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陈独秀与朱灿枢的交往 - 文史类

史海钩沉：陈独秀与朱灿枢的交往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世界朱氏网 | 2024/07/06|浏览量:487

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火爆荧屏，“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等情节的再现，让陈独秀及其子（陈延年陈乔年）走进了大众视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怀宁县（今属安庆）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今年是陈独秀逝世80周年，又逢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中共安庆市委深入开展挖掘“三陈”（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历史资料工作。作者在下乡寻访过程中，发现华阳镇鹤庄村朱氏家谱记录了朱灿枢与陈独秀的交往。安徽党史方志官号上也有记载：“气概居贫颇招逸，文章垂老溢纵横。” 这是陈独秀在狱中书写赠送给朱灿枢的。那么，朱灿枢是怎样一个人，与陈独秀有什么交情，为何陈在狱中还赠联与他。作者通过走访调查，并依据档案史料和朱氏后裔讲述，力求真实还原朱灿枢与陈独秀交往的前前后后。

1. 古雷池翠岭走出的法学才子

望江城郊，一个叫翠岭的地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述经堂朱氏族人就聚居在里。清光绪二十年（1894），述经堂一世祖仲仁公的十七世孙朱灿枢就出生在翠岭青庄（今鹤庄村）的一户普通农家，他所在屋场叫朱家上屋，天资聪颖的朱灿枢从念私塾到望中再到安大，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届学生中名列前茅，毕业后随同学到江苏南京教过书、浙江龙游县警察局当过警察。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朱灿枢目睹了低层百姓的痛苦状况，更体会到平民百姓不会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失落与迷茫，立志改行从事法律工作，为公平正义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于是，他刻苦钻研法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高等法院担任见习书记官，成就了心中的梦想。由于其过硬的文字功底和法学基础，不久便出类拔萃，在同行中有口皆碑。一年后，朱灿枢被安排参与民国时期惊天大案-----审判陈独秀的庭审工作，有缘与陈独秀相识并交往。事情还是让我从头说起。

朱灿枢（1894~1953）

2. 陈独秀在上海因判徒出卖而被捕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之后悄然回到上海租房居住。这是他最为孤寂的时期，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惨烈就义，又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捉拿，无奈地隐姓埋名、东躲西藏。

1929年5月，陈独秀从留苏归国的学生手中读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思想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自己的批评更加不满。因公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而被莫斯科遣返中国的梁干乔、区芳、陆一渊等人，于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起初，陈独秀主动要求加入这个组织，但遭到刁难。于是，1929年9月，陈独秀成立了第二个托派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他担任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晚上，陈独秀正在上海家中奋笔疾书，傍晚七点左右，整条弄堂突然断了电，陈独秀只得暂时放下手中的纸笔，等待来电继续写作。可还没等到来电，听到有人正在上楼的脚步声，没等他弄清情况，几道手电筒的强光便照在了他的脸上，带头的公共租界军警一边回头在人群中扫视，一边询问这个人是不是陈独秀。“就是他！”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肯定了陈独秀的身份。陈独秀听出了这个回应的声音正是自己曾经的秘书谢少珊，便知道自己是被其出卖了，随即被带上了囚车。

营救陈独秀的社会力量也深知情势紧急，他被捕后，社会的援救首先集中在要求司法公正上。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当时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下。国民党在1928年占领北京之后，按照孙中山在《建国大纲》里描绘的蓝图，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军政”阶段已经完成，进入“训政”时期。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自治。从以颠覆旧制度为目标、奉行斗争哲学的革命党，转而为执政党，便不能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要用合法、和平的方式，去化解社会矛盾和斗争，来巩固政权和建设经济。于是，拥有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希望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诸多事务都能逐步规范化。1929 年岁末，蒋介石藉《大公报》通电全国各报馆，希望各报馆能于1930年1月1日起，就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端尽情批评，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便为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契机。在陈独秀一案中，新闻媒体因此得以全程跟进、透明报道。

1933年4月14日上午，陈独秀案第一次公开审理。这天，南京城大雨瓢泼，民众对此案的关注却未见稍减，各地百余记者云集法庭听审。9：35分，法锤响起，宣布开庭，出庭审判长为胡善称、推事（审判法官）张秉慈、林哲民，检察官朱隽，书记官沈育仁、见习书记官朱灿枢。先问各人年龄、籍贯、住址等，以及拘捕经过，宣称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及第2条第2款提起公诉。陈独秀蓝布长衫、两鬓已斑、须长寸许、面色红润、态度安闲、顾盼自如。不时，他还以敏捷的回答引发满堂哄笑。如胡善称问他，被捕的十人中认识哪几个？陈独秀的回答嘲讽有加：“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侦探。”胡一时语塞。最后问陈：“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理由是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中国人穷到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 胡哑口无言，连忙打断，狼狈不堪宣布休庭。次日，第二次庭审。陈独秀不是主角，最后讯问阶段，法官又问陈独秀：托派的最终目的为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陈答道：“是的，纲领你们已看到，不用我多讲。”4月20日，第三次开庭。因为有公开辩论，不少人从上海、无锡、镇江赶来旁听，二百多人挤满了旁听席、记者席，就连法庭门外都站满了旁听者。检察官朱隽控告陈独秀并没有完全脱离共产党，在法律上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同时又试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此举是严重的危害民国。这个时候，检察官也没脸用三民主义来压陈独秀了，但这让陈独秀更有说辞了。陈独秀站起来说：“政府并非国家，反对国民政府不等于危害国家，如果反对政府就是叛国，那么推翻清政府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也是叛国。”好家伙，陈独秀直接把孙中山、黄兴等人拉过来了。如果检察官据此认定己有罪，那么孙中山和黄兴怎么说？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不用多说吧，要是否定了孙中山的革命之举，那你国民党自己的正统地位怎么来的？这让检察官哑口无言、尴尬不已。

（民国知名律师章士钊）

陈独秀话语刚落，辩护律师章士钊起立辩护。章士钊是民国著名的法律专家，他可能比审判犯人的法官更加了解民国的法律，他经常在为他人辩护的时候将法官问得哑口无言，是当时最难请到的顶级律师。他53分钟滔滔雄辩，句句紧扣检方要点，驳斥检方的起诉书“无中无西，无通无列，一切无据”。直接震慑全场，陈独秀都不得不赞扬章士钊的法理水平，唯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章士钊最后说陈独秀是托派，可以与国民党一起对付共产党。不过，这一点与其说是辩护，不如说是给国民党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孰料陈独秀当庭申明，称章律师之辩护，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陈独秀慷慨写下《自辩状》，声称章律师辩护皆其个人意见，宣称：“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实现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陈独秀将法庭变成革命战场，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审讯旁听席座无虚席，许多人远道而来听陈独秀的辩护，国民党被骂得里外不是人，旁听席人群情绪激动、阵阵欢呼。“肃静！肃静！”法槌不停地敲击，仍难控场面，审判长只得灰溜溜宣布休庭。

当日下午3：30继续开庭，辩论一直持续到下午6：35分。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陈独秀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陈独秀随即自拟“上诉状”，与章士钊等斟酌字句后，递交最高法院。“上诉状”针对判决书中“叛国之宣传”“图谋变更国体”“根本推翻民国”等判词条文，逐条加以反驳。宣判第二天，《大公报》便发表社论，批评“若大案情，仅仅公开辩论三次，审判长讯问亦极简短”，而且检察官素养也太低，希望上诉中，应该作更为严密深刻的讯问，法官也应选择洞明世界政治经济潮流之人担任，“然后发问诘难，乃可中其核要”。

（当时南京《国闻周报》记者采访开庭审理陈案的报道）

最高法院受理陈独秀等人的上诉案件后，拖延了一年多时间，于1934年6月30日审理终结。7月20日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宣判：撤消原审判决陈独秀褫夺公权部分，将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减轻为8年。

4. 陈独秀与朱灿枢的特殊交往

陈独秀一生4次被捕，每次被捕，都是轰动事件，引起各方进步人士的关注与营救。第一次是在1919年的北京，五四运动期间他声援学生运动，同年6月11日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捕，坐了98天牢后被释放，他也成了“思想界的明星”。其余3次都是在上海租界被捕，分别是1921年、1922年、1932年，那都是他成了“共党领袖”后的事情。特别是1932年最后一次被捕，更是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营救运动。从被捕、庭审、辩护、判刑、入监，陈独秀慷慨激昂、威武不屈，被后人称作“监狱史上的奇观”。一审判决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和全国学联等单位吁请释放的电文。

（江苏第一模范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故俗称老虎桥监狱）

细数共产党的创始人，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共产党创始人曾经蹲过监狱。有的人在监狱中宁死不屈，英勇斗争，甚至牺牲就义，也有的人在监狱中贪生怕死，临阵变节，卖友求荣。似乎，蹲监狱成为考验党性的一块试金石，疾风知劲草，烈火现真金，也体现了入党誓词中“永不叛党”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早在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过《研究室与监狱》，全文如下“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篇不满100字的雄文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富有哲理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五四运动”蓬勃展开之时，有北京大学等校学生800余人被捕，这时陈独秀为声援和鼓舞被捕学生，及时写了这篇精悍而又富有哲理的短文，既是对北洋政府高压政策的蔑视，也是给被捕学生以思想上的鼓舞与支持。不料，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陈独秀也被捕了。到20世纪20年代初，又两次被捕。他三进三出牢房，但每次坐牢的时间都不长。

因为当时陈独秀乃是国内外享有声望的社会名人，所以在狱中享有相当多的优待，譬如住的是独狱室，青砖瓦房，围墙不高，同其他犯人的牢房隔开，是由看守宿舍辟出的一间房，派有专人监视。这间房约有12平方米，室内有一书桌，一单人床，室外有小天井。陈独秀把牢房当成研究室，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成天研究《说文》。他以高度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在狱中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写作。除了《孔子与中国》《老子考略》外，还有《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等等，这些著述，多方位地思考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演变。他还写出了大量的政论文，大部分在当时最高品位的学术刊物《东方》杂志及内部刊物《火花》《校内生活》上发表。特别是他在监狱中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

（陈独秀狱中手稿）

陈独秀性情直率狂狷，若是与人意见不同他会毫不留情直接指出，不在乎他人感受，因而也得罪许多人，但他直率真诚的性格与高尚的人格，也让他受到认可与尊重，获得许多真正的朋友。朱灿枢久仰陈独秀其名，特别是陈在法庭上的表现让他终身难忘。于是，他多次以同乡和学子身份到狱中拜望陈独秀，叙乡谊、话学情，渐渐拉近了距离，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朱灿枢告诉陈独秀：“当时高等法院派法官，颇费周折，谁也不愿审理你这种倒霉案子，一点油水没有，还要上下受气，挨人咒骂。”陈独秀仰面大笑不止。朱接着说, 你的《辩诉状》大气磅礴、铮铮有声，不仅是为自己辩诉，也宣传了共产主义要旨，更批驳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恶。这洋洋数千言，恐怕在古今文献中，只有唐代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堪与比拟，佩服佩服。陈独秀的《辩诉状》，连同国民政府对此案的《检察官起诉书》《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及南京《中央日报》上《答陈独秀及章士钊》《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等大部分内容，由章士钊编辑《陈案书状汇录》一书，上海亚东书局印制1000本出售，竞成为畅销书瞬即告罄。陈独秀《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不但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且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选为教材，流传于高等学府。

（1933年由上海亚东书局印制的《陈案书状汇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陈独秀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托人打酒买菜，举酌痛饮。十多天后，他听说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感到惘然。“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人联名保释他。国民党当局表示，若陈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当着胡适的面，陈独秀大怒：“不写，决不！我在这里呆了快五年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呀，向欠我两个儿子生命、向杀害无数共产党人生命的蒋介石悔过吗？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何等凛然正气、斩钉截铁！老友胡适焦虑万分，致信汪精卫求援。汪向蒋介石提出，由国民政府核准，经由司法部训令法院按正常司法程序，以战争特例宣布陈独秀减刑3年释放。

（1937年春在狱中的陈独秀）

据朱灿枢之孙朱本宏讲，其父朱子开生前说过多次：当年陈独秀在监狱临别前夕，朱灿枢与陈独秀互赠联一幅留作纪念。“气概居贫颇招逸，文章垂老溢纵横。” 这幅陈写给朱的联，从上下联的寓意和措词中，不难看到陈独秀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和纵横捭阖的气度。墨情文意的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陈独秀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抱负，同时也感叹时光流逝、年纪渐老，同乡老友此别不知何时再相见的忧伤。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了高墙。不久，蒋介石派人劝诱他当“劳工部长”，被陈独秀断然拒绝。晚年，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潜心研读，冷静思考。强烈的叛逆思想和刚烈性格，使得陈独秀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也是这种“一枝独秀”的性格，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缺乏“变通”能力，不懂韬光养晦，更不会玩弄权术。纵观其一生，从十六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国际肆意干涉等等，他一生从未屈服。1942年5月27日，贫病交困的陈独秀在孤独中去世，走完了他倔强坎坷的一生，终年63岁。

5.朱灿枢最后的日子里

世事难料也无常，朱灿枢与陈独秀南京一别竞成永诀。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在日军攻占南京前夕，江苏高等法院安排人员搬迁后方重庆，朱灿枢看到国破山河在、外敌当前下国民党的腐败和软弱，更受到陈独秀人格魅力和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不愿再与国民党政府同流合污了，因为法律并不能保护像陈独秀那种忧国忧民的人。“当官不能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署”的朴实思想根深蒂固，他毅然决然地返回家乡，靠在私塾教书为生，并拒绝汪伪汉奸政府邀其重返南京任高等法院推事（审判法官）之约。解放后，他又以货郎客走村串户，过着平淡而艰辛的生活，1953年病逝时刚满花甲之年。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把与陈独秀交往经过告诉家人，并嘱咐其子朱子开珍藏好陈独秀的对联。

令人叹息的是，朱子开受其父历史问题影响，解放后被划为四类分子受到管制，他怕红卫兵抄家时发现对联，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再次连累家人，于是小心翼翼用旧凉席包好藏在阁楼，不想仍在文革中遭到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