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不仅是儒学的发源地,而且具有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遗产

在西周中原文化崛起之前,华夷界限并不像后来那样泾渭分明,中原部族也没有后来那么浓重的优越感和文化中心意识。考古发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表明,那时呈现文化中心多元化的格局。山东东夷族以及西周以来的齐鲁原始宗教——大同教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尧利用东夷首领羿射杀十日的传说看,东夷族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当先进,能以强大的军事武力威震天下各部落,以至于尧办不到的,东夷族的羿却能办到。把嫦娥奔月、舜的“鸟工”的传说和鲁班削木为鹊联系起来分析,东夷人有着丰富的思维想象力,远古人类奔往月球的最初幻想,开始于东夷人。如果沿着这一宗教精神发展,山东极有可能成为飞机、降落伞、宇宙飞船的故乡。

地处山东的泰山,是远古帝王祭祀天地的圣地，是大同教的神山。远古帝王为什么要选择泰山作为祭祀天地的地方，《管子·封禅第五十》载管仲语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祭祀、巡守泰山成为安定天下、宣扬功德的重大举措。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历代帝王纷纷步远古帝王后尘,或祭祀,或巡守,或封禅,不一而足。区区一座泰山,竟然牵动着历代皇帝好大喜功的欲望,成为他们祭祀天地的最高规格的场所,并延续数千年,这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属于宗教而又超越宗教的文化现象。民间信仰的泰山神也居全国诸山神之最,没有哪位山神敢和它们争香火。东岳庙、元君殿遍布全国各地,而我们却很少见到其他省份的山神在山东“插足”或者“定居”。因此,泰山神是中国普遍信仰的神灵,其他省份的山神只是地域性的。

祖先和图腾崇拜中,中国的龙、凤图腾就是山东东夷族的太昊、少吴创立的。《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少吴氏鸟名官”,是世界上关于图腾制度最详细的记载,它不仅反映了少吴氏时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部落组织、维持社会秩序的管理机构的完善,而且于图腾崇拜中蕴含了中国远古“高科技”的候鸟纪历法。

自颛顼、帝尧进行“绝天地通”的宗教改革后,夏、商、周的统治者都曾采取过相应的措施,抑制信仰、祭祀的杂滥无章。齐鲁立国时,鲁国“变其俗,革其礼”,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就包括对远古滥祀、淫祀的禁断和改造，对新祭祀礼制的倡导和推行,使之达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要求的水准。到春秋时期,山东齐鲁地区就有了原始宗教信仰、崇拜的自觉意识和系统理论。《国语·鲁语上》中的柳下惠最早总结了人类原始宗教信仰的地位、对象、旨意、原则、精髓。他叙述的原始宗教信仰、祭祀对象主要有祖先、前哲令德、山川、社稷、五行、日月星辰等,都与远古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其宗旨在于兴利除害、造福人类。可见中国的原始宗教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对险恶生存环境的抗争,对远古人类生活的开拓,对造福人类的伟大人物的肯定和崇敬,对养育人类的日月星辰、社稷山川的感谢和希冀。回首先民们的蹒跚足迹,就能领略到原始宗教崇拜中蕴涵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和积极改造自然的顽强信念。严格意义的宗教产生后,这一可贵的文化精神逐渐消失了。

柳下惠叙述的祭祀对象必须是“有功烈于民”的先祖,“民所以瞻仰”的日月星辰,“生殖”而“出财用”的山林川泽。也就是说,只有给社会、给民众带来切实利益者,才会得到尊崇和祭祀,“非是不在祀典”。这一宗教神灵信仰的实用功利性被世俗信仰一直传承至今。

大同教的异化——战国秦汉时期,道教在山东创始。方仙道是道教的前身,它信仰的神仙方术、养生行气之术和黄白之术成为后世道教最基本的信仰。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的“为寿”及行气方法、《管子》记载的精气论、齐人邹衍探讨长生术的《重道延命方》,都成为后来道教内丹学行气养生理论的指导思想。方仙道鼓吹的神仙不死之术,对秦始皇、汉武帝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掀起入海求不死药的热潮。秦始皇遣齐地方士徐福与童男

童女入海中三神山求仙人,成为海上求仙最热门的话题。西汉齐国临淄人李少君,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炼丹术和长生成仙的方士,也是第一个鼓动汉武帝入海求神山、仙人的。此后,齐地的方士李少翁、栾大、公孙卿纷纷步其后尘,哄骗和策动汉武帝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求仙药、寻神人活动。李少翁利用灯影使汉武帝见到王夫人的魔幻之术,还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幻灯术。栾大斗棋的方术,利用了摩擦生磁电和磁力相斥的原理。由此可知,汉代齐地方士的方术,不光是迷信,还有对当时已取得的科技成果的吸收和运用。在他们的带动下,方仙道在齐地十分流行,人们“莫不溢婉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黄老之学：是大同教中"黄老之道”的学问化、知识化。齐国是黄老之学的原发地和主要流传区域,黄帝的传说以黄老之学为载体在山东流传开来。汉武帝“黜黄老”而"独尊懦术”,黄老之学在齐地寻找另外一条发展途径,同盛行的方仙道相结合,朝着民间宗教的方向发展，演变为“黄老道”,成为道教的前身(学界或称为“原始道教”)。于是,黄帝由中华民族的始祖转而成为成仙登天的神仙。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原始道教的两大流派。太平道的创立者是东汉琅邪(治今山东临沂北)人于吉,其经典《太平经》也产生、流传于齐地。西汉末年齐人甘忠可编著《包元太平经》,标志着原始太平道的形成。东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献《太平清领书》。从《包元太平经》到《太平清领书》,是原始太平道长期传播、逐渐发展的结果。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山东境内的青州黄巾军众至三十万,活动于北海、渤海二郡之间,是最为集中的太平道信徒,后被曹操收编为“青州兵”,仍保持太平道信仰。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儒学式微,以“独尊儒术”为特征的文化防线崩溃,佛教乘虚泛滥,道教长足发展,各种弱势文化纷纷发展起来,佛教、道教与儒学三教并立的局面也成为山东宗教的格局,并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新现象。

第一,出现了“世奉五斗米道”的琅邪孙氏、世奉佛教的泰山羊氏等宗教世家。

琅邪孙氏从西晋孙秀开始信奉五斗米道,至东晋五斗米道首领孙泰,东南沿海农民起义领袖孙恩,在这百余年中,孙氏操纵时代风云,几度沉浮,始终与五斗米道系结着不解之缘。东晋南朝的山东士族琅邪王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东海鲍氏等,都信奉天师道。

太山南城(治今山东新泰)士族羊氏,“世崇玄佛”。西晋羊祜不仅著《老子传》,研讨道经精微,而且有转世认金环的佛家轮回因缘。晋宋间书法家羊欣“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北齐羊烈“注佛道二经七十余卷”。泰山羊氏为了“闺门修饰”,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尼姑庵,收留家族中无子的寡妇。北魏竺道馨、南朝僧念是泰山羊氏家族的著名女性,自愿受戒为尼。竺道馨首开比丘尼讲经布道的先例,僧念以禅思精密、老而弥笃惊动了南朝宋、齐皇帝贵族,使他们踊跃资给供养。二人在佛教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第二,在北魏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人、司徒崔浩的支持下,寇谦之“清整道教”,创立了北天师道,并首创了帝王受道教洗礼、登坛受箓制度,将帝王和贵族吸收入教,协调和密切了道教与统治阶层的关系,大大推动了道教的发展。

第三,山东地区的佛教长期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山东先是形成了济南至青州的佛教兴盛地带,后形成济南泰山、青州驼山、东镇沂山三个佛教中心;崇信东方莲花佛国、无量寿佛和五十菩萨,成为山东佛教的突出特点;出现了济南灵岩寺、青州大云寺等闻名全国的著名寺院。尤其是灵岩寺,历时1700余载,造就了竺僧朗、法定、慧崇等一代代名僧,受到秦王苻坚、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等历代帝王的重视,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并称“四绝”,成为天下“四大名刹”,这在全国的名寺古刹中是十分罕见的;山东佛教高僧赴天竺取经亦可圈可点,道希、师鞭、义净、慧日等赴天竺求法的天涯情缘,成为山东佛教史上的千古佳话。

第四,山东佛教的石窟造像、摩崖刻经分布广泛且丰富多彩,是宝贵的佛教文化遗产。石窟造像虽不能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等三大石窟相提并论,但在全国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石刻,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

宋金元明清时期的山东宗教有如下特点:

第一,由于宋明理学的兴起,儒学重新确立了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宋金元明清时期的佛教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大量翻译佛经、佛教理论和教派的创立已为数不多,信仰的层次由雅文化转入以俗文化为主,朝廷扶植佛教的活动也主要表现在为寺院赐额和“敕

建”寺院上。从俗文化层次上看,大规模石窟造像、摩崖刻经等活动已进入尾声,而转为对佛、菩萨的焚香膜拜;虽有寺院、佛塔的兴建,但主要是对魏晋南北朝大量建立的寺庵进行修复和维护,以保证佛教的信徒和寺院的香火。

第二,该时期的山东道教进入繁荣时期。首先是崂山道教兴起,使山东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道教最为繁荣的地区。其次是全真教派在山东昆嵛山创立、崛起,迅速发展为北方占主导地位的道教教派。山东出现了崂山、沂山、泰山和昆嵛山等道教中心。

第三,儒、释、道“三教”由“三教并立”到“三教通连”,再到“三教”的格局被打破,演变为教派林立。到明末,山东的秘密教门已经多达70余种,至清末更发展到百余种。元明清三朝对民间宗教的取缔、镇压空前严酷,出现所谓“正邪”两教的明显区别。

第四,宗教成为反封建斗争的组织形式。康熙年间(1662-1722)、乾隆年间(1736-1795),山东曾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与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反清斗争、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连成一条反清的历史主线,使有清一代的民众始终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反清情绪,从未消失过,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是少见的。

第五,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和异质文化之间的强烈碰撞,由于在洋枪大炮庇护下西方传教士对清朝各级官府的颐指气使和教徒们的横行霸道,由于近代山东人民对传统文化的固守和盲目排外,山东官绅民众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间爆发了一次次剧烈的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