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是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第一符号，也是具有血缘传承关系的 家庭或宗族的群体标志，是人类社会维系血亲、区分族别的重要依据。

 “姓氏”是“姓”与“氏”的合称，二者皆具有家号、族号、宗号之含义。但在先秦时代，“姓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别婚姻，氏明贵贱”，是对姓、氏不同内涵、社会功能及其产生的历史渊源的高度概括。正如《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所 云：“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也就是说，姓表示宗族的起源、出处，是原有的、大宗的族号；氏是后起的，是分支的、小宗的族号。先有姓，后有氏，姓大于氏，氏统于姓；姓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分支。然而，姓与氏的区别，不仅仅是源与流的简单关系，其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姓是血缘传承的标志，氏是社会地位和 地域区分的符号。姓侧重于血缘关系，氏强调地域的概念。“因生赐姓，胙（胙“zuò”，此处为赏赐的意思）土命氏”，高度概括了“姓”与“氏”的本质区别和文化内涵。“因生”是生育观念，是生命的产生、延续、血缘的传承；“胙土”，是生存观念，是人们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生育和生存是人类必备的两大要素，“姓”“氏”二字涵盖了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全部意义，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真谛所 在和发展轨迹。

   中华姓氏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形态，它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根植于文明初曙的氏族繁衍，发展于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度，确立于大 一统的秦汉帝国，演变于“胡汉互化”的民族交融，融汇于多元一体的文 化体系。 

因生赐姓创世纪ꢀ中华古姓多母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从母系氏族社会中华古姓的产生，迄今已约有一万年的历史。相比之下，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姓氏产生于中世纪时期。虽然古罗马的父系氏族社会已出现了一批较早的姓氏， 但姓氏的使用并未形成固定的模式，直到9世纪初，才在意大利的各城堡中得到恢复。至于在亚洲地区，越南、朝鲜等国在10世纪左右才相继普及，相当于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而且多数是由中国传入。而日本 直到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实行“壬申户籍法”才普遍推行姓氏制度。

 姓氏的古老，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悠久。中华姓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宝库。

关于中国古姓的起源，历代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主 要有两种说法。

始祖创世，因生赐姓

 始祖创世，因生赐姓，是有关中华姓氏起源的传统说法，常见于文献典籍的历史记载。其中影响最大、流传甚广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相婚、传衍人种的历史故事。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宇宙初开之时，世上只有伏羲、女娲兄妹两人生活在昆仑山上，为繁衍后代，兄妹俩只得自相婚配，结为夫妻。但又自感羞愧，难以决断，于是通过占卜的方法 来判定天意。兄妹俩先在两个山头各自烧起火堆，并对天祷告：“如上 天有意让我兄妹二人成婚，就让两股青烟相合；如并无此意，就烟消云 散。”刚说完，只见两股青烟合为一体，直冲云霄。兄妹二人仍狐疑不 决，又约定，从各自山头滚下一扇磨盘，如石磨脐、眼相合，则可结为 夫妻，否则各奔东西。说来也巧，自高山推下的两扇磨盘落到沟底后，竟然阴阳相覆，脐、眼相合。于是伏羲、女娲便在上天认可下结为夫 妻，传下后代，并根据子女的出生情况和散落居处，将其分为不同的族姓，并规定同一族姓的男女不得自相婚配。

 这一历史传说，不仅在汉族文献中屡有记载，在苗、瑶、壮、彝、黎、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也广为流传，大同小异。如瑶族《伏羲兄妹 故事》中说，他们成婚后，妹妹生下一个冬瓜般的肉团，他们把肉团砍碎，到处抛撒，落在平地的成了汉人，落在森林、山坳等处的，便成了瑶山五族。

另一种与之相近的说法是只有女娲，没有伏羲。说女娲补天后，深感寂寞，便用黄泥仿造自己的形象造了许多小人。后来嫌效率太低，便用草绳蘸着泥浆，用力甩出，溅出的泥浆也化为小人。落在石头上的便姓石，落在树叶上的便姓叶，落在花朵上的便姓花，落在河里的便姓何（河），落在池塘里的便姓池……

 基于对这一历史传说的认同心理，伏羲、女娲被后世尊为“创世人祖”和“人祖奶奶”，在中华大地至今仍留存着许多相关的纪念性遗址、遗迹。如甘肃西和县仇池山的“伏羲仙崖”和天水市的“伏羲神庙”，陕西西安临潼的“女娲宫”，山西洪洞县的“女娲庙”“女娲陵”和吉县的“人祖山”，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陵”“伏羲庙”，河北涉县的“女娲皇宫”……尤为珍贵的是山东嘉祥武梁祠中的汉代画像石和新疆吐鲁番古墓群出土文物中的一幅“伏羲、女娲执矩图”，图中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面对面地手执圆规、矩尺，表示伏羲“正姓氏，别婚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哲理。尤为传神的是伏羲、女娲下身成两条蛇尾相互交缠 在一起，中间有一小孩，十分形象地表现了伏羲、女娲传衍人类的主题。

 虽说神话传说并不能等同于历史，但神话传说中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历史成分，反映了历史阶段的社会特征。通过伏羲兄妹相婚、传衍后代 的历史传说，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在中华民族的初始时期，曾经历过血亲乱婚向族外群婚进化的历史进程，也可以看到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进化的轨迹，同时透析出中华古姓起源的历史信息。

图腾感生，演化为姓

“图腾感生，演化为姓”是近代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华古姓 起源于原始的图腾崇拜。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的信仰形式，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十分低下，人类既不了解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也不了解自身和氏族组织的起源，认为人类每个氏族、部落都与某种自然现象、动植物、非生物有着某种神秘的亲缘关系，如日月星辰、风云雷 电、山川岩石、花草树木、熊罴虎豹、牛羊犬马、禽鸟龙蛇……只需该氏族的始祖母与之接触感应，即会衍生后代。所以图腾物象就成为本氏族的祖先，成为本氏族所共有的标志和徽号，即族徽。这种自然崇拜、生育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形式和偶像，即图腾名称，便成为 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的名称，进而演化为该氏族共有的姓源。中国 最早的一批古姓，即由氏族图腾演化而来。 

 各民族中图腾祖先形象有的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动植物、非生物或自然现象，有的是虚幻的半人半神、半人半兽形象。在我国各民族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中，都有许多图腾崇拜、图腾感生的事例。在有关炎黄部族起源的历史文献中，都说炎帝神农氏，其母为安登，因感应神龙绕身而生炎帝于姜水，因而炎帝神农氏以姜为姓；黄帝轩辕之母附宝，因在大野中见雷电绕北斗七星，感而有孕，生黄帝于轩辕之丘，育于姬水之畔，故以姬为姓；夏祖女志梦流星落地，化为神珠薏苡，后而有孕，生 下大禹，故夏人以薏苡为“图腾”，以姒为姓（姒即苡字的演化）；商祖简狄则是因吞食玄鸟之卵而生契，故以鸟为图腾，以子为姓（子即卵）；周祖姜嫄因践巨人之迹（熊迹）而生后稷，故周人以熊为图腾， 以姬为姓（巨为熊迹之形，巨从女旁而为姬）……

 20世纪以来，我国不少学者运用近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对传说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并结合考古发现和社会实践调查，在姓氏与图腾关系的研究上有了重大突破和新的认识。如学术大师郭沫若在 20世纪20年代写的《甲骨文字研究》中就指出：凤姓起源于凤鸟图腾：“卜辞风字均作凤……古有凤姓之国，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凤姓。古云，伏羲氏之胤，案其实乃以凤为图腾之古代族也。”也即古代东夷部族以鸟为图腾的典型代表。文化学家丁山认为：“中国古姓多为图腾之遗留。如秦嬴，是瑞兽之名，周姓姬，是鳄鱼的意义；季札 之姓狸，夏姓姒，为妊娠的药草……”社会学家李玄伯也说：“姓即图腾的结果，在文字内现在尚能看见种种遗痕。凤——凤姓之图腾；羊——姜姓之图腾；扈鸟——扈姓之图腾；祝融八姓亦源于图腾：蛇（己）——己姓之图腾；龙——董姓之图腾；虫——妘姓之图腾；鼓——彭姓之图腾……”历史学家吕振羽也指出：“在中国今日的姓氏中，也保留着不少的原始图腾名称的遗迹；如马、牛、羊、猪、鸟、凤、梅、李、 桃、花、叶、林、河、山、水、云、沙、石、毛、皮、龙、冯、 蛇……”

 上述学者尽管意见不完全一致，但都认为：中华古姓源于图腾，是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当代学者王泉根先生还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图腾感生划分为三大类别（参见《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

履迹ꢀ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

吞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简狄吞燕卵而生契

 遇异ꢀ附宝感北斗而生黄帝ꢀ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女节感流星而生少昊ꢀ女枢感虹光而生颛顼ꢀ庆都感赤龙而生伊耆（尧）

 总之，由原始社会的图腾名称，演变为氏族组织的徽号、名称，标志着中华姓氏的萌芽和产生，是中华姓氏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和升华。而 标志着氏族血缘关系的中华古姓，就成为“区分族别，维系血亲”的重要 依据，也是中华姓氏最原始的社会功能。

由图腾感生的中华古姓，大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因当时生产力 和科学水平十分低下，“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群生聚处。一个氏族组织由一位老祖母及其衍生的女姓后代子孙组成，人类正处于野合杂交的血族群婚时代，人们知有其母而不知其父。血缘世系只能按母系来计算，所以中华古姓多从母姓，姓的本意强调生育概念。流 传至今的中华古姓多带有女字偏旁。如通常所说的“上古八姓”姜、姬、妫、姒、嬴、姞、姚、妘和“十二古姓”姜、姬、姞、嬴、姚、妫、妘、、姺、㜣、 、娸便是其例。另外，清初顾炎武从《春秋》三传中 考订的22个古姓中，除凤、子、祁、华、曹、董、归、熊、漆、允10姓属上古图腾感生之外，其余12姓也都来自母系。其中凤姓为太昊伏羲氏所传，为中华第一古姓。

 关于中华古姓来源于母系的说法，不仅在历史典籍中屡有记载，在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玄 鸟》篇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篇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这些诗篇都是商、周祭祀祖庙的乐章，都是赞颂他们的始祖母，而没有他们的始祖，这是地道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遗踪。

 大约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认识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对直系血亲的无限制乱交产生了厌恶，并从实践中逐渐 地感受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生物学原理，认识到同一血统的人相互婚配，不利于后代。于是，首先要求对不同的血统加以区分。同时，由于种族的不断繁衍、居住地域的不断扩大、职业身份的不断变化，同一姓族之内依据血缘世系的亲疏、居住地域的远近，就形成了若干分 支。对各个氏族及若干分支加以区分的特殊标志就是“姓”。从这一角度 来看，姓成为从氏族的内婚制发展到族外婚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义·姓名篇》中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礼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姓别婚姻”成为中华古姓的主要社会功能，也是中华姓氏史上的一大发展和进步。 

文明初曙分尊卑ꢀ男子称氏别贵贱

 在先秦时期，标志部族、宗族的徽号，除姓之外，还有氏的称谓。氏是姓所衍生的产物，即姓的分支。《通鉴外纪》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论 述：“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也就是 说，姓表示宗族的起源、出处，是原有的大宗的称号；氏是后起的、分 支的、小宗的族号。而氏字的文字结构，在殷商甲骨文中解释为：“木本”之意，即植物之根，故后世多用“寻根”二字表述某一姓氏认祖寻根、追源溯流的文化情结。

父权确立，尊者为氏

 氏出现较姓晚，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氏族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展，氏族组织中不断分出一些小的群体，迁徙到新的地区。为了区分这些新生的、小 的社会群体，并维系与原有的氏族组织的联系，于是便产生了“氏”这一社会组织名称。所以我国古代学者在解释“氏”字时，说氏的本义应该作“是”，表示存在的意思，表明其某某分支生活、聚居于某一地区，把地域概念引入了血缘群体的组织之内，用以表示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同 一姓族组织的分支、衍派，这就是“氏”。《说文解字》中对“氏”的解释则说：“巴蜀山名岸胁之旁著欲落堕者曰氏。”段玉裁注曰：“小阜之旁著于山岸胁，而状欲落堕者曰氏；其字亦作坻。”《诗经·秦风·蒹葭》中“宛在水中坻”的“坻”字，即指由岸旁山崖主体崩裂，落堕的小丘，是分裂、析出的一片土地，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坻”（即氏）的来历，也正是“氏”字的本义。

 有的文献典籍中，把这种从氏族组织中分裂而出的新群体称作“族”，也有的文献典籍“氏”“族”相提并用。在有关夏、商、周三代历史的记载中，夏代多称氏，如“有扈氏”“有莘氏”“有穷氏”“有仍氏”“斟鄩氏”……而商代则多称族，如“王族”“子族”“三族”“五族”；周代则氏、族并称，如周初在大量封国命氏的同时，又赐予有功大臣“殷民六族”“殷民七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氏”“族”都是从大的氏族组织中分离、产生的新的社会群体，是姓的分支、衍派；“氏”“族”形成的基本原因和主要特征就是地域的区分，即“胙土命氏”，“氏”就成为占有土地、区分地域的重要标志，也是氏的原始的基本功能。这也正是周代“胙土命氏”的历史渊源。

“氏”的产生除“因土命氏”（胙土命氏）之外，另一重要来源是由于 社会分工，不同阶层的人因所从事职业、技艺、身份不同，而形成不同 的社会集团，获得了各种“氏”的称号。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在社会分工日益明确，职业技艺日益专业的情况下，男子的优势也日趋明显，于是父系社会逐渐取代了母系社会，父系大家族的杰出人物，成为社会主流的支配力量和各行业、各部门的权力象征。其中既有执掌统治大权的首领阶层（氏族首领、部落酋长等），也有分管山林水泽、农牧渔猎、天文历法、军事刑 法、礼仪教化、仓廪财物的各种机构和官员，还有从事“百工技艺”的专业人才。如“别婚姻，正姓氏”的太昊伏羲氏、“尝百草，艺五谷”的炎帝神农氏、“明人伦，定刑律”的黄帝轩辕氏、“掌历法，辨四时”的少昊金天氏等古代帝王（部落联盟酋长），以及专管山林水泽的“有虞氏”，负责陶器制作的“有陶氏”，司职“火正”的祝融氏、重黎氏，主管刑法的“大理氏”等百官。而百官的技艺往往由家族世袭，代代相承。因此，社会分工、职业世袭，就为“氏”的产生形成另一重要途径。由于社会分工不同，职位、技艺高低不同，“氏”也就成为表明社会地位、身世贵贱的重要标志，也是“氏明贵贱”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功能。“氏”成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产物和时代的标志。所以说：“尊者为氏”。郑樵在其《通志·氏族略》序中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 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也就是说，先秦时期，氏不仅是部族、宗支的徽号，也是社会地位尊卑、贵贱的标志。最初，氏是同姓部落的名称，后来则逐渐演变为专指部落首领相沿世袭的尊号。传说 中父系社会英雄人物的称号，均加“氏”以尊称，如炎帝神农氏、黄帝轩 辕氏、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等，即是例证。

 这种以“氏”别贵贱的风尚，在从父系氏族社会到先秦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相当盛行，形成“同姓异氏，一姓多氏”的社会格局。如炎帝神农氏本来是姜姓部落的始祖，但其后裔却有烈山氏、祝融氏及齐、吕、 申、许等氏族分支；黄帝轩辕氏为姬姓部落的始祖，但他的25个儿子，却分为12胞族（氏族）；太昊伏羲氏（伏羲氏），少昊金天氏，本是东方凤姓部落的首领，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凤即凤鸟），其后裔则繁衍 为凤鸟氏、玄鸟氏、丹鸟氏、青鸟氏、鸠鸟氏、爽鸠氏、伯赵氏及“五雉”“九扈”等24个“以鸟名官”的氏族。

这样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和“氏”的形成，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所取代，所有的血缘关系，均由父系来确认。所以母系氏族之解体，父系氏族之兴起，成为姓氏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封邦建国，胙土命氏

 “氏”的产生有多种途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胙土命氏”。“胙土命氏”也写作“祚土命氏”，是夏、商、周三代之时“封邦建国，赐姓命氏”的一种分封制度。它肇始于夏、商时期，盛行于西周初年。《左传·隐公八年》记述一段鲁国卿士无骇去世后，众仲与鲁隐公为之谥号、命“氏”的对话，精辟地阐述了“胙土命氏”的内涵 及“姓”“氏”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 如之。”意思是说，过去天子封邦建国，分封诸侯，根据其出生而赐姓，又分赏土地而命氏，诸侯以字为谥号，后人便作为族号；担任某种官职，累代世袭而又有功绩的，就以官职作为族号；有封邑的士、大夫 即以邑为族号。这里的族号，就是“氏”。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 氏族略》中对姓氏的来历和种类曾做过系统的总结和科学的分类，将之 分为32类，其中以各级地名为“氏”，以（祖父）姓名为“氏”，以官爵为“氏”，以职业技艺为“氏”四大类别，是“得氏”最多、影响最大的主要来源。

 夏代的“胙土命氏”情况，因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难以详知，但据《史记·夏本纪》和《世本·氏姓篇》载录，夏禹因治水安民有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四岳也由于辅助夏禹有功，皇天也“祚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在夏代，以国为氏的部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莫氏、斟戈氏及有南氏、有鄩氏等十余个姓氏。此外，中华古姓中著名的祝融八姓：己、董、彭、秃、妘、 曹、斟、毕也都“祚土命氏”，建立了苏、顾、温、董、豖、韦、大彭等 国。

商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王朝，国家机构已经形成，“胙土命氏”正式成 为姓氏产生的重要途径。商朝帝王嫡子有继承王位的权利，某些庶子则 有“胙土命氏”的分封权益。一些有功于王室的功勋大臣及臣服于商王朝 的附庸部落，依据其社会地位，也被封赐相应的侯国、采邑。因而商代 的姓氏较夏代大为增多，史称商代有“八百诸侯”。见于《史记·殷本 纪》和《世本》等文献记载的姓氏有十余个。如殷氏、来氏、宋氏、稚 氏、时氏、萧氏、黎氏、空相氏、北殷氏、目夷氏、崇氏、周氏、杞氏、耿氏、微氏、箕氏、阮氏等，皆是以国为氏，至今有相当一部分仍 在沿用。在出土的殷墟卜辞中，有多处出现了“王族”“子族”“三族”“五族”的词语。在《尚书·盘庚》中，将殷商贵族大姓总称为“百姓”。此处的“百姓”二字，是氏族社会时期，“禅让”制度流传下的大族旧姓，与万民相对，原意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被王室“胙土命氏”的贵族阶层。之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这些贵族阶层失去了原有的封邑和地位，沦为普通庶民，但保留了原有的姓氏，成为当今姓氏的重要 来源，也是后世历代庶民统称为“百姓”的典故。

 西周初年的封邦建国、“胙土命氏”，是中国历史上封国最多、“命氏”最广、对姓氏发展影响最大的政治措施。周武王灭商之后，首先对商王朝的部落、属国、附庸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撤换、改组，分封了一批周王室宗室子弟和开国功臣在商王旧地建藩立国，在成王继位和 周公旦辅政期间，又继续“胙土命氏”，立国封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列 爵、封土、建国、命氏的封建宗法制度。

 据史书所载，周朝共灭商朝属国99个，降服652个小国，从而为周初大分封提供了广阔的土地。这种大分封举措，对于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格局，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大 分封的结果，必然导致大批“氏”的产生。周朝成为“氏”产生最多的时期，尤其春秋时期，激烈的诸侯兼并，为姓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特定的条件，是中华姓氏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周初的“胙土命氏”、封邦建国，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宗族组织为核心、识别宗支派别、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明确义务和权利的法规礼制。宗法制度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经夏、商两代的发展，到西周初年基 本确立。其主要特点是以“嫡长子继承权”为核心，严格区分嫡庶，确立大宗、小宗。其政权形式则是“宗君合一，家国同构”。周天子被视为上天的嫡长子（天子），上天赐给他土地和臣民，拥有分封赏赐土地、臣 民的绝对权威。据史书记载，周初先后分封诸侯国71国，其中同姓（姬姓）诸侯40国，异姓诸侯31国。这些受封的诸侯尊奉周天子为“大宗”，为天下共主。各诸侯以封国为“氏”，形成新的氏族。各诸侯又在自己国土内分封采地、食邑给同姓或异姓的卿大夫，卿大夫尊奉国君为宗主， 并在自己的采邑封地内再次分给同姓或异姓士人。卿士、大夫也以邑、以地为氏，衍生出新的氏族。这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分封，一姓所出的 支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新的氏族也就越来越多。如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都是姬姓，但因封国有鲁、郑、卫、晋、吴、虞、霍、虢、管、蔡、巴、随之别，40个同为姬姓的诸侯，即演变为40个新的氏号，而这些获得封国和氏号的诸侯，再次分封，又衍生出新的氏族。如鲁国公姬旦的几个儿子，又分为蒋、凡、邢、茅、胙、祭等若干小国，其公族、支裔衍生的姓氏达91个之多；再如，周宣王时，封其弟姬友于郑国，其后裔衍派达107个姓氏（参见何光岳《周源流史》）。

 周代的“胙土命氏”，逐级分封，严格遵循了以嫡长子继承权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原则，即“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具体来讲，就是王室、诸侯的嫡长子有权继承父亲为王、为君；王室、国君的庶子，也称“别子”，无权继承王位、君位，但有分封的权利，需分给一定的食邑、采地，自成系统，通过“胙土命氏”的方式，成为新的氏族，别子就成为这一新的氏族的开派之祖（得姓受氏之祖），即“别子为祖”。别子的嫡长子继承新家族的权位成为这一新的家族的大宗，就是“继别为宗”。这就是后世“祖”“宗”二字的来历和内涵。

 在这种宗法制度下，天子等级最高，可用其王朝的称号为氏：如周天子及其嫡派子孙即以周为氏；而诸侯国则以其封国为氏，如晋、鲁、 齐、燕、郑、吴等；卿大夫以封邑为“氏”，如原氏、薛氏、杨氏等；效力于王室公族的职业技人等则以技为“氏”，如车氏、屠氏、陶氏等。由于“命氏”由上而下出自帝王、君侯所赐，能够“封土命氏”的，都是贵族诸侯，即使以职业技艺命氏的“百工”，也不是一般平民、贱奴，而是管理平民奴隶的“工长”、管事。因为“氏”可以表明出身家世和社会地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和尊号，所以“氏”有强烈的“氏明贵贱”的社会功能。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氏族成为周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形式，其存在、 发展、演变、衰落的过程，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氏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认识和研究先秦史的重要依据。

 这样，由“胙土命氏”的封建宗法制度，逐渐取代了氏族社会单纯的血缘氏族制度，氏族习俗则被提取、转化、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化、法制化的文化形态和宗法制度。由远古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族长制，演变为 夏、商、西周的封建宗法制，标志着姓氏文化的萌芽和形成。

（信息来源：中国人的姓氏文化）

中华朱氏网

2023年3月3日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