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欺名盗世之徒(转载)
楼主：保家卫国
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老师讲到戊戌变法，就会提到一群以康有为、梁启超等流淌着热血的维新志士，发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救亡图存，革新中国。后来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反对下，变法功亏一篑，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为后人留下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壮志和遗憾。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国外，成了“英雄”，教科书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
历史上的康有为，果真如此吗？答案恐怕令人大跌眼镜：错，历史上的康有为，其实是个欺世盗名之徒，君子之名名不副实！
戊戌六君子被杀后，康有为经香港辗转逃到日本。一年后（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得让康有为留在日本。4月3日，日本下了逐客令，康有为乘船横渡太平洋，抵达加拿大。当时，海外华人受尽屈辱，迫切渴望祖国变法，康有为利用这种心理，再加上其善于演讲煽动，台下听众热血沸腾，捐款捐物。
他伪造了一张自己与光绪皇帝的合影（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PS），宣称自己“密受光绪帝衣带之诏，奉诏出外求救”，并把所谓“密诏”登在当地报纸上，号召华人为其捐钱。康有为流亡在外十六年（1898-1913），游历42个国家，去了7次法国8次英国11次德国，一路风光无限。
事实上，光绪皇帝只见过一次康有为，更不可能与康有为合影。1895年6月15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这是康有为毕生最光辉的时刻，因为这次接见足以让他吹嘘后半生。他号称和光绪帝足足谈了两个时辰。不过，光绪帝接见完康有为，随后接见的是张元济。张元济在其日记中记载，那天光绪帝只和康有为聊了不足一刻钟，而且两人语言不通（康有为是广东人），一刻钟根本谈不到关键问题。至于“衣带诏”，更是天大的谎言。光绪曾秘密写给四位军机章京（不包括康有为）一道诏书，内容在于“妥速筹商”，找到一个既能保全皇位，又能将变法进行下去，并且不得罪慈禧太后的方案，与康有为伪造的“衣带诏”内容完全不同。康有为成立的“保皇党”只是打着“救驾”的名号四处骗钱，募集到大量财产后，既不救驾，也不保皇，而是尽量满足一己之私，大肆挥霍，在各国购置地产，甚至在墨西哥开办“墨华银行”，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
1908年，光绪帝去世，康有为的“保皇党”无皇可保了，并最终沦为“黑社会”。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必须经过康有为同意，并交钱作为“革命”经费。最著名的便是“振华公司”血案。当时，振华公司刘士骥招股已得到北美华商的响应，康有为写信要求主持招股，刘士骥极力反抗。后来，康友为派人将刘士骥暗杀在其家中，三个月后，另一股东刘义任亦被其毒杀。这件事震撼华人圈，康有为的丑恶嘴脸也暴露无遗。
更讽刺的是，康有为是最早提倡一夫一妻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却妻妾成群，43岁时娶了18岁的梁随觉，50岁娶了17岁的何旃理，56岁娶了17岁的市冈鹤子，58岁娶17岁的廖定徵，62岁娶了19岁的张光……家中10多个女仆，30多个男仆，家里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川流不息，颇有王公贵族做派。
另外，有人称康有为是“国学大师”，事实上康有为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他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剽窃了张之洞门生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他费尽心思为自己编撰的年表，只不过是用来抬高自己的工具。那么，康有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在我看来，说他是“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是夸大了他的功绩。如果说他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奸商，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的政客，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很好理解。开口即说大义，临大难必变节；逢人称兄弟，即深交也平常，说的就是此类人。
另外，康有为认为，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否认历史真实，胡说孔子是“托古改制”，为自己改革服务，篡改历史精神，为后来的疑古学派奠定了基础。
附：康有为传记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卒年七十。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同时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叫嚣“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待续）
康有为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具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不断进取的士大夫。但康有为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也不是什么学术大师，只是学术政客，只是借助学问去博取眼球、去博取功名的时代弄潮儿。他的学术不是深刻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是为了针砭时弊，启迪智慧，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一点，他很过郭沫若很相似。（2020年3月25日07:52:47）康有为一生不歇息的原因，与其雄伟抱负有关，可能也与早年丧父有关。康有为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 。大凡少年丧父的一旦奋斗起来，基本上是永不歇息。
孔子一生仕途不长，不断探索与尝试，是与父亲起过早去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