网 | 2023/11/29|浏览量:431
地方志成为一种制度，国家有组织、大规模地编修地方志，始于隋朝。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6年），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并敕秘书学士18人修十郡志，由内史侍郎虞世基总裁，编成图志800卷。炀帝因部帙太少，遣重修，成《区宇图志》120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29卷，为当时的残本)。《区宇图志》是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尚书左丞郎茂也编撰了《诸州图经集》100卷，炀帝为此赐锦300段，并将《图经》收入秘府。这些地理总志卷帙众多，内容繁富，为前代志书所不及，也为以后历代王朝纂修这类志书创立了格局，奠定了基础。地方志的制度性质，进入唐代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化，朝廷开始明确规定地方志的编修期限和办法。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廷将原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修一次图经报尚书省兵部职方的制度改为五年一修报,并要求遇州县增废、山河改移等情况时，必须随时报送。对于图经的内容，要求备载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同时明确规定，编修图经的经费一律从州县杂罚钱中支出。由于朝廷对修志的高度重视，唐时一些边远地区也开始编修图经，如在敦煌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就是记载今甘肃、新疆地区史事的早期志书。 隋唐时期，由于朝廷的倡导，各地普遍编修图经，地记转衰。图经的编纂形式也有所变化，即有图有说，以说为主，同过去以图为主、以说为附的做法不同，如《沙州都督府图经》存世近3丈，所记内容有水、渠、泽、堰、盐池、湖泊、驿站、州学、县学、医学、庙、堂、古城、歌谣等25种，内容丰富，但未见图的痕迹，表明图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唐代最具代表性方志作品，是成书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次年又作补充，由史地知识丰富、精于地理的当朝宰相李吉甫所著的《元和郡县图志》。美丽、富饶的赤土畲族乡村：拥有千年历史的赤土小岭村
《元和郡县图志》 《旧唐书·李吉甫传》和《旧唐书·宪宗本纪》记作《元和郡国图》，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自序》及《新唐书·艺文志》则记为《元和郡县图志》。原书图文并举，至南宋时图亡佚，仅存文字，书名自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改称《元和郡县志》，但亦仍有“图虽亡，仍题《元和郡县图志》，以从其朔”者。《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全书计40卷，另总目和目录各一卷，有图47幅，以当时的关内、河南、河北等10道、47镇为纲，每镇一图一志，分别记述各府州县的建置沿革、疆域道里、地理形势、山川险要、江河湖泊、丘墓古迹、人口物产、贡赋等情况，以备唐宪宗制驭各方藩镇之用。至南宋时，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三十六诸卷散佚无存，第十八卷缺后半，第二十五卷也有缺页，成一残本。清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是中国现存最古、架构最善的一部地理总志。总起来看，《元和郡县图志》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地理志、图记、图经的优良体例传统，所涉内容及取材广泛，对疆域沿革、地理形势、水利、经济和人口等各项内容进行了翔实的记载，又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四至、八到、贡赋等项内容，不但存有许多已失传的珍贵史料，而且体例也较为完善，具有鲜明的实用倾向。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没有的。作者在自序其统撰宗旨说：“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同览也”。作者的这些做法和创新，对后世地方总志的编纂有很大的影响，为后来的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效法。宋代是中国地方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无论从修志的普遍程度，还是成书的数量，都超过前代。志书的内容日益充实，体例日趋完备，图经逐渐被“志”代替，并出现了一些影响后世方志编纂的名志。宋王朝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宋史·职官志》）,并于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创设九域图志局，开国家设局修志之先河。不仅如此，多位皇帝还多次诏修志书，促进官修制度的实施。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正月命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开宝八年又诏宋准加入修撰队伍修定《开宝诸道图经》。是为宋朝第一部官修总志（已佚，一说“这部天下图经终不克成”）。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二月，宋真宗赵恒以《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重修诸路图经。至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末，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修成《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目录2卷，其后祥符四年、六年均曾增修。宋真宗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学士王曾修有《九域图》（三卷）。此后，行政区划多次变更。宋神宗赵顼熙宁八年(1075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以州县名号多有改易，奏请重修。宋神宗诏命曾肇、李德刍删定，而以王存总其事。至元丰三年(1080年)书成，因“旧名图而无绘事”，改称《九域志》，一作《元丰九域志》。书成之后，又经多次修订，最终所反映的政区基本为元丰八年之制。《元丰九域志》是北宋中叶的地理总志，主编王存，曾肇、李德刍参与共同修撰。全书共10卷，举纲撮要，极为简明，卷轶仅为《太平寰宇记》的二十分之一，但内容丰富翔实，独具一格。书中除记载当时疆域政区外，又备载各地户数、元丰三年(1080年)土贡数额及城、镇、堡、寨、山岳、河泽的分布，据统计仅镇即达1880余个，山岳、河泽亦各在1000以上。所有这些都较以往任何史书、地理总志为详，而所载镇名更为宋时其他地理总志所无。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评曰:“叙次亦简洁有法……自序所抵文直事核，淘无愧其言矣。其书最为当世所重。”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徽宗赵佶为编修《九域志》，又谕天下州县编纂图经上报九域图志局，现存张津《乾道四明图经》（12卷），就是奉命纂修的。宋时，由于朝廷重视修志，多次诏修，方志编修空前发展，郡县修志成为传统，十分普遍，数量多，卷帙繁。一些州郡大县，甚至数次修志，如临安府（治所在今杭州市），仅南宋就三修志书，即有名的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修志或编修不及时，地方主官就会被认为失职。地方官员主持编修志书成为职责范围内的事。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史能之任常州知府后，发现志书失修，便自主其事，编成《咸淳毗陵志》30卷。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郡，下轿伊始便问志书带来没有，急于从志书中了解当地的政绩、民情与先哲，当他发现旧志不理想时，还亲自编纂。宋时，由于朝廷和各级官员都十分重视编修地方志，因此，曾任仙溪（今仙游县）县尉的黄岩孙在理宗宝佑五年（公元1257年）所写的《仙溪志·跋》中称: “今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据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所著《中国文化地理》（1983年版）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尚有书名和编纂年代可查的宋代方志就有800种，大大超过之前历代方志的总和。宋代的修志形成传统还可从浙江湖州见之一斑。浙江湖州，宋时蚕丝业发达，宋代319年间纂修的志书就有《吴兴统记》、《祥符(湖州)图经》、《湖州旧图经》、《吴兴图经》、《吴兴郡图经》、《吴兴续图经》、《吴兴地志》、《吴兴地理志》、《(湖州)旧志》、《湖州志》、《(吴兴)郡志》、《吴兴志旧编》、《吴兴志》、《吴兴新录》等14部，平均22.8年篡修一部。宋代方志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巨志迭出，内容与体例趋于完备。在巨志方面，就全国性总志言，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地理学及方志学家乐史引用大量图经编修的《太平寰宇记》达200卷，宋真宗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翰林学士李宗谔、王曾纂修的《祥符州县图经》更是多达1566卷，南宋宁宗嘉定、理宗宝庆年间（公元1208—1227年）地理学家王象之纂修的《舆地纪胜》也有200卷；在府州志方面，由翰林学士李宗谔修定，成书于北宋祥符年间的《越州图经》98卷，南宋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由潜说友撰的《咸淳临安志》100卷；在县志方面，20～30卷以上一部的也很多。宋志的卷帙浩繁为后世所不及。在内容方面，宋人提出综合性方志必须包括天时、地利、人文、忠孝节义、民力、军力、政教、古今得失等，才能有补于世，如果“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就失去了修志的意义。也因此宋代方志记述的重点得以从地理转到了人文历史方面，“人物”和“艺文”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集中反映了这个变化。该志内容广泛，于地理之外，又增加了姓氏、人物、诗词、艺文等，从而使方志例目大变。《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指作者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在体例方面，宋代方志的名称趋于统一。据1962年中华书局版、方志学家张国淦历时40余年所著《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收录的宋代方志名称分析，共有志、图经、乘、谱、记、编等称谓。著录的761种宋代方志中，能确定编修时间的有476种，其中北宋172种，名图经者96种，名志者24种；南宋304种，名图经者降至31种，名志者升至248种，名志者较北宋增加了10倍。宋代方志图和文的比重有了很大变化，文字的分量明显增多，图的分量日益缩小，在志书中退居次要位置，如宋神宗时王存主修的《元丰九域志》，是在《九域图》的基础上重修的，因“不绘地形，难以称图”，故改称《九域志》。鉴于志书体例发生变化，“图经”之名已不适用，南宋后几乎所有的志书都改称“志”。如《严州图经》，绍兴年间的刻本就改称《新定志》。南宋出现的代表后世方志主流的编纂体例，一为平目体，一为纪传体（属纲目体）。平目体以范成大《吴郡志》为代表，全部内容平行列目，无纲统属。纪传体以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为代表，全书分录、图、表、志、传5类，每类均有序，下分细目，特点是目以类聚，层次分明。这两种体例比较适应方志记述内容的需要，为后世广泛采用。宋代方志以叙事详明、体例简洁著称，其中以“临安三志”最负盛名。以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为例，该志100卷，总18纲，纲下列目。前有序言、凡例、目录，后有跋，正文为行在所录、疆域、山川、诏令、御制文、秩官、官寺、文事、武备、风土、贡赋、人物、祠祀、园亭、古迹、冢墓、恤民、纪遗，排列整齐，有图有表有考有传，各纲之首均有小序。内容大多统合古今，并详今略古。以人物为例，共记载汉至宋代人物145人，可见统合古今，其中宋代72人，约占半数，又可见详今略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书“颇有条理”，“区画明晰，体例井然”。《咸淳临安志》在横排门类、纵贯断限和体例结构等方面，均合当今志体，为定型方志。宋代学术活跃，研究气氛浓厚，思考问题条理缜密，许多学者参与修志，把述地记人汇合一体，推动了方志内容与体例的完备。宋人修志注重对社会的作用，强调要有益政事、有补风教，认为修志可以表彰先哲，利于百姓，日求康治。宋时方志内容和体例的这些发展和突破，致使地方志最终从地理学分离出来，而在史学领域自成一类，足见宋代方志在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后世方志的影响。中国地方志在元代继续发展的基础上，于明代进入其发展的繁荣期。元代，方志进入稳步发展期，志书的形式、内容和体例大多承袭宋代，全面完成了图经向方志的过渡，并且创修了全国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涌出一批名志，如元代学官、翰林直学士袁桷的《延祐四明志》，“体例简明，最有体要”，“志书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知名学者徐硕的《至元嘉禾志》，“其书序次甚详，每条下间系以考证，尤为典核”；学古书院山长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荟萃损益，本末灿然，无后来地志家附会丛杂之病”。据统计，元代方志的现有存目达170种，其中称志的137种，称图经的6种，修志发展之快。远在南宋之上。然，留存的不多，流存至今的仅11种。明代，是方志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地方志已从以私修为主发展到以官修为主的历史阶段，地方志的编修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修志的体例，制定了修志的凡例，并修志成风，国有《一统志》，各府州县则有《通志》。明王朝建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即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下令编修一统志（国志）。随之，朱元璋又令天下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水陆道路、仓库等图志。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16则，规定志书内容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还明确规定各类目的编写原则，以便统一各府州县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永乐十六年，朝廷再次诏修郡县志书，颁布《纂修志书凡例》21条。此外，明王朝在正统、景泰、天顺年间均曾下诏修志；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均曾下令广征志书，《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就是在各地上送志书的基础上编成的。明王朝不仅朝廷多次下诏修志，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丁明也曾于嘉靖中颁布《修志凡例》，浙江巡抚、河南汝宁府还曾令下属府县立即修志。由于朝廷三令五申，各地方志编修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万历年间，张邦政就在《满城县志·序》中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据统计，明代所修方志达到2,892种，比宋代增加约2.8倍，今尚存992种；元代没有修志的宁夏、青海等地，到明代有了方志；还出现了元代所没有的乡镇志、卫所志、边关志等。一是同一区域的方志一修再修的情况很是普遍。如《贵州通志》就曾十修，《通州志》九修，《常熟县志》、《萧山县志》七修，《杭州府志》、《六合县志》六修。《广西通志》也于弘治、嘉靖、万历年间三修，并还修有《广西志略》、《广西附志》和《广西图经》各1种。二是方志所涉内容全面，综合性强，涵盖当时自然与社会人文的各个方面。大致包括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生活、名胜古迹、人物、少数民族、自然灾害等12个方面。一些修志者还开始将史家的褒贬笔法运用到人物传中，如康海篡修的明代陕西八大名志之一《正德武功县志》（3卷）、柳瑛篡《中都志》（10卷）、唐胄修《正德琼台志》（44卷）都善恶并书，对方志历来奉行扬善隐恶旧例的实施革新。 三是方志类型多样，大体可以分为繁体、简体、通纪体、断代体几种类型，以繁体、通纪体为多。与宋代、元代方志比较，明志略嫌芜杂，如《句容县志》有124目，《兰阳县志》有10大类112目，《鄢陵志》仅记人物就多达20目，区分过细，类目名称和排列不够科学，成为这一时期方志编纂中的突出问题。因此，有学者批评明代一些方志带有文人习气，仓促从事，不作艰苦的资料工作，不精细考证；有的标奇立异，滥收诗文；有的追求文采，铺陈词藻；有的资料不实，空发议论；有的繁简失度，等等。但明代方志客观上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如《嘉靖寿州志》记有淮南第一桥，《隆庆潮阳县志》记载了广东沿海人民的抗倭斗争和海上贸易情况，《嘉靖钦州志》记载了当地潮汐的情况。江苏的一些地方志记载了本地的名产、特产，如米花糖、饴枝糖的生产过程，等等。方志的编篡和研究发展到清代，除继承之前历朝历代修志的成功做法及重要经验外，又进一步有了不少新的做法和优点。包括朝廷瓣例诏修，州县以上志书几乎全为官修，建立三审制度；所修志书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大批学者参与修志，推动方志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催生出方志编篡学的建立，使地方志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州县基本有志，县志一修再修，方志编修空前普及。三修《大清一统志》 清王朝建立后，曾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三次编篡《大清一统志》。康熙、乾隆、道光帝对纂修《一统志》都极为重视，史臣进呈稿本，都亲自审阅，反复推敲，并提出修改意见。朝廷颁例诏修，确立60年重修制度 清王朝高度重视修志，除三修《大清一统志》外，朝廷还颁例昭修地方志。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康熙帝采纳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进奏，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同时将顺治十八年(1661年)河南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为修志的样式。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礼部奉旨檄催各省设局修志，并限期完成。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雍正帝针对各省志书采录人物事迹提出明确要求：“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还令根据志书编修的好坏，给予必要的奖惩。不久又颁令各省、府、州、县志书每60年重修一次。官府设志局修志 清代官府设有志局(馆)主持修志，一般由地方官员聘请文人学士或地方乡绅编纂，或由地方官员亲自编修，乾隆帝曾严禁私自编修刊印志书。大体上省级志书《通志》以总督、巡抚领衔监修，府、州、县志则由知府、知州、知县领衔纂修，修成后需呈报上一级审查，皇帝审各省志，督抚审州府志，学台审各县志。在清代，州县以上方志几乎全为官修，并逐渐形成了 “修”、“纂”、“编”有别的做法与制度，“修”为主持者，“纂”为统稿者，“编”为执笔者。学者不敢私自修志，由私人篡修的方志罕见。方志学得以建立 清代，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府提倡并参与修志，于是，编修志书蔚然成风，大批著名学者参与到各地的修志工作，，如钱大昕纂修了《乾隆鄞县志》，戴震纂修了《乾隆汾州府志》，王鸣盛纂修了《嘉定县志》，孙星衍纂修了《偃师县志》、《三水县志》，洪亮吉纂修了《固始县志》、《登封县志》。据统计，江苏武进、阳湖有500余名学者参加了全国各地的修志活动。学者们在修志过程中，就志书的体例、内容和编修方法进行探讨，并展开争论，使地方志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方志编篡学的建立和发展，使之成为一门新的学问。章学诚是方志学的奠基人。他有关方志的理论自成体系，涉及方志的性质、编纂范围、体例、章法和修志的目的、内容、要求及修志机构的建立等诸多方面。章学诚使方志学开始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其学术成就和历史功绩是卓越的。方志学流派 清代方志学有众多不同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地理派和历史派。地理派，又叫旧派，或考据派、厚古派，以戴震和洪亮吉为代表。戴震为乾嘉时期一流学者，《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做学问无不从考据入手。他修志重考索，轻当代文献，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洪亮吉以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史馆纂修官，先后编修《宁国府志》、《怀庆县志》等10多种志书，主张：“一方之志，沿革最要”，“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地理派重视历史资料，忽略当朝文献，主张修志要厚古薄今，贵因而不贵创。他们注重地理沿革的考证，所修志书地理内容较为详尽，其他史事的记载则比较简略。 历史派，又称新派，或文献派、详今派，以章学诚为代表。他与考据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他长期从事修志实践，把自己对史学理论的创见用于编修地方志，并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和《修志十议》等几十篇独具精思的论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创立了方志学。他认为方志非地理专书，地理内容只是方志内容的一部分。关于地方志的性质和作用，他指出“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史体纵看，志体横看”，本质是一样的。地方志在史学上的地位是“国史之羽翼”，“有裨风教者”，具有“经世”的作用。关于怎样编纂地方志，他指出要严格遵守“史家法度”，“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省、府、州、县志书记述的内容应各有侧重，图表运用要“相辅而行”，做到“文省而事无晦，形著而言有所归”。关于建立志科，他倡导州县设立志科，主张志科这样的修志机构应当是常设的。关于修志人才，主张要选“能通文字而通史裁者”，要具备识、明、公“三长”，认为“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谢启昆、阮元等志家均为历史派人物。乾嘉时期，地理派占据着方志界的主流地位。之后，历史派的理论逐渐为方志界所接受，并影响至今。方志体例 清代志书的体例主要有平目体和纪传体（纲目体）两种。平目体以《顺治河南通志》为代表。全书50卷，分为图考、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列女、流寓、隐逸、仙释、方技、艺文、考辨等30类。由于朝廷曾下令各省以该志为模式，这种体例在清代采用较多，特别是清前期。纪传体（纲目体）以《嘉庆广西通志》为代表。全书280卷，正文分典、表、略、录、传5纲，统训典，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4表，舆地、山川、关隘、建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胜迹9略，宦绩、谪宦2录，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释、诸蛮6传，共22目。清后期，纪传体（纲目体）志书增多。随着工商业的兴起，清代后期志书篇目随之改进，以容纳新内容，体现时代新特点。如《同治上海县志》设“海关”目，《光绪开原县志》设“商务”目，《宣统承德县志书》设“工艺”、“铁道”、“电信”、“商埠”目。空前普及的方志编修 清代修志空前普及，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现存的清代方志有5,701种，约占现存全国地方志总数8,200多种的70％，其中省志86种，府、州志901种，县志4,714种。全国除新疆及西南个别省份外，几乎所有县一级基层行政单位都修有志书。此外，还修有乡镇志、卫所志、土司志、里志等，仅江苏省就有存世的乡镇77种，浙江省也有40多种。清代也有不少名志，其中由谢启昆修、胡虔纂的《嘉庆广西通志》就以新颖的体例和博洽的内容备受赞誉，阮元称其“载录详明，体例雅饬”，马丕瑶称其“体例最善，不冒史裁，遂为二百余年来官书创体”，梁启超更赞“其为省志楷模”。阮元的《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陶澍的《道光安徽通志》、陈寿棋的《道光福建通志》、羊复礼的《光绪镇安府志》等不少志书，即师《嘉庆广西通志》而作。美丽、富饶的赤土畲族乡村：最适小气候环境生产的赤土小岭高
中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频仍，先是军阀混战，后又遭日寇入侵，但编修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得到继承并发扬，局部有所创新。民国3年（公元1914年）教育部即咨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一作学校教材，二供清史馆征用。是年，浙江省、黑龙江省成立通志局开始编修通志。民国6年（公元1917年），北洋政府内务部会同教育部又通令各地修志，山西省公署下达编写新志的训令，颁布《山西各县志书凡例》，规定县志要采用图、略、传、表、考5种体裁，酌分纲目。同年，广东通志馆开始修志，并于次年修成《续修广东通志稿》19册。全国大规模编修地方志从民国17年（公元1928年）开始。当年，民国南京政府行政院通令各省、县一律修志。次年，要求省、市、县新志书的凡例送部审核，还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22条，对修志机构设置，志书内容、纲目、编修方法、审核办法及文字表述、印刷等做了详细规定，如要求各省建立通志馆，负责修志，要求舆图由专人采用最新科学方法绘制，要编入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和统计表，要据实编入天时发现的异状，以供科学研究，但不得稍涉迷信，以期落实修志机构，提高志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这些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没有要求也不可能要求的。民国33年（公元1944年）南京政府内政部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9条，规定志书分省志、市志、县志3种，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编成的志书要报内政部核实后方能印行。民国35年（公元1946年）内政部又重新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要求各省、市、县未成立通志馆的设立文献委员会，负责收集地方文献，以备修志。南京政府对修志的重视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编修的志书在体例、内容等方面得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就内容看，已开始较为重视记述当时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新面貌新特点。如欧仰羲、梁岵庐等修纂的《民国贵县志》，记述了该县墟市、交通、矿业的发展情况；黎祥品、刘宗尧修纂的《民国迁江县志》着重记述了民国以后有关社会经济、农佃劳工、民族户口、地方行政等内容；封赫鲁等修纂的《民国靖西县志》，保存了当地壮族人民的风情及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方面的珍贵资料。在体例上，一是各志之首均设“概述”，“盖重在简略说明本志内容之大要，而不尽阐明义例也。将使于此书者，读概述后，进而浏览全文，其繁者可以用志不纷，其简者亦将推阐焉而有得，或竟不读全文而大致了了”（黄炎培《《民国川沙县志》》）。二是照片、统计表进入志书为民国首创。柳诒徵等编纂的《民国首都志》，就收入照片75张，有南京的鸟瞰照，街道、学校、医院的照片；《民国邕宁县志》志首也收入照片20幅。在统计表进入志书方面，如《民国杭州市新志稿》、《民国川沙县志》等即有体现。三是采用新式标点和白话文这一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成果进行撰写。四是开始编制索引，运用国际音标标注方言，运用国际通用学名记录动植物等。五是采用横分门类、纵写事实的现代方志编篡方法。具体地说是：将志书内容按科学分类，确定各种事实的隶属关系，制定篇、章、节、目，是为横分、横排。对分类后的各种事实，以时间为序，溯其发端，记述沿革及现状，以明了事实的始末，即为纵述、竖写。两种方法合称横分纵写或横排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编纂新的地方志工作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有序展开。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制定《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时，提出编写地方志的任务，将编修地方志列为20个重点项目之一。规划委员会下设地方志小组，以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1958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新编地方志的几点意见》，是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关于地方志编纂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同时，地方志小组起草了《新修地方志体例（草案）》、《县志编纂条例草案（讨论稿）》下发征求意见。到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多个县建立了修志机构，250个县完成了志书初稿。至1966年，全国有20多部志书正式出版，包括一些县志，如《江苏泗阳县志》《广东惠阳县志》等。在广西则有28个县完成了县志稿的铅印、油印或誊写工作。各地的修志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被暂时中断。20世纪80年代后，修编地方志工作重又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全国修志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是为中国自从有了地方志以来第一部有关地方志的全国性法规，结束了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着新编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依法修志的新阶段和大规模、正规化修志的新时代。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建立了三级修志机构，建有400多个地情网站，逐步形成2万多专职修志人员和10万多兼职修志人员的宏大修志队伍。这支队伍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具有较高的文化与业务素养，其中不少具有高级职称和硕士、博士学历，还不乏各行各业的知名专家、学者。历经30多年的辛勤耕耘，全国新出版的省、市、县三级新编地方志书6,700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乡镇志、厂矿企业志、学校志等20,000余种（部）,地名志1,500多部，山水名胜志400余种（部）,地情书7,000余种（部），三级地方综合年鉴1500余种（部），整理影印出版旧志2000余种（部）。三级志书搜集的资料与最后成书的字数，一般为20∶1，多的达百比一，甚至几百比一。按最低估计，首届修志，各地积累的资料至少在500亿字以上。浩瀚的资料，不仅为新方志编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可供开发和利用的地情资源。许多地方正在利用地方志书和搜集的大量资料，建立常设的方志馆和地情资料信息库，运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管理，为全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如此累累成果，在促进地方经济开发和政治、精神及生态”三大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读史明智，读志知理，鉴往开来，则可登高望远，勇毅笃行。国史、方志由于智者、贤人的修撰而引人入胜，而充满魅力。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说：“人是有历史的动物。”古罗马政治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没有长大。”人性是由历史和传统所塑造的。人类的生活有一个千万年的纵深。人们要了解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了解各时代不同民族对真善美、假恶丑的不同理解。人类一代一代地积累着这些知识和看法，正是它们的总和塑造了人的特质、人类的形象，使我们得以突破“当代的束缚”，知道了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是什么。德国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奠基人之一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说的好：“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比历史更为重要了。”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诉诸历史，其中多读方志，走进乡土历史，亲近精神原乡，赋予我们当下生活以乡土历史的景深，当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景深中有来自云间深处的照射之光，它能够穿越时空，照亮我们致远而行的征程。如果全国村乡，每一个乡和村，都撰有自己的乡志、村志，方便人们查阅所在乡、村的相关历史及传统习俗等和追寻正日渐失去的乡愁记忆，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