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性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内核，其演变轨迹始终与历史进程深度纠缠。本文突破“线性进步史观”的桎梏，以原始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为时空坐标，通过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人性在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精神世界中的表现形态，揭示人性从“自然整体性”向“异化碎片化”的退化逻辑：生存本能的扩张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吞噬，社会关系的功利化消解了原始共情，而技术文明的狂飙则加速了人性与自然、自我、他人的割裂。这种退化并非简单的道德滑坡，而是文明发展中“进步”与“代价”的悖论性呈现，其本质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对自身存在本质的认知与坚守。 

关键词: 

人性退化；历史演变；工具理性；异化；文明代价

引言 

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史观”始终占据历史叙事的主流——从神权枷锁到理性解放，从物质匮乏到技术繁荣，人类似乎正沿着“文明阶梯”不断攀升。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生态灾难的蔓延、技术异化的加剧，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叙事：当集中营的毒气室与核威慑的阴影成为“现代性成果”的注脚，当社交媒体的狂欢掩盖着精神的荒芜，“进步”的神话是否遮蔽了人性深处的沉沦？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异化劳动”现象，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起点：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被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所奴役，最终丧失了“类存在物”的本质。这种异化，本质上就是人性的退化——它不是回到动物本能的原始状态，而是在文明的包装下，人性中那些构成“人”之核心的特质（如共情、超越性、整体性）被剥离、被扭曲。本文将沿着历史脉络，剖析人性如何从原始的“完整”走向现代的“残缺”，并追问这种退化背后的文明逻辑。 

一、原始社会：生存困境中的人性整体性

原始社会（约前300万年-前3000年）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其物质生产水平的极度低下，反而造就了人性最本真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体现在三个维度：与自然的共生性、群体内的共情性、精神世界的统一性。 

（一）自然共生：未被割裂的存在本质 

原始人尚未将自身从自然界中抽离，在他们的认知中，人与动物、植物、山川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学研究显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幻时间”观念认为，人类的祖先与自然万物有着血缘联系，对自然的掠夺会招致神灵的惩罚；爱斯基摩人在捕猎海豹后，会向海豹的灵魂忏悔，祈求原谅。这种“万物有灵论”并非愚昧，而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意把握——人性在此阶段尚未被“征服自然”的欲望污染，生存需求的满足以顺应自然节律为前提，而非对自然的无度索取。 

（二）群体共情：生存必需的利他本能 

在生产力匮乏的条件下，个体生存完全依赖群体协作。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礼物》中指出，原始社会的“赠礼制度”本质是“义务性利他”：狩猎获得的肉类必须平均分配，氏族成员的困境就是整个群体的困境。这种利他性并非道德说教的产物，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拒绝分享的个体将被群体驱逐，最终面临死亡。因此，原始人性中“利己”与“利他”尚未对立，而是统一于“群体存续”这一核心目标，形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朴素伦理。 

（三）精神统一：未被分化的意义世界 

原始人的精神世界不存在“世俗”与“神圣”的割裂。他们通过图腾崇拜、巫术仪式，将日常生活与宇宙秩序、祖先灵魂紧密联结。非洲马赛人的“成年礼”不仅是生理成熟的标志，更是通过部落长老的教导，让青年理解自身在族群、自然、神灵体系中的位置。这种精神统一性，使原始人在物质匮乏中依然能获得存在的意义感——人性的精神维度尚未被物质欲望挤压，反而因对超验世界的敬畏而显得丰盈。 

此时的人性，虽蒙昧却完整：它未被工具理性异化，未被社会分层撕裂，未被物质欲望吞噬，呈现出“自然存在”与“类存在”的统一。 

二、农业文明：等级秩序下的人性分化 

农业文明（约前3000年-16世纪）以定居农业、私有制、阶级分化为特征，人性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第一次显著分化：原始的整体性被打破，“利己”与“利他”、“特权”与“服从”、“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逐渐显现，人性的退化初露端倪。 

（一）私有制催生的利己扩张 

农业生产使人类首次获得稳定的物质剩余，私有制随之产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私有制的出现“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也使氏族内部出现“富人与穷人的分化”。这种分化本质是人性中“利己本能”的制度化：占有土地的奴隶主、封建主通过剥削劳动者积累财富，而“剥削”的正当性被编织进伦理体系——中国的“君为臣纲”、欧洲的“神授王权”，都将少数人的利己行为包装为“天经地义”。与原始社会的“必要利己”不同，农业文明的利己性已超越生存需求，演变为对财富、权力的无限贪欲，这种贪欲正是人性退化的起点。 

（二）等级制度对共情的压制 

为维护私有制，农业文明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印度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不同等级之间禁止通婚、禁止接触；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中，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其生命权、财产权完全依附于领主。这种等级制度通过“制度化歧视”消解了原始的群体共情：奴隶主视奴隶为“会说话的工具”，领主对农奴的苦难麻木不仁。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是对共情的呼唤，却在等级社会中被异化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逻辑——人性中的共情能力，开始被身份差异、阶层壁垒所割裂。 

（三）精神世界的分裂与虚伪 

农业文明的精神世界呈现“二元分裂”：统治阶级将宗教、哲学改造为维护等级的工具，而底层民众则在压迫中形成“被压抑的精神”。欧洲中世纪的教会一方面宣扬“博爱”，另一方面却通过“赎罪券”聚敛财富，对异端施以火刑；中国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却放任士大夫阶层“三妻四妾”。这种精神分裂导致人性的虚伪化：表面的道德说教与实际的利益算计形成鲜明对比，原始社会“言行一致”的朴素真诚被“双重人格”取代。当精神世界沦为权力的附庸，人性的超越性维度开始萎缩。 

农业文明的“进步”（物质积累、国家形成）是以人性的分化为代价的：利己本能的扩张、共情能力的弱化、精神世界的分裂，标志着人性从“完整”向“残缺”迈出了关键一步。 

三、工业文明：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人性异化 

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起）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机器生产、市场经济、城市化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然而，这种“进步”带来的是人性更深刻的退化——工具理性全面压制价值理性，人沦为“机器的附庸”，人性在物质丰裕中陷入全面异化。 

（一）劳动异化：从“目的”到“手段”的沉沦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工业文明中“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产品成为统治劳动者的力量）、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成为被迫的痛苦）、与他人相异化（人与人的关系沦为竞争关系）、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失去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纺织厂，童工每天工作16小时，手指被机器轧断是常态，他们的劳动不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是为了生存的苟延残喘。此时的人，不再是劳动的主人，而是机器运转的“零件”——人性中“自由创造”的本质被剥夺，只剩下“生存工具”的属性。 

（二）消费主义对欲望的豢养 

工业文明的“过剩生产”催生了消费主义，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广告、时尚、媒体制造“虚假需求”，让人们沉迷于物质占有。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人是“被异化的消费者”，他们以为自己的欲望是“自主选择”，实则是资本精心设计的陷阱。从19世纪欧洲的“百货公司革命”到20世纪的“信用卡消费”，人类逐渐从“为生存而消费”沦为“为消费而生存”。这种对物质的无限渴求，挤压了人性中对精神、艺术、信仰的需求——当一个人用奢侈品定义身份，用存款数字衡量价值时，其人性已被物欲异化为“单向度的存在”。 

（三）社会关系的功利化与原子化 

工业文明打破了农业社会的“熟人共同体”，建立了以契约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职场中的“人脉”、社交中的“资源”，都被纳入功利计算的框架。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失范”概念，恰是对这种异化的描述：当传统的伦理规范被打破，而新的规范尚未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瓦解，孤独感、疏离感成为普遍的精神状态。与原始社会的“群体共生”、农业社会的“等级依附”不同，工业文明中的人是“原子化个体”——他们看似自由，实则被无形的利益网络所操控，人性中的“社会性”被异化为“工具性交往”。 

工业文明以“效率”“财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将人性推向了更深的退化：人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物质增长的“手段”，工具理性的胜利意味着价值理性的溃败。 

四、信息文明：技术狂飙中的人性碎片化 

21世纪以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构建了全新的信息文明。技术的狂飙突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却也使人性的退化呈现出新的形态——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人性的认知、情感、身份都陷入碎片化，最终可能导致“人性的消解”。 

（一）认知异化：算法茧房中的思维退化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不再依赖“理性判断”，而是被算法所主导。推荐算法通过分析用户偏好，不断推送同质化内容，形成“信息茧房”；短视频的“碎片化传播”则瓦解了深度思考的能力，使人们习惯于“标题党”“情绪化表达”。这种认知异化表现为：独立思考被“群体极化”取代（如网络暴力中的跟风行为），理性判断被“算法偏见”操控（如社交媒体中的信息过滤）。当人不再能自主选择认知内容，其“理性动物”的本质属性便被削弱——人性中的“认知能力”退化为被动接受的“信息容器”。 

（二）情感异化：虚拟互动中的共情萎缩 

社交媒体看似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实则加剧了情感的虚假化与表面化。人们在朋友圈展示“精致生活”，却对身边亲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在网络上为远方的灾难“转发祈福”，却拒绝帮助邻居解决实际困难。美国社会学家Sherry Turkle提出“alone together”（共处的孤独）概念：技术让我们随时“在线”，却从未真正“在场”。这种情感异化导致共情能力的严重萎缩——当情感表达沦为“点赞”“转发”的机械动作，当虚拟的“键盘侠”在现实中冷漠旁观，人性中“情感联结”的本质被异化为“表演性社交”。 

（三）身份异化：数字镜像中的自我迷失 

在信息文明中，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构建“虚拟身份”：一个现实中的沉默者，可能是游戏里的“霸主”；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可能是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这种身份的多重性本可丰富人性，但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下，却演变为“身份迷失”——人们越来越依赖虚拟身份获得认可，对真实的自我感到厌恶。日本学者提出的“过劳死”“蛰居族”现象，本质上是数字时代身份异化的极端表现：当现实自我与虚拟镜像产生巨大落差，人要么通过无意义的工作逃避，要么彻底封闭自我。此时的人性，已失去了“自我同一性”，在虚拟与现实的撕裂中支离破碎。 

信息文明的技术神话，掩盖了人性最危险的退化：当算法开始定义“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人类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人之为人”的最后防线。 

五、人性退化的本质与反思：进步的代价？

 纵观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到信息文明，人性的退化呈现出清晰的轨迹：从与自然的共生到对自然的掠夺，从群体共情到个体原子化，从精神统一到意义虚无，从完整存在到异化碎片。这种退化的本质，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遗忘了“为何改造世界”——我们本应通过文明发展实现人性的升华，却在物质与技术的狂飙中，将手段当成了目的。

然而，承认人性的退化，并非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悲观。恰恰相反，这种认知是人类觉醒的起点：原始社会的整体性提示我们，人性本有“向善”的可能；农业文明的等级压迫催生了“平等”的诉求；工业文明的异化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信息文明的碎片化则让“重建精神家园”成为时代命题。

 或许，人性的演变从来不是线性的“进步”或“退化”，而是在“创造”与“毁灭”的辩证中螺旋上升。关键在于，人类能否在每一次文明转型中，保持对自身本质的追问：当我们拥有了毁灭地球的能力，是否还保留着敬畏生命的良知？当算法能预测一切行为，是否还坚守着自由意志的尊严？当物质丰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否还记得“人”的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存在本身？

 结语

 一部人类史，既是物质文明从匮乏到繁荣的进步史，也是人性从完整到异化的退化史。这种退化不是偶然的道德滑坡，而是文明发展中“工具理性膨胀”与“价值理性萎缩”的必然结果。然而，正是这种退化带来的痛苦，不断推动人类反思自身的存在方式——从老子“道法自然”的智慧，到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追求，再到当代对“可持续发展”的倡导，人类始终在寻找一条“文明进步”与“人性完整”共存的道路。 

未来的历史将证明：唯有正视人性的退化，才能阻止人性的沉沦；唯有在技术与物质的洪流中，坚守“人是目的”的底线，人类才能避免在“进步”的神话中，最终失去“人”的本质。这，或许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4.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5. Turkle, S.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Basic Books.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

(汉明长河，2025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