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文堂书局与文和堂书局

　　清末民初年间，昌邑县北孟镇王家村（与北孟村紧连）有朱元训、朱元奎兄弟二人，常年肩挑书籍、笔墨砚瓦、学生字帖之类，披星戴月走村串塾，人称“房管”，备受师生欢迎。
　　辛亥革命后，废科举，兴学堂，新式学校逐步增多，就学人数与教科书的需要量与日俱增。1915年间，朱氏兄弟便顺应新形势的要求，于本宅临街建立了昌邑县第一个书店门市部，名曰“广文堂书局”。其所售毛笔、字帖等均刻印“广文堂”3字。因系独家经营，堪称生意兴隆，每当课本发行时节，店堂内外，门庭若市，人来车往，络绎不绝。
　　朱氏的下一代：朱兴尧、朱雨辰、朱邦杰、朱雨亭、朱兴泉等堂兄弟8人都参与图书经营。其中朱雨辰少年颖异，颇爱经济之道，尤喜应酬交往，性坚韧，有毅力，为父辈所器重。年24岁，便受聘为青岛“成合堂书局”的经理。
　　1931年，朱氏老兄弟二人分居，朱雨辰便辞去青岛“成合堂”经理职务，返回故里，与父朱元训在北孟村前街路北新建“文和堂书局”，继而又东去高密县境的周戈庄另建“文和堂”一处。其叔父朱元奎仍在本宅经营“广文堂书局。”
　　北孟村当时为昌邑七区区政府所在地，西至岞山火车站20里，南距丈岑火车站18里，交通便利，货源畅通。5大间营业门市，三面密排了书架，书籍种类繁多，引人入胜。书架顶部悬列铜鼓、铜号、笙管笛箫等各种中西乐器。
　　“文和堂”一方面通过门市和流动供应，积极自销课本、书刊、文具等等；另一方面，它还以“上海世界书局分销处”、“商务印书馆分销处”的名义向周围各县的书商办理批发业务。至今“上海世界书局分销处”这块精致鲜艳的瓷质招牌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朱雨辰的故宅（北孟王家村）“文和堂”的书刊多是从上海经过铁路和海运（从青岛卸船）发到昌邑北孟村“文和堂”的。上海世界书局往往一次就发来一二十个有写字台那样大的大木板箱。平度、高密、掖县、潍县的书商来“文和堂”购书者越来越多。文具也不时从上海的教育用品社等单位发来。如果当时昌邑各县的小书商不经“文和堂”而直接向上海世界书局进书时，世界书局就按常例让给文和堂既定的批发折扣。
　　1933年，“文和堂”购进石印机一台，印制信封、信纸、学生仿帖、练习本等文化教育用品。印刷品除本局零售，兼向小商贩批发；并对外加工，承印名片、广告、表格、帐簿等等。这是“文和堂”书籍发行之外又一项较大的业务。
　　仅北孟“文和堂”即有职工20余人，自行车十几辆，平时经常到几十里外去赶山赶集，设摊卖书，并到远地的学校去征订课本，推销各种图书。当时高密、平度的部分学校和昌邑石埠以南的学校都用“文和堂”的课本。
　　1935年朱雨辰又亲至昌邑城找到他早年在青岛时的同业旧友——“维新书局”的经理高子丰（高家道照）、马文宪协商，将“维新书局”改为“新记文和堂书局”，变为北孟“文和堂”的一个分号，由朱雨辰任经理。
　　本来在当时昌城书局中，以“维新书局”规模最大，堪与相比的只有国民党县党部督办的“中山书店”，但在1935年县党部被韩复榘命令撤销后，“中山书店”日见萎缩，管理混乱，到年底便停业。此时的朱雨辰，北有昌城的“文和堂”，南有北孟的“文和堂”，东有周戈庄的“文和堂”，朱身为3处的总经理。当时他的图书销售，几乎控制了昌邑全境，并深入到潍县、平度、安邱、高密等县的部分地区，销售量逐日增长。再加上他以“上海书局分销处”的名义对周围各书商办理批发业务，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盛景不长，正当朱雨辰计划在平度县城筹建第四个“文和堂”，并准备购置两部汽车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他那雄心勃勃的快要实现的设想，也就被击破了。
　　1938年春，北孟的“文和堂”惨遭日机轰炸，昌城也继而沦为日寇据点，与朱断绝联系；高密县的“文和堂”，虽门市犹存，但交通阻塞，书源切断，3处“文和堂”顿时陷入绝境。这对朱雨辰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其叔父朱元奎在本村经营的“广文堂”也因日寇的侵入，书源切断，而被迫停业。
　　朱雨辰创办鲁东文化社
　　“七七”事变以后，大中城市和胶济沿线相继沦陷，朱雨辰预感到“书荒”将要到来，首先是广大青少年学生无书可读。如创办一所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出版机构，是一桩适时的大有前途的生意。1938年夏，他便收拾了一下“文和堂”的家底，包括1937年冬上海商务印书馆发来的一批教科书，因抗战爆发未及付款即断绝联系。朱连同这笔财产一起集中到周戈庄的“文和堂”去，作为他东山再起的资本。
　　这时周戈庄一带已经是土顽五支队曹克明的防区，朱在此开书局得到了曹的关照，有时曹的谍报人员探到日寇“扫荡”的警报时，也通知朱提前戒备。
　　1938年秋，朱雨辰购进几台石印机，又从自己的家乡——北孟村及周围各村任用了一些亲友来充当管理和推销人员，还招收了一些制版、印刷工人。约在1938年秋冬之间，他自己命名的“鲁东文化社”便在高密的周戈庄、六甲寨等地诞生了。
　　1939年秋，苏鲁战区挺进第四纵队（下简称四纵队）以平度的三合山和昌邑的流河一带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可谓称霸一方。朱雨辰为防日寇的侵扰，需要找一个更大的靠山，因此，他又将“鲁东文化社”迁到昌邑十区东官亭一带（现为平度崔家集乡），置“鲁东文化社”于四纵队的庇护之下。
　　此后，边生产边扩充设备。到1939年底，便有石印机20台，小型铅印机6台，大型活字版铅印机4台。上设总务部，朱雨辰任经理，原昌城“维新书局”的高子丰被邀来任副经理，朱的亲戚九龙屯的李先德任总务主任，池子村的褚文德任副主任，朱家庄子的朱维贞任会计；下设5个厂子，每厂40人左右，全社共200余人。总务部和大铅印机厂设在两官亭，分厂散设在平度的房家、埠口、南营等村和昌邑的初家营、谢家营等村。因日寇经常“扫荡”，厂子经常搬迁，极不固定。
　　“鲁东文化社”还成立了几个营业部。第一营业部设在北孟王家村，主任是朱兴泉；第二营业部设在周戈庄，主任是朱雨辰之弟朱兴邦；第三营业部设在掖县，主任是个姓曲的；沂水县圈里镇还设一个营业部，负责人是褚文德。据说还有几个营业部，但情况不详。
　　“鲁东文化社”开始以翻印原教育部审定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为主。该社的推销人员，经常到各县区或周围各部队去宣传、征订、推销课本。当时四纵队防区周围有赵保原、阎珂卿、董希瞻、曹克明、张汉、李树桂、厉文礼等游杂部队，都与四纵队间隙很深。他们各据一方，互争地盘，互相掠夺地方财产，互相扣留人马物资；但发现运输的是“鲁东文化社”出版的课本，或遇到“鲁东文化社”的工作人员，便主动放行，他们同该社的关系都很好。其主要原因：一是该社的经营范围是整个鲁东，没有部队的地域界限之分；各部队都主动要求该社印刷军事教材（如《步兵操典》等）、印刷地方钞票（各部队都用自己统区的钞票）。二是各部队在统辖区都办小学和中学，如董希瞻在三泊一带办志诚中学，阎珂卿在平度的辛安办辛安中学，四纵队在昌邑密埠店办四维中学、曹克明办高密中学，李树桂在昌邑二区办昌邑中学，都使用该社翻印的课本。所以该社的课本远销黄县、掖县、平度、安邱、潍县、昌乐、寿光等县的一部分国民党统治区。
　　“鲁东文化社”大量地翻印课本，目的是在发展私人资本，但在当时书源枯竭的情况下，确实解决了几百里地内一部分学校的教材问题。
　　1940至1941年，该社为四纵队翻印了《总裁训词》《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麻湾战役》《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等。还出版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游击战争》。
　　1940年下半年，朱雨辰已预感到与四纵队的裂痕在扩大，不时地受到刁难。他须要开辟新的出版发行阵地，以备不测。于是，他与褚文德来到了沂水县的天晴望一带。这里是五十一军军部（于学忠部）和山东国民党省府所在地。朱、褚来此首先观察了两处学校的教材情况：几个学生合用一本油印课本。同时他又会见了五十一军军部军官训练团教育长温会忠（中将），温颇表欢迎，并留进午餐，商妥由朱供应一部分《论游击战争》，并委朱代购印刷机等事。
　　1941年，朱便派褚文德、兰孝善（字宝斋，即墨县书院庄人）带领民工20余人肩挑教科书等来到了300里以外的沂水县天晴望圈里镇，建立门市，对外营业，并为五十一军军部军官训练团带去了《论游击战争》。
　　大量印发课本和其他书籍所需的大宗纸张、油墨等是从青岛购进的，但均属日寇禁运物资。为此，朱雨辰早已遣其弟朱邦杰常驻青岛专事采购业务，从青岛发货。同时又在岞山驻地建立了“艺林文化社”，表面经营图书、文具、纸张等，实则是“鲁东文化社”的中转站，秘密办理卸货，向“鲁东文化社”发运。
　　“艺林文化社”的负责人一是薛树尧，海阳县人，主要负责向“鲁东文化社”转运印刷用品，二是王春荣，岞山站人，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岞山车站的货运员，他以职务之便公开办理“鲁东文化社”印刷用品的运输和装卸，故能在日寇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保证出版物资的供应。
　　四纵队侵吞鲁东文化社原委
　　1940年，“鲁东文化社”的发行量越来越大，需大量资金周转，除四纵队投入一大笔股金，朱雨辰也发展了一批亲友入股，因此该社又名为“鲁东文化联合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此后，朱雨辰与四纵队的矛盾日渐加深。因朱办社时的想法就是面向鲁东，该社是他自己命名的，其印刷能力，决非四纵队统治区这个不大的市场所能消化得了的。他要把他的印刷品行销整个鲁东，他要冲破各霸一方的封锁局面，跨地区地把他的教科书抛向鲁东所有土顽部队的统治区，而这恰恰是四纵队所不能容忍的。
　　对“鲁东文化社”为周围部队印刷钞票等等，四纵队早已忌妒在心，它不能容忍在自己庇护下的“鲁东文化社”为自己的敌对者——曹克明、赵保原、阎珂卿、董希瞻等人服务，也不愿该社为敌对者的统治区服务；另一方而，四纵队也很需要有一个出版机构来为自己的政治宣传服务，因此，对该社早已垂涎欲滴，亟待攫为己有。自投资以后，更是出师有名，硬是派进了晴埠的王文达为会计，以控制和监督“鲁东文化社”一切财务活动。
　　1941年，朱雨辰之弟朱邦杰在青岛采购印刷物资，挪用了一笔资金，较长时间未运进货来。于是四纵队便以朱雨辰伙同其弟朱邦杰贪污公款为名，将朱雨辰及总务李先德强行关押近半年，甚至非刑吊打。四纵队还电令其驻沂水县五十一军的办事处主任元伟卿（流河乡元家人）勒令在沂水县圈里镇的“鲁东文化社”营业部负责人褚文德办理交待，并驱逐其回家。
　　据查，当时朱邦杰确在北孟瞒着家人购置田产若干亩。朱雨辰被押以后，朱邦杰成了全家人的众矢之的。尽管他辩解是为公请客挥霍的，最后不得不在全家人的厉逼之下交出了一笔钱财作为赎金，全家的田产几已变卖净光，还卖了两匹骡马，一辆大车，并找了当地的知名人士朱万卿、朱景堂等10人作保，始获释放。具保的条件是释放后不准投八路军，不准干五支队，不准当汉奸。
　　朱获释后，即被逐出“鲁东文化社”，包括朱所任用的骨干人员和一大批亲信工人，共约60人以上。
　　四纵队侵吞“鲁东文化社”以后，仍沿用原名，由政治部三科科长韩志文（字石秋，南逢乡南逢村人）兼任总经理。原副总经理高子丰仍任原职，新的总务主任是城南辛置村的魏健全，王文达升为会计主任，晴埠的王龙泉任会计，刘渭清干采购工作，管理人员中还有高英魁。
　　四纵队把原来散设在平度和昌邑南部的印刷机器都迁到宋庄一带，总部设在三大章，几个分厂设在辛赵、乔家、于家郜、梁家郜、邹家庄等村。这时出版的小学课本是由山东省政府审定，山东省编审委员会编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约50余册，其中高小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公民等都是各4册（每学期一册）。并出版和翻印了内容极为反动的《蒋介石伟大》《中国之命运》《胶东零零》等。还出版了《三十二年春》《儿女英雄传》等。为四维中学出版过国文课本和李资廉编的地理课本。此外，还大量印刷过“胶东商业兑换券”和“昌邑六区兑换券”（即六区钞票，有1元的，10元的、1角的、2角的）。这是四纵队掠夺地方财产，控制地方经济命脉的一种手段。
　　这一时期的出版用料多从平度的新河和潍县城购进。
　　朱雨辰再建胶东文化社
　　朱雨辰从他的“鲁东文化社”被四纵队一脚踢出之后，不仅失去了他半生苦心经营的成果，甚至把先辈们白手起家铢积寸累的资产和一部分亲友的股金也丧失殆尽。但他并未心灰意冷，四纵队不准他投五支队，他偏偏接受了五支队的邀请，同五支队的军需主任曹绍先商妥，由五支队出钱，联合创办“胶东文化社”。五支队知道朱雨辰有能力购置印刷设备，并有一伙被四纵队驱逐回家的业务班底和熟练的印刷制版工人，只要出钱就行。果然时间不长，约在1942年夏，“胶东文化社”便在高密县境的芦家庄子建成了。从此，朱雨辰又成为“胶东文化社”的经理。约在1942年冬，五支队便派进了一位经理邓汉臣，继而又派进了一位会计高荫南以代替朱雨辰带去的会计朱某。此后，一切经营事宜，均须经邓、高二人之手，朱雨辰这个经理，形同虚设，完全被架空了。
　　不久，五支队又移花接木地给了朱雨辰一个地方商会会长的角色，朱并不满意，但寄人篱下，只能仰人鼻息。虽然五支队没有对他绑架和勒索，但性质和四纵队是一样的，即被利用了。
　　“胶东文化社”成立以后，正值五支队与四纵队的矛盾日趋激化，印书不多，主要印了一些文化用品和东莱银行钞票（高密县的一种地方钞票）以及高密四区流通券。另外，还印了一次昌邑七区流通券（未流通开）。
　　1943年夏，四纵队大举进攻五支队，把五支队和“胶东文化社”围困在南集村（高密周戈庄南）。在强大的攻势下，五支队溃不成军，突围南逃，一直被逼到铁路以南的高阳一带，“胶东文化社”也被四纵队洗劫一空。朱雨辰再不敢依附五支队了，象一只失群的孤雁，几无栖身之地。
　　约在1943年，朱雨辰在高密的蔡家庄东端南北街路东办了一个书摊式的小书店（现据朱家屯朱金亭当时所见，包括文具不过一挑子货），这只是聊以存身和糊口而已。1945年秋，日寇投降，青岛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朱雨辰又到青岛的恩县路办了一个小书店，直到解放。朱雨辰图书发行事业的一生到此结束。

（山东文史资料，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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