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本土信仰为根本实现宗教中国化

范丽珠 陈纳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他场合他也多次强调：“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华传统摆脱百年困厄，正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回归对中华本土信仰的恰当认识及客观评价无疑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的内在精神，以应对美西方利用意识形态操纵文化渗透和舆论战带来的挑战。

在中华文明发端的初期，就发展出“生生不息”的文化价值，《周易·系辞传》：“天地之德曰生”“生生之为易”。自成一体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中华本土信仰体系，从远古走来伴随着民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是中国人发展进步的精神和价值之源，是我们与多元文化互动融合的基石，在全球化时代是我们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的主体性内容。作为有着自身信仰理念体系和正在崛起的大国，通过坚持本土信仰的传承中获得文化自信，从而让宗教中国化实实在在地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发展出建立在中国信仰和实践基础上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和学术思想。

中华本土信仰是中华意义系统之本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引用了北宋理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中的天、地、圣贤、使命、生民和理想体现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唯有在中华本土信仰中才能得到理解和心灵上的呼应。

中华本土信仰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石，其核心价值与实践方式源于文明早期对诸种困扰人类“终极问题”的回应，先哲们对中华文明的塑造就已经被世人认可，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中华文明的意义系统和秩序建构的理想，树立了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从大量考古文物中发现，中华文明的早期就出现了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四方有神祇作为象征的空间概念。数千年来形成了以孔儒传统为核心的“一套全方位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基于人类基本情感的以家庭为基础、强调和谐的社会意义体系。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祖先崇拜，将个体与更大共同体之间建立起内在关系。以“亲亲”为基础而衍生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实践价值，构成了中国人生存的意义世界。宋代诗人陆游在《示儿》一诗清楚地呈现了个人、社会、家国和意义表达之间形成的价值链条，“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中华本土信仰没有绝对的“一神”，没有形成与世俗权力抗衡的、排他性的宗教组织及神学制度，避免了由排他性信仰引发的社会撕裂与冲突。中华教化系统在包容各种差异性的同时，将一切助于“天下服矣”之效的信仰和做法都吸纳进来，形成了以维护公序良俗为目的、具有天然普适性的共享价值与信仰实践体系。“神道设教”原则对中华本土信仰走向有着决定意义，其崇拜的对象往往是对国家、民族和地方发展有贡献的人物，标准是“有功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造福一方、有功社稷者得到世代“祷祀”，如专司护国佑民之职的各地城隍，为抗击英国入侵而殉国的清末名将陈化成是上海三城隍之一。大量地方性信仰，如邯郸的蔺相如信仰、潮州的韩愈信仰、福建的妈祖信仰、江南地区的杨震及黄道婆信仰、陕西韩城的司马迁祠、江苏溧阳的史侯祠、闽台地区的国姓爷和开漳圣王，以及遍及全国的关公信仰，虽然供奉的对象各有不同，却有着同样的文化逻辑即崇德报功和社会秩序。个人与家庭、社会和国家命运作为有机体，将国家强盛、社会善治和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连接起来。

早在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观察到中国的统一性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明。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对任何民族的凝聚都很重要，中华本土信仰无疑是稳定的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精神源泉和凝聚力之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朝代更迭、疆域拓展、异域宗教进入等时空变迁，地方性的异质传统和仪式信仰逐渐整合进中华体系中，令中华本土信仰实现了有容乃大的格局；超越了不同宗教、族群和广阔地域，在中华民族的社会中形成具有共同性的信仰体系。

生活世界中的中华本土信仰

“乡土中国”决定了中华本土信仰和宗教形式的特质，是活在广大民众生活世界的文化样态，绝非只是传统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2018年9月21日，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以乡土为主要特性的本土信仰是中华文化体内的正气和根与魂，与广大民众的人伦日用融为一体，年复一年的仪式和弥漫于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符号将信仰价值演化为公共习俗，成为民众生活世界的社会事实。

公共性仪式。仪式是特定文化和宗教核心的象征性活动，具有社区的整合功能。中华本土信仰的特点之一即公共性，作为国家、社区和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是天然一份子，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仪式都是社区整体的“民俗狂欢”场合，突出地表现为农业社会的自然崇拜。直到今天，有着悠久的历史、包含信仰内容的“社火”仍然是各地最为火热的民俗节日，包括祭祀祖先、保平安、驱邪祛病，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以及丰富的娱人娱神的民间说唱表演艺术。融合信仰和民间艺术于一体的地方性仪式，其现代价值得到充分认可，2006年“社火”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仅如此，与中华本土信仰相关的仪式活动更具有世界性意义，在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43个项目中，包括了妈祖信俗、端午信俗，以及中国与马来西亚共同申报的“送王船”——广泛流行于闽台两地及东南亚华人的王爷崇拜信俗。

符号与意义系统。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出来的符号象征代代相传，构成了中华本土信仰的意义模式。作为浸淫于日常生活中的宇宙观，是中国人共通的文化意念。开天辟地、化育万物、缔造婚姻的人文始祖不仅受到世代供奉祭拜，而且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龙的传人、华夏儿女，表现为一种超越性的文化凝聚力。中华宇宙观强调人、自然及超自然之间的和谐平衡，由此发展出相关的哲学概念、解释框架及文化符号，如天人合一、调理四时、阴阳五行、风水地理﹑良辰吉日﹑命运缘分等，这些符号作为普遍的社会意向和互动原则，积淀为一种民族气质和行为逻辑。

人伦日用中的文化价值。个人、社会、国家以及天地通过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仰联结起来，形成了延续至今不可化约的价值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家国情怀”和“天佑中华”的共同信念。代表着中华教化的“天地君（国）亲师”信仰及其共有价值系统被李泽厚称为“这就是中国的宗教”。如钱穆所言，贯穿此下两千年，（天地君亲师）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天地君亲师”信仰具有超越地域、族群和宗教，并随着时代变迁而调整的特性，辛亥革命以后“天地君亲师”为“天地国亲师”取代。天地、祖先、圣人与国家作为共享价值已经内化为中华广土众民普遍的社会化信仰，我们在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都亲见“天地国亲师”悬挂在一些家户堂屋正中位置，在西南地区也如是，如云南德宏州傣族、景颇族、阿昌族、佤族，贵州的侗族、布依族、毛南族，广西的壮族等普通民众的堂屋中，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是当地民众堂屋的标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与凝聚力就是在广大民众日用而不觉的信仰实践中成为牢不可破的事实。

共享的社会秩序。中华本土信仰教化的实现，作为中华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孔儒教化为整个中国提供了结构性的原则和实践价值。渗透于生活世界的行为戒律和常识性道德意识，将维持共享社会秩序的愿望通过普遍的信仰实践活动予以表达。民间很多的庙宇或属不同宗派或供奉不同神明，“保境为民”“护国佑民”是最为常见的寺庙匾额，平安吉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庭和睦以及国泰民安等是基本功能。正因为中华本土信仰关注的是社会道德秩序而非某个宗教教义的正统与否，故能因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需要作出调整和改变。

以中华本土信仰为根本，实现宗教中国化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市的朱熹园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体系是一切变化的前提与基础底色，在与异质文化和宗教形式的碰撞中，不断地固本培元并因势而变，形成了信仰上的多元通和模式。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不具排他性的中华本土信仰易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另一方面外来宗教自身都要作出相当大的调适，在中国化的过程融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

中华文明和本土信仰是主体和根本，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前提。中国丰富、多元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富有韧性，而且中国的文化具备如此的内在协调性，使之强大且具有高度适应性，数千年来就一直在抗拒外来文化的威胁，或将外来文化吸收同化进而消解其威胁。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在中华土地上中华文明是底色、广大中国民众是主体，孔儒教化系统与道德政治秩序结合所形成的多元互动、不断丰富的本土信仰共同体，包括了家庭、亲友、族群、社区以及社会现实中的诸多要素。佛教早期经过与中华本土文化互动，主动放弃了佛法大于王法、沙门不敬王者的做法，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一政治现实。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明朝末年基督宗教入华之际，“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完全不同于其在墨西哥、菲律宾等地的所作所为，传教士们表现出迎合的态度并随机应变，因为“传教士们本身在中国并没有实力”。

中华文明和本土信仰作为主体和根本，还表现在任何外来宗教必须在本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重构。中华文明及本土信仰是一套包括世界观、伦理价值、生命礼仪和社会秩序的自洽体系，并通过成熟且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和仪式实践表达。作为客体的外来宗教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必须“入乡随俗”，使用中国的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和社会意向等进行传播。如佛教在入华过程中使用“格义”的方法移译佛教术语，唐朝时入华的基督宗教东方亚述教会不仅取汉地名称“景教”，而且大量援用儒道佛的术语与概念。明朝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及其同事在学习掌握中国语言的同时，用中文介绍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

宗教中国化绝不是单纯由政府发起的一场“运动”，而是历时的主客文化之间互动和博弈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在不能完全脱离本土主体文化的前提下形成彼此之间的相互丰富与调适、多元文化共生的状态。如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文化过程中成为真正的中国宗教，发展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净土宗和藏传佛教等），并与孔儒传统和道教相互融合形成中华本土信仰“三教合一”的主体内容。利玛窦在江西南昌数年，注意到祭天、祭孔、祭祖在中国社会中是具有根本性文化意义的礼仪，形成了尊重中华文化的传教理念——“利玛窦规矩”，即尊重儒家传统和中国民间祭祀习俗。“利玛窦规矩”作为文化融合的遗产在江西省天主教界得到了充分传承，赣南客家天主教社群将本土既有传统作为主体文化来尊重和接受，形成了“宗族与教会”一体两面模式的赣南模式。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命脉，信徒与中国人的身份从来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对中华本土信仰的社会事实和价值清楚的确认，是我们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础和本体，也是在减少宗教与中华传统之间张力中实现与国家命运同心同德和同心同向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同时，要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小结：中华本土信仰在，中华民族未来就在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确立中华本土信仰的文化自信对于中国在当今世界极为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处理好多方关系极为重要。当代的大国竞争博弈尽管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然而某些国家往往通过文化渗透，在精神和文化上实现对他国的殖民已是常态。对中华本土信仰包括儒家传统的贬损，最早来自西方传教士以及以西方为普世标准的“东方主义”，至今对中国社会仍然有着普遍的影响。如果中国人都不尊重自己的信仰传统、善待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跟世界其他文明对话时，就无法展示中华本土信仰和智慧的世界性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文化自信，对中华本土信仰的尊重和认可既是走出百年磨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侧面，同时使具有迫切性的宗教中国化得到扎实的基础和方向。

（作者范丽珠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专家；陈纳为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