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之首”不卖国，爱国学生倒成了“国贼”

“五四运动”期间曾发生过一件大事，咱们在历史书上都学过，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赵家楼的主人就是“汉奸之首”曹汝霖，他与陆宗舆、章宗祥一起被打为卖国贼，从此消失于政坛。 

曹汝霖离开政坛后，并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搞起了慈善活动，除了救济穷人之外，还在北京开了一家慈善医院，取名中央医院，穷人看病一律不收钱。曹汝霖主持医院十余年，所需经费全靠他筹集，却没有领过工资，只有他到医院时，医院给他的汽车加满油，算是全部的报酬了。

日军侵占华北后，接管了协和等医院，还想强占中央医院，曹汝霖亲自找日军交涉方才保住。当时，许多名医不愿给日军卖命，纷纷投奔中央医院，比如，我国妇产科学奠基人林巧稚（袁隆平就是她接生的），当时在中央医院创立了妇产科。

抗战时期，日军为了组建伪政府，极力拉拢北洋政府时期的高官，曹汝霖是第一人选。面对高官厚禄，曹汝霖始终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也没有参加任何卖国活动，算是保住了晚节。

1957年，曹汝霖移居美国，并在那里生活至去世，享年89岁，也算是善终了。

然而，当初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一把火烧了曹汝霖家的北大高材生梅思平，抗战期间却投靠了日本人，成了自己口中痛骂的“国贼”，不仅为虎作伥，还残害自己的同胞，最终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梅思平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获文学学士。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

梅思平毕业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任江宁实验县县长时是因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身份充任的。

梅思平在政治上比较活跃且有想法。1928年至1931年间，《新生命》杂志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当时，陶希圣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紧随其后，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提出了不同的论点并每每与陶希圣论争。周佛海曾说，中国社会探究是《新生命》的特色，"这种研究在第一年中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论争的急先锋。"在这场论战中，梅思平则是主要力量之一，那时的他刚刚而立之年，可谓风华正茂。梅思平还是个好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现代丛书《万有文库》中的《中国革命史》一书，就是由梅思平编辑，蔡元培校对的。

1938年与高宗武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商讨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具体条件和办法。梅思平又随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方达成协议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双方协议规定: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五、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会谈还安排了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对于成立汪精卫伪政权梅思平的心理也很矛盾，他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于显著位置刊载梅爱文的署名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文章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这篇文章将近800字，是梅思平在温州读书的13岁的女儿写的。 接着，《浙瓯日报》又连续3天刊出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鹤邻、鹤春与之脱离一切关系的《启事》，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这件事当时亦震动全国，各大报刊争相转载。

梅思平临刑前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司法行政部谢冠生部长、洪谢雨次长，还有一封分别给其家属。他写给子女的遗书是"努力读书，忠贞报国"八个字。

数十年后，有记者采访梅爱文，老人说:"那是特殊的时期，想法也很单纯。爱国第一，亲情第二，我的父亲做了对不起民族的事情，父女感情也就无从谈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思平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本文来自网络，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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