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7日，济南沦陷。日本侵略者推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在各地设立各级伪组织。1938年3月5日，伪山东省公署成立，全省分四个道、两个市公署，即鲁东道、鲁西道、鲁南道、鲁北道，济南市公署、烟台市公署。

1938年4月6日，伪济南市公署正式建立。据有关资料记载，济南市公署的高级职员曾参加伪山东省公署3月5日的成立就职仪式，因寻觅办公地址才迟至4月6日启用印信，正式成立。

伪济南市公署开始位于运署街建设厅(今济南泉城中学处),1939年2月迁至城南关岳庙后街。初设秘书室和财政、教育、建设三局。 1938年5月19日,为适应日军掠夺畜产品的需要,添设畜产管理处。1939年2月接管济南市自来水公司后,改设为水道管理处。上述机构合署办公，除水道管理处外，一切文书均以市公署名义发布。

伪济南市公署直隶于伪省公署,同时接受济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挥。日本特务机关在市公署内置顾问室,派日人充当市公署“顾问”(伪济南市公署日本顾问深泽忠1941年1月11日离任，由近池利胜继任)和各局(处、室)“指导专员”、“专员”、“嘱记”、“技术官”、“指导官”等,以“辅佐”市长、各局处长的名义,对伪官员实行直接监督、控制。1943年7月后,市公署“顾问”一职易名“连络专员”、“连络主任”,继续对伪市长行使监督、指挥之权。1944年1月1日起,伪济南市公署改称“济南市政府”，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伪市公署(市政府)设市政会议制度,秉承日特机关的旨意,对较重大事项进行商讨、决策。规定每周举行1次会议,出席会议人员为市长、顾问(连络专员、连络主任)、各局(处、室)主官、各有关科科长及其他有关职员。

1939年后,机构设置多次变动。主要有:1940年初,秘书室改称秘书处,主官秘书主任易名秘书长;1940年8月20日,建设局内社会科析出,升格为社会局,同日,各处、局科室之名,由第一、第二等序号命名,改为以所经营的事务命名;1942年10月,秘书处内添设宣传科;1943年初,建设局土地科易名地政科,改隶财政局;1943年底,增设食粮配给事务所、清洁事务所,直辖于市公署;1944年,秘书处复称秘书室;1944年5月,设警防团综合本部,内置警防科;1944年6月,秘书室之宣传科升格为宣传室,直隶于市政府;1944年12月,撤销清洁事务所,改设清洁科,隶属社会局;1945年,食粮配给事务所并入社会局,设配给科。

伪市长前后共三任。首任朱桂山，1938年3月5日—1942年12月24日在职。朱桂山 (1880—1946) ，名五丹， 字桂山。山东单县人。191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前，王鸿一在菏泽地区组织成立“尚志社” ，倡导推翻满清政府。朱桂山为该社首领之一。中华民国成立后，朱桂山历任山东民政长公署财政科长、山东临时议会议员、山东银行协理、山东中国银行副行长、齐鲁银行总理，并曾兼任山东商业专门学校校长。1921年至1924年7月，任国会议员。后参与创办博东矿业公司、包头面粉公司，分别任总理、董事长。期间曾于1931年—1932年任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32年5月，被韩复榘委任为邹平实验县县长。济南沦陷后，朱桂山叛国投敌，于1938年1月出任伪济南治安维持会副会长。同年3月任伪济南市市长。1940年10月31日，朱桂山离济赴日本出席东亚大都市联盟结成大会。11月29日返济，发表《东渡经过与观感》广播讲话，无耻地称对“友邦”(日本)倡导的“文化再建、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之伟业”“衷心感佩，耿耿不忘”。

1941年3月24日　日伪在济南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简称“治运”)，伪省长唐仰杜、伪市长朱桂山发表广播讲话和《告民众书》。次日，朱桂山在电台作题为《本市强化治安运动之要旨》的讲话，宣称要“从政治、军事、教育、建设等各方面，切实加以检点与强化”，主要内容为强化扩充警备力量和乡村“自卫”组织，推广保甲制度，恢复、扩大交通，实施普遍的户口检查，组织治安军、警备队及反共乡村自卫团配合日军“讨伐”等。7月15日，济南日伪编组警防团，朱桂山任团长。11月6日，“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本部”成立，朱桂山任部长，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期间，还担任日伪新民会济南市总会委员长。1942年12月24日，伪市长朱桂山辞职，伪市财政局长王德成、建设局长王次伯同时解职。（1921年至1924年7月，任国会议员。后参与创办博东矿业公司、包头面粉公司，分别任总经理、董事长。其间，曾于1931年-1932年任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32年5月，被韩复榘委任为邹平实验县县长。单从以上履历看，朱桂山在民国时期已算得上一位在政界、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可惜他晚节不保，济南沦陷后，在日本侵略军扶植下，于1938年1月出任伪济南治安维持会副会长。同年3月至1942年12月任伪济南市市长。1946年，朱桂山病死于北平。另据记载，任伪市长期间，朱桂山父子对国共抗日人员都有所照应，朱桂山曾营救中共抗日被捕人员，其子朱经古曾多次掩护国民党鲁北行政署地下工作者。）伪山东省公署任命李汝朴为济南市市长。

李汝朴，1942年12月24日—1944年4月15日在职。李汝朴(1894—?)山东利津县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历任山东农矿厅第二科科长、伪山东省公署建设厅荐任秘书、伪山东省公署简任参事。出任伪市长后，他秉承日军旨意，于1943年5月20日操纵举行伪济南市商会举行理事选举，选出商会理事、监事和常务理事，苗兰亭当选为理事长。李汝朴利用这个伪商会协助日伪当局向济南工商界摊派勒索、征收税捐。6月，伪市公署举办“国防献金”活动，向市民摊派勒索。为了控制教育，他还兼济南市立中学校长(1943年8月—1944年4月)。

1944年4月15日，李汝朴调任伪省政府参议，伪兖济道道尹程镕继任伪济南市长。程镕于5月15日方能到职，未到职期间由李幼屏代理。程 镕(1895—1951) ，山东济南人，青岛德华高等工业专门学堂毕业。曾任财政部科员、科长，镇江关监督，青岛警察厅厅长，直隶督办公署副官长。1938年4月，任伪山东省公署警务厅保安股股长，同年6月调任伪山东省会警察署督察长。1939年3月，任伪山东省会警察署署长，同年7月兼伪新民会山东省济南市指导部顾问。1940年6月，兼代伪山东省公署警务厅厅长。1942年11月，调任伪兖济道道尹。1944年5月，任伪济南市市长兼伪济南市新民会会长。1945年8月22日卸职。

伪济南市公署成立后，完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群众的帮凶。为镇压抗日活动，他们收买民族败类，搜集各种情报，人民稍有不满即有被捕、毒打乃至倾家荡产之虞。据伪市公署《1939年工作报告》供认：“查本署奉令班里情报早经遵照施行，举凡本市之经济状况，治安情形，施政要领，实业建设诸项要闻，或征集于行政机关，事无巨细，凡有关情报性质均经汇集逐日编缮5份，分别转送北平政委会情报处及市内日华各行政机关以资查考。按期办理从无间断。”为配合日寇，伪济南市公署积极推行奴化教育,对广大市民进行欺骗宣传。据当时伪市公署的文件交代:“本署以新政实施伊始，近郊居民或有不甚明了之处，亟应剀切宣导，总使村民对于新事态有充分之认识，故于农隙之时派员分赴四郊，携带标语、传单以及慰问袋等，召集村民详为演说，灌输正确概念，以冀其与新政权真诚合作。”仅其中一次4天就“到达村庄8处，散发糖果之慰问袋400份、传单4000张、标语4000张，所到之处并由警局各管派出所协助召集村民共约万余人”。在交通要道张贴反动宣传品，“每日选择重要新闻刊登壁报，张贴各通冲要路”，仅其中一期就编刊了“保甲与和平统一”、“保甲制度之史的简述与推行步骤”、“共产与游击队的毒害”等三篇文章。

同时，为防范抗日军民，1939年，日寇在市区四周挖掘修建防御壕沟。伪市公署除协助日寇强征人工夫役外，还下令“查本市新建之防御壕为市区治安维持上之重要工程，现在是项工程行将竣事，兹为保护该壕外沿便于检查起见，特规定自即日起所有壕外毗连之农田，距壕沿三公尺以内任何农作物不得种植”，并规定“公路两侧三百公尺以内一律禁止种植高杆植物。”导致市郊农民大片农田撂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山东省政府、伪济南市政府等各级伪政权迅速崩溃，伪职人员或离职或潜逃，伪山东省政府、市政府只剩下少数人看守。8月22日，国民党济南市市长张金铭接收了伪济南市政府。至此，济南伪政权结束了傀儡剧。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逮捕汉奸。12月29日凌晨1时许，济南军警出动，逮捕了汉奸130余人。朱桂山早在1946年病死于北平，李汝朴被捕后不详，程镕于1951年在济南被人民政府处决。

朱桂山故居　地址:上新街108号

　　从上新街南口往北走约200米,路东侧108号院里,有一幢十分显眼的两层红砖洋楼,楼虽不大,里面的多个房间现都被不同住户所使用,保存状况尚好。一女住户告诉记者,她已在这里生活了一二十年,但并不清楚这幢楼的历史。

　　其实,这是日伪时期的济南市长朱桂山故居。朱桂山名五丹,字桂山,单县人。191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中国同盟会。济南沦陷后,在日本侵略军扶植下,朱桂山于1938年1月出任伪济南治安维持会副会长。同年3月至1942年12月任伪济南市市长,沦为汉奸。

这幢洋楼虽是负面人物故居,但建筑本身却价值很大。

（信息来源：网络以及雍坚《济南城记》P233-234）

世界朱氏网编辑部

2024年6月20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