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李纲朱熹的生平、李纲与朱松朱熹父子两家的交往，以及李纲对朱熹的影响。同时反映出福建地灵人杰，英才迭涌，交相辉映，而李纲与朱熹更是福建璀璨星河中最光芒耀眼的双星。

[关键词] 李纲朱熹入祀孔庙

李纲“忠贯金石，学穷天人”，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被誉为“南宋第一名臣”。历代名流贤士对李纲推崇之至，誉不绝口。如《魏禧日录》载“论人于三代以下，诸葛武侯是小周公，李忠定是小伊尹。”蔡世远在跋朱子《李丞相奏议后序》曰“三代而下，才最大者，诸葛君、李忠定也。宋朝人物，当推吾闽最盛，而忠定者，数百年罕见。”

朱熹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集北宋以来理学乃至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使儒学再放光明。明代著名学者戴铣在《优崇儒先祠嗣疏》中说：“三代而上，圣人叠出，至孔子删述《六经》遗言绪论，而后斯道大行于世。三代而下，儒贤叠出，至文公朱熹注释群经，而后孔子之道既明。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康熙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一、两人的少年与成长

李纲字天纪，改字伯纪，号梁溪，于元丰六年癸亥闰六月初十日，生于父亲李夔任职的官宅松江府华亭县尉厅折桂阁。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于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出生于父亲朱松的寓所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李纲与朱熹两人的父亲，都是饱读诗书的当世名士。李夔以第一名入国子监，以上舍登元丰二年进士第，“有文集二十卷、礼记义十卷，藏于家”①。朱松“学道于西洛，学文于元祐，学诗于陶谢韦柳”②，也是一个集经学文学于一身的大文人。政和八年(1118)，朱松以上舍登进士第，授迪功郎，任建州政和县尉，由此举家徙闽，著有《韦斋集》12卷。李夔与朱松都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授课，言传身教。李夔在太学“修衣冠制度名闻朝廷”，入仕之后，更是“尤喜提奖后进，孜孜不倦，门人之跻仕者相望也”。事从李夔的学生有很多。如中元符三年进士的黄伯思。再如考中建炎二年进士的卲才，考中政和二年进士的妻弟吴彦申。李夔不仅亲授与李纲诗辞学问，而且注重品德培养。“其教子以孝弟忠信为本，闻人一善于父子兄弟间，誉之不容口，退而未尝不以训诸子也”③。更难得是李夔还特意将少年李纲带在身边到西夏战争的战场上历练，培养军事素养，见习攻战兵法。“年十有四，从先卫公官，培养军事素养，见习攻战兵法。“年十有四，从先卫公官延安，时夏人攻城甚急”④。

朱松更是怀着其《馈岁》诗中“无须志四方，教子求寡过”的归隐夙愿，在精舍里创办了家塾，朱子是他众多学生中最得意的门生。朱松毕其所学辅导朝夕相伴的朱子，在二程洛学，元祐文史哲学、陶谢韦柳田园山水诗学上为朱子注入了丰厚的滋养，夯实了朱子的学问根基。朱松闲暇时常带着朱子游访福建名流，福建安抚使程迈，沙县陈默堂，永泰张元幹，连江李弥逊，福州傅自得，五夫刘子翚，这些当时的一流文人学者，历练眼界，游学熏陶。

李纲与朱熹都自幼聪颖脱凡，深得父亲及父执辈的器重及推崇。李纲“形神俱清，器识绝人，自幼有大志，举动必合于规矩法度”，父友赠谏议大夫了斋陈公瓘识公于幼时，每谓人曰：“李公有子。后来竟以狄梁公，李文靖，王文正事业相期许。＂嶷嶷梁公，畴克与对？文靖、文正，辅世无悔。谁者嗣之，愿公继踵乎！”⑤朱子随父亲学诗，领悟力极强，曾获得“少喜作诗”的好评。南宋诗词家董颖应邀来精舍授课，也对朱子的诗文能力发出“笔力杠鼎”的赞叹。名儒范如圭来为朱子讲授经学，在一堂《礼记·大学》的片段教学中，惊叹少年朱子对儒家经典的领悟吸收已超出成人所能。朱子12岁生日那天，因欣喜于儿子诗词文章能力的非凡，朱松提笔写了一组叫《以月团为十二郎生日之寿戏为数小诗》的诗文为儿子贺寿，诗中有“骎骎惊子笔生风”。李纲与朱熹都未冠守孝，经历至亲去世的悲痛。建中靖国李纲十九岁，母亲吴氏去世。绍兴十三年，朱熹十四岁，父亲朱松去世。两人在父母去世庐墓守孝，庐墓三年期间勤读诗书。崇宁三年，李纲守孝服除。以魁选居太学榜首，入京师，补国子监生。公元1112年，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李纲中莫俦榜乙科，胪传之日，上顾问再三，特旨升甲。改合入官，与学官差遣，授承务郎、镇江教授。朱熹守孝服除，遵父遗命，依父亲好友刘子羽而居，师从五夫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位父执学习学问。绍兴十七年（1147年）秋，朱熹中建州乡贡。十八年（1148年）春，年仅十九岁的朱熹，中王佐榜五甲第九十名进士。

二、两人的仕途人生

政和二年，李纲中莫俦榜进士，授镇江教授。宣和七年冬，金兵入寇。李纲首倡徽宗内禅，庭争挽回钦宗南逃车舆。李纲临危受命，任京城四壁防御使，浴血奋战，领导京城保卫战，取得胜利。耿南仲、唐恪阻扰李纲的渡河万全之战，遏勤王已到之兵，进谗钦宗，迫使李纲出救太原。不久又又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而行议和。接着耿南仲唐恪纠合言官弹劾李纲力专主战，议丧师费财，泡制十罪。责授李纲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再谪宁江。靖康元年秋，金兵再次南下，闰十一月攻取首都东京，灭亡北宋，掳走徽、钦二帝、赵氏皇族、妃嫔、大臣等三千多人，东京城的公私积蓄也被洗劫一空。史称靖康之耻。公元1127年，建炎元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年号建炎，史称南宋。任抗金派首领李纲为相，任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兼御营使，进封陇西郡开国公。李纲效仿唐相姚崇提出中兴的抗金建国十策，请惩张邦昌等汉奸，赠恤李若水、霍安国，整顿朝纲。李纲“命都水使者陈求道等措置,凡二十余日,堵住汴河缺口，快速恢复交通线,平抑了物价,稳定了民心,而且运来了诸部的公案图籍,为奠定新生政权的格局、体制提供了蓝本。接着李纲又分遣将领，剿抚并用，平定各路叛军巨盗。李纲推荐坚决抗战的老臣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去开封整修防御；推荐张所和傅亮分别任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副使，支持领导两河军民的抗金，他还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他主张坚决抗金及反对投降活动，却为宋高宗及汪伯彦、黄潜善所不容。蓄意破坏李纲的抗金部署，迫使李纲于八月十八日辞职。李纲任相主政仅七十五天，十月八日，受黄潜善指使其门客殿中侍御史张浚弹劾李纲，罢观文殿大学士，仍留提举洞霄宫之职。居住鄂州，又移往澧州。后贬谪万安军（今海南岛）。朱熹后来评议李纲这段历史说：“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纲纪，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一个朝廷模样，如僭窃及受伪命之臣，方行诛窜;死节之臣，方行旌恤。然公亦以此去位矣。⑥”李纲一生宦途骤起骤落，靖康、建炎立朝任执政不足一年时间，任相仅75天，但是卓有成效，两安社稷，再造大宋。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不足三年时间，皆成效显著，安民息盗，，地方大治百姓安居乐业。李纲如此治国安民之良臣大贤，却被徽宗钦宗高宗父子三人，三度远贬，行程几万里，几度生死，尤其在烽火连天的高宗朝，竟闲废十年。李纲在贬谪和闲居时间吟诗作赋，整理奏章，以身著史完成了《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等历史纪实。

朱熹自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入仕。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所任皆如李纲治理湘湖、江西一样，以恤民隐、督吏治，敦民风为施政要务，造福百姓。朱熹奏议封事皆力陈君王要正心诚意、任贤修政、反对和议、定计恢复。朱熹不论在居官还是祠官无职时，五十年如一日，都在求学、著作、讲学，论道，以求变励世风士风，有益国家及收复中原大业。朱熹绍兴二十三年的同安主薄任上，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史称“鹅湖之会”。淳熙七年南康军任上，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奏请勅额，置办学田，亲自订立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心式。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至此，经学史上有了“四书”之名。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改建、扩建湖南岳麓书院。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二十六日，朱熹落职罢祠。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或遭流放，或被下狱。这就是“庆元党禁”。庆元三年正月，高足蔡元定编管道州，师徒俩放歌作别。庆元四年，朱熹被各种疾病困扰，他更加抓紧著述，这一时期，完成了《韩文考异》《楚辞集注》《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等著。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

三、两家的世家渊源

李纲与朱熹之父是志同道合的抗金志士。李纲崇尚节义，非常欣赏贾谊所说的“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义所在”著有《论节义》曰“节义者，天下之大闲，而仗节死义者，人之所甚难也。人君有以崇奖而激励之，使知义重于生，而不难于处死，然后可以济患难而同安乐，此所以能立国也。”李纲以之作为立国处世之本，贯彻于自己的一生言行中。

建炎拜相之初李纲即奏曰：“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敦尚名节，故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义死节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死节显著，余未有闻。愿诏京畿诸路询访，优加赠恤”。⑦于是李若水赠官，霍安国赠延康殿学士。

建炎元年李纲任相，朱松有《代陈参政回李丞相谢转官启》。李纲谪归，绍兴元年避居福州。朱松痛感当下危局“顷者，京师之变，金人轻去巢穴，犯吾国都，其势至逆也。四方按兵相视，莫肯攘袂争先，以决一旦之命。而涂地之余，徇死贪生，交臂以事寇仇者，非失职不逞之徒，皆与谋帷幄而柄庙堂者也。”毅然给当时刚流放归来的李纲写了《上李丞相书》。朱松在书中说道：“某闻今世游谈论说之士，未尝不以人材不足为患。某独以谓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义，不明于天下，而学士大夫阙于徇国死难之节，岂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欤!……夫惟今日之势，将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仇而安国家，必务明君臣之义以厉天下，使天下响应景从，奋不顾死以徇王室，则必有大臣焉以倡之……则夫明君臣之义以厉天下，必有命世之杰焉以倡之，非仆射吾谁望邪!恭惟仆射相公，始为史官，方朝廷以言为讳，指陈阙失，奸谀震动，遂得罪以去。又归而为侍从，当宗庙社稷危疑鼿杌之际，不动声气，亲决大策，庶几于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群邪并进，争为误国之计以售其奸。独仆射所建白，皆天下国家所以安危大计，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窜而滨于死，且身虽流落而益尊;食祠官之禄，优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无杀生赏罚之柄，而天下之善类，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为归。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维持天下之道，与夫子孟轲所丁宁深切者，其孰能至于斯欤!某江南匹夫尔，跌宕尘埃，少所合于世。今也乐道仆射之德业风义，以风晓当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齿于宾客之末，抑将考质旧闻，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饰说献谀，以希一日之眷，岂独某所不为，亦岂仆射所望于天下之士也哉。”绍兴四年三月，朱松经泉州太守谢克家和内翰綦宗礼两人举荐，被召入都任试馆一职。朱松以“中兴难易先后”之说，受知枢密院事赵鼎赏识，因而除秘书省正字，循左从政郎。1137年7月，朱松守孝期满，应召入都。朱松向朝廷献上“中兴恢复大计”，下诏改朱松为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朱松改除著作佐郎。四月，又改任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绍兴八年冬，金国应允南宋求和，但要高宗跪拜接受诏书，李纲愤而上奏，向高宗痛斥金国无礼，并称人心物力还可以有为，当“应天顺人，光复旧业”。继李纲上书反对曲辱议和之后，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松与同馆职官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6人联名上疏皇帝，反对朝廷议和，痛斥主和派秦桧的乞和卖国主张。奏疏可谓一针见血：“金人以和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谒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⑧”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与金国订立屈辱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高宗举行庆祝活动，命百官进呈贺表，普遍加官晋爵。因李纲深受众望，又被任命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李纲坚决反对和议，力辞任命，绍兴十（1140）年正月十五，李纲怀着中原未复的遗恨，逝世于福州楞严精舍。朱松因上疏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排挤，绍兴十年（1140）三月十五，被贬出知饶州，朱松忿然请辞主管台州崇道观，回福建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三月病逝。李纲逝世时，朱熹才十一岁，两人自然不会有什么交集。但朱熹自然从父亲及父亲好友刘子羽、张元幹、程迈、李弥逊、胡埕等等的交流谈论中听闻丞相李纲矢志抗金的英风伟迹。李纲以亲身经历撰写的《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李纲多达80卷的奏议以及《论治兵》《论治盗贼》《理财论》《制虏论》等论议，一览无余地告诉了朱熹两宋之交那段血火交熔跌宕变幻的历史风云，也为朱熹力主自强收复中原的宏志大愿提供了借鉴和力量启迪。朱熹与他的弟子评论道：“中兴以来，庙堂之上，主恢复者前有李忠定，后有张忠献而已。或问中兴诸相曰: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赵忠简却晓事有才,好贤乐善，处置得好，而大义不甚分明。李丞相大义分明，极有才，做事有终始本末，昭然可晓;只是中间粗，不甚谨密，此是他病;然他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⑨”李纲撰写的《易传内篇》《易传外篇》《论语详说》以及《论节义》《论忠孝》《三教论》等书籍与论述，都是朱熹成就理学丰富而博大的上游养份。无独有偶，鉴于李纲与朱熹对儒学、理学的推动发展和影响，而且两人都担任西京嵩山崇福宫提举，所以崇福宫旁的嵩阳书院，将朱熹、李纲分别入祭于书院的先贤祠和诸贤祠。按照《祀典》规定，每年于仲春仲秋季节，由书院山长率领全体师生举行祭祀，激发学生对先师圣贤的爱慕敬仰之情，以便在实践中效仿。绍兴八年李纲在故里邵武庆亲里的孔塘埭（今下孔）建立义庄，办置田产以作义田，田租收入充作祖先祭祀、瞻养族中孤寡之费，并置骨米（即糙米）50石作义仓，“以稠宗族”。绍兴二十年（1150），朱子的好友魏掞之在建阳招贤里长滩铺（今徐市镇宸前村）设立社仓。南宋乾道三年，闽北一带的建宁府崇安县，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次年春夏之交，这一带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朱熹和同乡绅士刘如愚等人，请求建宁知府徐哲打开官仓，发粮救民。徐哲便调拨了600石粮食，交予朱熹等人赈济灾民。这年秋冬，得到救助的百姓全部偿还了官府的600石粮食，但是，新任建宁知府王淮认为，饥荒难料，不如把这600石粮食存在乡里，以应不时之需。朱熹就以600石粮食放贷给百姓，每年收取20%的利息，这样既能缓解百姓的饥荒之急，又能生息增值，并于乾道七年在开耀乡五夫里建了社仓，经过14年的运作，不仅将原先的600石粮食归还给了官府，更是剩余了3100石粮食，这极大地增强了乡村抵御饥荒的能力，有了充足的余粮，朱熹便决定不再向百姓收息，每借贷一石粮食只需“耗米三升”即可。1181年11月朱熹总结了五夫社仓的管理经验，编纂成《社仓事目》，进一步优化社仓管理章程，同时，他上书朝廷，请求在全国各地推广这种做法。同年12月孝宗敕令推行，由此“五夫社仓”便提升为在全国推广。“朱子社仓法”，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李纲去世后，诸子将李纲的文稿著作收编成集，将李纲的奏议单独整理成册。淳熙十年（1183）这一年恰好是李纲诞辰一百周年，这一年，朱熹在武夷山下创建了武夷精舍。十月，李纲长房李仪之的次子李晋来武夷精舍恳请朱熹为《李纲奏议集》写序跋。朱熹欣然作《丞相李公奏议后序》，文曰：“呜呼!天之爱人可谓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变，而迫于气数屈信消息之不齐，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于乱。然于其乱也，亦未尝不为之预出能弭是乱之人以拟其后，盖将以使夫生民之类，不至于糜烂泯灭，靡有孑遗。而为之君者，犹有所待赖凭依以保其国，是则古今事变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呜呼!若宣和靖康之变，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时人物若故丞相陇西公者，其所谓能弭是乱之人非邪?盖闻政宣之际国家之隆盛极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举朝相顾，莫有敢以变异为言。公独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祸，上疏极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谪官以去，而闲不七年，虏骑遂薄都城，公于此时，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余，出负天下山岳万钧之重，首陈至策，而徽宗决内禅之计;继发大论，而钦庙坚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强敌。然自重围既解，众人之心无复远虑，而争为割地讲和之说，以苟目前之安。公独以为不然，而数陈出师邀击之可以必胜，与其得气再人之，不可以不忧。则谗间蜂起，远谪遐荒，而不数月间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庙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己任，诛僭逆，定经制，宽民力，变士风，通下情，改弊法，招兵买马，经理财赋，分布要害，缮治城壁，建遣张所抚河北，傅亮收河东，宗泽守京城，西顾关陕，南葺樊邓，且将益据形便，以为必守中原，必还二圣之计。然在位才七十余日，而又遭谗以去。其在绍兴，因事献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以议和退避为非策，恳叩反复，以终其身。盖既薨，而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纤微曲折，究极事情，绝去雕饰，而变化开阖，卓荦奇伟。前后二十余年，事变不同，而所守一说，如出于立谈指顾之间。今少傅丞相福国陈公序其篇端，所以发挥引重固已尽其美矣，公之孙晋复使熹书其后以推明之。熹谢不敢，而其请愈力，不得辞也。顾尝论之, 以为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用于绍兴,则旋轸旧京，汛扫陵庙，以复祖宗之宇，而卒报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岂使王业偏安于江海之，而尚贻吾君今日之忧哉!顾乃使之数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岂天之爱人有时, 而不胜夫气数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浅，而其相推相荡，固有以迭为胜负之势，而至于然欤?呜呼痛哉!昔蒯通每读乐毅书，未尝不废书而泣，安知异时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于斯者邪?虽然，今天子方总群策以图恢复之功，使是书也，得备清闲之燕四，而幸有以当上心者焉。则有志之士，将不恨其不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说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览者无疑于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丙午既望宣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谨书。”

淳熙十三年（1186），永嘉徐元德于邵武军学建李纲祠堂，邀请朱熹作记。朱熹作下了《邵武军学丞相李公祠堂记》文曰：“建炎丞相、陇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为小官，即切切然以天下事为己忧。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几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来，相与震惧，而无有敢以为言者。公时适为左史，以为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谪去。数岁乃得召还，则虏骑已入塞，而长驱向阙矣。公复慨然图上内禅之策，诚意感通，言未及发，而大计已决，虏围既迫，群小方谋挟至尊犯不测为幸免计，公又独叩殿陛，力陈大义，得复守城以退虏兵。然自是以来，割地讲和之议遂起。公又再谪而大事去矣。光尧太上皇帝受命中兴，畴咨人望，首召公为宰相。公亦痛念国家非常之变，日夜图回所以修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备，盖方诛僭逆以正人心，而又建遣张所抚河北，傅亮收河东，宗泽守京城，遂将益据形便，大明纪律，以示必守中原，必还二宫之势。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谪以去，而不复还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适六十年，而永嘉徐公元德命教此邦，谓公之忠义，筹略海内，有志之士莫不诵而传之。顾其乡人子弟乃无有能道其万一而兴起焉者。于是辟讲堂之东，肖公之像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诸生进拜跪奠，妥侑如法，迄事而以书来属记。熹惟天下之义，莫大于君臣。其所以缠绵固结而不可解者，是皆生于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于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学废不讲，则虽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沦胥陷溺，而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以后其君者，往往接迹于当世;有能奋然拔起于其间，如李公之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祸福，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心，终有不可得而夺者，是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学之所讲，有在于是，则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闻其事，而乐推其说，以告世之学者”。虽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发愤”，犹复误有平日之壮心也。十二月癸，宜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华州云台观朱熹记 ”。

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李胜己书碑文，朝奉郎、权知邵武军、兼管内劝农事、赐绯鱼袋侯彦绳立碑石于新建李纲祠堂。

透过朱熹为李纲所作的题序、碑记以及中兴诸人物的评价，可以感受到朱熹对李纲无限的崇拜与敬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看到朱熹的身上闪烁着李纲勤学、爱国、恤民的影子，还有那自励自强、绝不屈辱求和、矢志收复中原雄心壮志。邵武李纲亲族子弟仰慕于朱熹的学识人品，也多有师从朱熹读书。李纲族孙李东，字子贤，号精敏。就是受学朱熹。登绍熙进士第，为庐陵簿，秩满，周必大饯以诗云：“地跨江闽秀气兼，玉成界尺直方廉，西曹久处习凿齿，高士惟知孙子严。”迁知万安县。黄干以书荐于漕使杨楫，乞委以事而观其能。

四、身后恩荣

绍兴十年正月十五，李纲怀着中原未复的遗恨，逝世于福州楞严精舍。讣闻，“除特进致仕，特赠少师，官其亲族十人，命公之仲弟维自浙东提点刑狱移闽部，以营葬事。公命相日，合得支赐银绢，方时艰难，国用正阙，力辞不受。至是给还，及依条给赐赙赠，以为葬事之费。三省、枢密院遣官致祭，所以存恤者甚厚。是年十二月十四日，葬于福州怀安县桐口大家山之原。十三年，以长子仪之升朝，遇郊祀恩，赠太保。十六年，再赠太傅。二十八年，以第三子集之遇郊祭恩，赠太师。淳熙十六年，第八子申之有请于上，蒙恩赐谥，按谥法，“虑国忘家曰忠，安民大虑曰定”宋孝宗亲赐“忠定”谥号。明成化四年三月明宪宗下旨祀宋丞相李纲于邵武府。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抚徐继畲上《奏请以宋儒李纲从祀文廟摺》请具奏从崇祀两庑之列，以彰国家敦崇庠序、表树风声之至意。清咸丰帝于元年三月十四日下谕；“宋臣李纲着照该部所议从祀于文庙西庑，列于先儒孔安国之次，以奖忠义而激懦顽。”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朱熹辞世时，千名学者齐集建阳西唐石里九峰山下大林谷，为之送葬。嘉泰二年（1202年）十月，宋宁宗诏：“朱熹以华文阁待制致仕，并与合得恩泽”，标志着庆元党禁解驰。嘉定二年十二月九日，朱熹被去一切罪名，赐谥“文”，嘉定三年（1203）五月，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理宗下诏学官将朱熹从祀庙堂。元至元元年（1335），惠宗下诏建朱熹文庙，次年封为齐国公。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明成祖作序的《四书五经大全》颁行于天下，并把它为科举取士之制。景泰、嘉靖二朝，朝廷推行祭朱制度，一如祭孔一般，每年享春秋二祀。清康熙五十年（1712），下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入大成殿立牌，继之，康熙又命李光地等编撰《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并亲自作序。

五、后世影响

李纲是两宋之际杰出的民族英雄，爱国爱民，无私无畏，出将入相，忠义凛然，一身进退关系国家福祸。《宋史》为李纲立传二卷、达2.3万字，这在中国二十四史为臣子立传史上，极其罕见的。李纲的许国堂堂不自谋，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担当、与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脉流衍相传。当大变有非常之谋，临大难有不可夺之志，汴梁京城墙头李纲挺身抵御外敌入侵的身影就是一座爱国的丰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保卫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志士。虞允文采石玑聚溃卒而破完颜亮、明朝于谦北京保卫战御瓦剌大军、袁崇焕匹马守关外血战宁远城，林则徐虎门销烟抗英，无一不是以李纲为楷模，“祖宗之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响彻历史的时空，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爱国志士。朱熹是集中国理学之大成，“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⑩”其影响，是一个划时代的存在。朱熹生平著作、编次之书、注释之书、著述而经后人编次成书者总计其生平著述达一百四十二种之多，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朱熹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子理学自宋末以来，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奉作为治国理政的“官方哲学”，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众宝典”，也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读书人修身济世的“人生圭臬”。朱熹的学说，不仅成为中国的国学，而且从十四世纪始，就已相继传布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成为越南陈、黎、阮三朝六百多年的官方指导思想，朝鲜李朝也以朱熹理学作为官方哲学达五百多年，日本也从德川幕府时代起，也就以朱熹的学说为官学了。朱子学说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智慧成果之一。如今，世界互联互通的飞速发展，交流日趋便、紧密，朱熹的学说更为国际学者所重视。“朱子学”成为国际学术上所关注的课题，研究朱熹已从地区性，发展到全国性、世界性。李纲与朱熹两位英贤，名垂汗青，功载史册，身祀孔庙，万世景仰，立功、立德、立言，足为三不朽。李纲与朱熹，自宋以来就是世人心中的英雄楷模，“治学效朱熹、当官学李纲”。朱熹与李纲生于福建，学于福建，长于福建，居于福建，葬于福建，可谓与福建八闽大地渊源深厚。山川钟灵毓秀，是生大贤。而德不孤，必有邻。李纲与朱熹比邻而之诞，相继辉煌于青史，这是中华民族的荣光，更是福建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