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人物ll“大儒世泽”—宋理学家朱宏 - 朱氏精神

“大儒世泽”—宋理学家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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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善以诚身，以刑家率由孔子之道，诸著作又凿凿羽翼是道之说。”——摘自戴珊《乡先生祠增祀朱克己朱公记》

图 1 朱熹先生、朱宏先生像及赞词（元生朱冠弌老师书）

朱宏先生，字元礼，沧溪村朱氏十三世祖，南宋处士，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绍兴元年（1131）辛亥二月初十辰時出生，卒于嘉定三年（1210）庚午十月十二申時，享年八十世歲。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朱熹先生称朱宏先生为之“畏友”（指的是在道义上、德行上、学问上互相规劝砥砺，令人敬重的朋友），并曰：高识笃行，鲜与伦比。朱熹先生肯定了“畏友”在克己复礼方面做出的贡献，铭其堂曰：克已堂。遂朱宏先生被世人称“克己先生”（图 1、图 2）。

图 2 克己堂（元生朱冠弌老师书）

乾隆版《浮梁县志》（卷十一•艺文经类•三）记载：其著有《六经义》、《自信论回澜集》、《惠绥集》、《礼编》、《四书图考》、《治邪论》、《辟佛论》等（图 3）。遗憾的是朱宏先生的著作大多已经散失，只有《礼编序》、《祭用肉论》两文存世。

图 3《浮梁县志》提到朱宏先生作品集年轻时的朱宏先生四处求师访友、问道解惑。老年其隐居故里，开办专馆、著书立说、宣传理学思想，成为了浮梁地区颇具影响力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李椿年被罢官后在桥溪村义学坞创办新田书院，作为朱宏先生良师益友的国子司业计衡在此讲学，朱宏先生及其胞弟朱绂（元美）先生前往求师问道（图 4、图 5）。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计衡中进士后开启仕途人生。南宋淳熙六年（1179 年），得知朱熹先生就任知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强烈推荐朱宏先生去接受正统理学思想。

图 4 朱绂先生（朱宏先生胞弟）之墓碑朱熹先生借着讲学、会讲、交游、唱酬等方式进行理学的研究与探索，在南康卷起了强大的朱学旋风，从江西士林中间横扫而过，闽、浙、赣、皖的学子如朝圣似地纷纷负笈担簦到南康。连他的闽中高弟子建阳蔡元定（季通）、长乐黄幹（直卿）、古田林用中（择之）、温陵许子春（景阳）、长汀杨方（子直），还有建安王光朝（春卿）、李德之（秉文）、将乐邓绹（邦老）、邓绚（卫老）、邵武李昌（滨老）、长乐余隅（占之）、陈士直（彦忠）、古田林夔孙（子武）、温陵吴兼善（仲达）、崇安丁尧（复之），都跑到南康来追随他。浙中有永嘉张扬卿（清叟）、薛洪（持之）、包定（定之）、缙云于仲杰（之木）、会稽陈祖水（庆长）、金华王翰（伯海）。皖间有宿松严敬（庄人）、郝杰（元英）、新安胡莘（尹仲）、金朋说（希傅）、婺源汪清卿（湛仲）。江西的学子更是接连不断地来南康从师问学。参以朱熹先生文集及方志、金石、书院之书，朱熹先生在南康时江西来从游及问学弟子，可考者有：丰城盛瑳（温如）、于革（去非）、临江刘清之（子澄）、德安王阮（南卿）、蔡念成（元思）、宜春彭蠡（师范）、彭寻（师绎）、乐平金去伪（敬直）、浮梁朱宏（元礼）、都昌彭方（季正）、星子陈秠（季成）、陈秬（和成）、陈克已（胜私）、杨伯起、叶永卿、吴唐卿、周得之、南康黄灏（商伯）、曹彦约（简南）、熊兆（世卿）、建昌周谟（舜弼）、余宗杰（伯秀）、李辉（晦叔）、南昌刘埽之、清江刘孟容（公度）、玉山刘允迪（德华）、铅山余大雅（正叔）、九江祁直卿（师忠）、周正卿、周彦卿、周焘、周颐（龟父）、庐陵郭植（廷植）。连陆九渊的弟子曹建（立之）、南城包扬（显道）、包约（详道）、兴国万人杰（正谆）、金溪刘尧夫（淳叟）、鄱阳程端蒙（正思）也都转投矢熹门下。另有开封赵子明、邯郸段仲衡、临淮张彦先（致远）、洛阳赵希汉（南纪）以及丁克、俞洁己（李清）、俞子寿、李叔文等，亦皆在此时从学朱熹先生。朱熹一生致力于筑馆授徒讲学，传播儒家学说，著书立说，游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及江南许多知名书院，收授弟子门人无数。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三十六《方伯谟墓志铭》里言“朱公之徒数百千人”，明代学者戴铣在所著《朱子实纪》中记载：朱子门人 319 人，而号称高弟并有著述者 68 人，录有问答者 71 人，仅有姓字邑爵者 180 人；《考亭渊源录》载 379 人，《宋季元明理学通录》载 411 人，《经义考》载 433 人，《宋元学案》载 224 人，《宋元学案补遗》载 522 人，众说不一。然朱门学问中正平和，堂堂正正，有教无类，门人众多，谨守门户，蔚为风气。而现代研究朱学的著名作者陈荣捷的最新研究成果《朱子门人》一书中记载：朱门弟子 467 人，未及门而私淑者 21 人，计 488 人。厦门大学教授、著名朱子学专家高令印《朱子学通论》统计为 514 人，其中福建籍 175，浙江籍 75，广东籍 4，河南籍 1，湖南籍 31，江西籍 81，安徽籍 13，江苏籍 7，四川籍 7，山西籍 2，有名而籍贯不可考者 112。他每到一处讲学游山、吟诗唱酬，他们都像众星捧月似地前呼后拥着他，形成很大的学派声势。

图 5 朱宏先生墓及其画像

淳熙七年（1180 年），对朱熹先生早有耳闻的他欣然前往白鹿洞书院，与朱熹先生等多为理学家志向相投，交往甚密。常常几位良师益友聚首贯道溪，一起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了教育的目的，阐明了为学之序，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这一揭示成为后世书院教育的范本，对中国及附近国家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发展，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朱熹先生借助理学思想，试图重塑儒家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他强调天理与人伦道德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对天理的探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以引领社会风尚。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学的复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时，朱宏先生对理学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两位对佛学的认识，高度一致。朱熹先生承认佛教在“穷理尽性”等抽象思辨层面有可取之处，其理学体系中的心性论、知识论存在佛教影响的痕迹，例如通过“人心-道心” 二分法回应佛教心性说（图 6）。朱熹先生指出佛教经典《金刚经》、《心经》模仿老庄思想，甚至认为早期佛教传入中国时“日添月益，皆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通过改造道家理论形成思想体系。他以支道林、慧远等僧人援引《庄子》解释佛经为例，说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对道家的依赖性。批判佛教“作用是性” “以心观心”等主张缺乏道德本体约束，认为其“空”的理论本质上与道家“无” 类似，但更极端地否定社会秩序，导致“逋逃渊薮”—无差别接纳各类人群，冲击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基础。朱熹先生反对宋代佛教的平民化倾向，如僧侣鬻牒制导致僧团素质下降、宗教节日与传统民俗融合等现象，认为这使佛教“与世俗生活相融合”而丧失原初的修行本质。朱熹先生将佛教视为“夷狄之法”，强调其与中华礼乐文明的冲突，尤其针对禅宗“不立文字”的心性论可能动摇儒学权威。为对抗佛教“幻妄寂灭之论”，朱熹先生改造儒学时借用佛教术语（如 “月印万川”）和思维方式，但强调儒学“格物穷理”具有实践性，与佛教“空谈性命”形成对比。关于这一点，从朱宏先生《礼编•序》中也可看出，其中朱宏先生曰：“至于丧礼，忽又甚焉。惑于浮屠诳诱之术，溺于巫史欺诈之说。天堂地狱无有也，而凿空以为言；因果报应无据也，而妆点以为说。”朱宏先生认为：“故宏尝谓礼教之不行，非他也，异端害之也。是以治丧事屏置浮屠羽士之教，排斥巫觋阴阳之术者有年矣，乡里翕然效之者盖亦众矣。积习既久，人心必安。人心既安，风俗自变而守先王之礼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朱宏先生崇理排佛之心志与朱熹先生观点如出一辙。

图 6 沧溪理学溯本篁墩（朱冠弌书）

庆元党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在庆元党禁的实际过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学家受到政治上的打击，那些并非朱熹一派的学者也受到了打击，如陆氏心学的主要传人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甚至连反对朱熹一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因此，庆元党禁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遭受的一场浩劫。绍熙五年闰十月，韩侂胄以内臣的有利条件，出内批罢黜朱熹。庆元元年二月，罢黜赵汝愚的右丞相（赵汝愚任相仅半年）之职，庆元二年正月，赵汝愚死于衡阳。在罢黜朱熹和赵汝愚时，有一批官员出来为他们辩护，都被罢官远斥。后来，这些人被以“道学”的罪名打成了“逆党”。“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朱熹于庆元六年三月初九卒。朝廷禁令：右正言施康年奏请约束“伪徒送葬”，加上地方官奉命监控。但是，黄干主丧礼、蔡沈主丧役；李燔、叶味道、范念德等率近千人冒禁会葬。庆元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朱熹下葬。朱宏亲赴建阳县唐石里大林谷葬礼现场，作《祭考亭朱夫子文》，文仅二百余字，震动一时，深度贴合庆元党禁、时局压抑、不敢明言、暗寄悲愤的历史氛围。原文：維慶元六年，歲次庚申，十一月谷旦。同宗朱宏，謹以清酌庶品之奠，敬祭於考亭朱夫子之靈。嗚呼！天喪斯文，道厄於時。先生挺生，紹續聖脈，《四書》闡微，《近思》明道，講明正學，羽翼六經，《家禮》垂範，《詩傳》揚聲，以淑人心，以維世教。方期大道之行，忽罹群邪之忌，身處困厄，志不可摧。守道彌堅，居窮益勵，抱忠以歿，齎志而終。宏忝同宗屬，夙仰闽音，心欽德範，服教滋深。一自音容長往，四海同悲，徒懷瞻仰之誠，莫致趨奔之禮。霜風淒切，林壑含哀，千古斯文，未嘗稍泯。惟公之學，日月同光；惟公之志，天地久長。身雖謝於一朝，名實昭於萬祀。後嗣承風，毋忘斯義。謹陳薄奠，以抒哀忱。神其如在，來格來歆。哀哉！尚饗。庆元党禁时期，儒家道学遭受严重打压，先祖朱文公离世后，朝野上下迫于禁令噤若寒蝉，而克己先生不惧强权，冒着禁令亲自前往建阳为先祖会葬，还写下《祭考亭朱夫子文》。这二百余字的祭文，字字饱含悲愤，句句颂扬贤德，坚守着儒家道统，其真挚的情感、坚定的志向，与先祖一脉相承；二人之间的情谊与道义，更是昭然日月，代代流传。两位先贤的交往，不仅源于同宗的血缘亲情，更在于志同道合的精神契合；不仅有切磋学问的乐趣，更有共同坚守道统的赤诚，为后世树立了“良师益友探讨学问，同心同德，守护道统”的典范。饶鲁（1193～1264），字伯舆，人称双峰先生，饶州万年青云镇人，南宋大教育家，理学大家。曾在故里建“朋来馆”广聚学者，相互切磋。又筑石洞书院，聚徒讲学（其中浮梁元代教育家吴迂曾师从饶鲁），其学以持守涵养为主，学问思辩为主，而笃行终之，远近从学者众。饶鲁承传朱熹先生理学，而又不固守朱学门户。所谓“共派而分流，异出而同归”，后人名之“双峰学派”，是江西境内传播朱熹先生理学的重要人物。《论语》（雍也篇•子游为武城宰）：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子游担任武城的宰官。孔子说：“你在那里求得贤人了吗？” 子游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走路时从来不走捷径，如果不是公事，从不到我的屋里。”饶鲁在注解曰：“若朱克已者，信道笃礼，乃浮梁之灭明（澹台灭明）也。”并之后赠送赞文：“斯文宗主，吾道老成，理明一贯，心醉六经。严条约，以身先之安定。先生持身以正大为本，澹台灭明噫。斯人也，非大猷是经，而先民是程也邪。”此赞文镌刻在其墓碑上。“斯文宗主”四字尤为精妙，将先生奉为文化传承的宗师，“理明一贯”强调其学理通达，“心醉六经”则体现其对经典的深厚修养。“严条约，以身先之”展现了其以身作则的品格，“持身以正大为本”更是点明其立身之本的端正。最后引澹台灭明典（孔子弟子，以德高闻名），以古喻今，赞叹这位先生正是以圣贤之道为准则。由曾枣庄、刘琳主编，2006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文》第 6763 卷中，录有其编写的《礼编序》、《祭用肉论》两文。《礼编序》全文如下：人道之大，莫先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冠、婚、丧、祭。吾尝求其义矣，夫冠者礼之始，将以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行也。婚者礼之本，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上以承祭祀，而下以继后世者也。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哭泣之哀，衰斩之服，饘粥之食，所以为至痛极焉。春秋之祭，因时而感，霜露既降，而悽怆之心必有，此非恶其寒。雨露既濡，而怵惕之心必形，如将见其亲。《礼》曰：礼始于冠婚而重于丧祭，此礼之大体也。是以古先哲王致谨乎四者之礼而不敢有一毫少忽者，诚以淑人心而厚风俗实在于是。今其遗文载诸《礼经》，昭若日月，可举而行。奈何后世纵私情，溺流俗，遂失先王之本意。是以冠礼绝不复讲，祭礼随世简陋，而婚礼在人所不容已者，不过袭流俗之陋，竞侈靡之风，行驵狯之法，以恣贪鄙之习而已。至于丧礼，忽又甚焉。惑于浮屠诳诱之术，溺于巫史欺诈之说。天堂地狱无有也，而凿空以为言；因果报应无据也，而妆点以为说。人情好怪，莫不崇奉而笃信之。于是延缁黄之徒于縿幕，作娱戏之乐于垩室，阴阳巫觋，纷然于庭，竭力以供其无穷之欲，倾赀以奉其无厌之求，往往财蠹橐虚，贫无以葬，至于因循暴露者久之。人心之所以不淑，教化之所以不行，风俗之所以不美者，职此之由也。文中子王氏亦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婚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夫惟四者之尽废，则人道几何而不坠哉！故宏尝谓礼教之不行，非他也，异端害之也。是以治丧事屏置浮屠羽士之教，排斥巫觋阴阳之术者有年矣，乡里翕然效之者盖亦众矣。积习既久，人心必安。人心既安，风俗自变而守先王之礼矣。制祭礼皆本于《礼经》，祭必以时，用牲牢而不以蔬食。丧祭之礼，已行于族中。念冠礼之废已久，婚礼之仪不经，幸有文正司马温公、横渠张先生、伊川程夫子著书在焉。宏不顾愚昧，辄加讨论，又考之于经，参之以世俗而备录之。有如三先生之所定虽或不同，然至于推本先王之意，罢黜异端之说，则未始不同也。宏之所编，酌于古而合于今，约其文而总其义，非求异于三先生也，盖将以明示世人，使之易晓易知而易行也。有能即是编详考而推行之，士大夫倡之于上，闾里效之于下，则人道斯立，习俗自美，岂无补于圣朝风化万分之一！若夫编次之讹舛，措辞之乖缪，世之贤德君子幸为改而正之。时嘉泰二年岁次壬戌六月既望，古番昌江朱宏先生编于家之克己堂。译文：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中，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的五大核心内容里，没有比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更关键的。我曾探寻过它们的意义：冠礼是礼的开端，是用来规范人作为子女、弟妹、臣子、晚辈应有的行为准则的。婚礼是礼的根本，它明确男女的界限，确立夫妇之间的道义，对上能承接祭祀祖先的责任，对下能延续家族的后代。三年的守丧之礼，从天子到平民都要遵守。（守丧时）哀伤的哭泣、粗麻布制成的丧服、只吃稠粥的饮食，都是为了表达极致的悲痛。春秋两季的祭祀，是人顺应时节而产生的情感：秋霜白露降下时，心中必然涌起凄凉悲伤之感，这并非厌恶寒冷；春雨露水滋润万物时，敬畏缅怀的心情必然显现，就像将要见到逝去的亲人一样。《礼记》说：“礼从冠礼、婚礼开始，而以丧礼、祭礼为重点”，这就是礼的主要内容。因此，古代的贤明君主对这四种礼极为谨慎，不敢有丝毫轻视，实在是因为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的关键就在于此。如今这些礼的原有记载保存在《礼记》中，像日月一样明晰，随时可以践行。可无奈后世的人放纵私情、沉迷世俗陋习，最终违背了先王制定礼仪的本意。所以冠礼完全不再讲求，祭礼随时代发展变得简陋；而婚礼是人们不能不举行的，却也不过是沿袭世俗的陋习：比拼奢侈浪费的风气，采用狡诈的手段（如索要高额彩礼等），放纵贪婪鄙陋的习性罢了。至于丧礼，被忽视的程度更严重——人们被佛教的欺骗诱惑所迷惑，被巫祝的虚假言辞所沉迷。天堂地狱本是不存在的，却凭空编造出来宣扬；因果报应本无依据，却刻意粉饰当作学说。人们喜好新奇怪异的事物，没有不尊崇信奉这些说法的。于是，人们在灵帐前邀请僧道之人，在守丧的白屋里演奏娱乐的乐曲，阴阳先生、巫祝之流在庭院里纷扰忙碌。（人们）竭尽全力满足他们无穷的欲望，倾尽钱财应对他们无厌的索求，往往耗尽家产、口袋空空，贫穷到无法安葬逝者，以至于遗体长期搁置暴露。人心之所以不端正、教化之所以推行不开、风俗之所以不淳美，根源就在这里。文中子王通也说：“冠礼废弃，天下就没有合格的成年人了；婚礼废弃，天下就没有正常的家庭伦理了；丧礼废弃，天下人就会遗弃自己的亲人了；祭礼废弃，天下人就会忘记自己的祖先了。”这四种礼若是全部废弃，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又怎能不败坏呢！所以我朱宏曾说，礼教推行不开，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异端邪说危害了它。因此，我多年来办理丧事时，都摒弃佛教、道教的教义，排斥巫祝、阴阳先生的方术，乡里中一致效仿我的人也很多。长期养成习惯后，人心必然安定；人心安定了，风俗自然会改变，人们也会遵守先王制定的礼仪。我制定的祭礼都以《礼记》为依据，祭祀必定按时举行，用牲畜作为祭品，而不用蔬菜素食。丧礼和祭礼，已经在家族中推行。想到冠礼废弃已久，婚礼的仪式不合规范，幸好有文正公司马光、横渠先生张载、伊川先生程颐的著作留存于世。我不顾自己愚昧，对这些著作加以研讨，又参考《礼记》，结合世俗情况，将相关礼仪完整记录下来。三位先生制定的礼仪虽有不同，但在推究先王制定礼仪的本意、废除异端邪说这一点上，从未有过分歧。我编写的这份礼仪，斟酌古制又符合当今实际，简化文字又概括核心要义，并非想与三位先生不同，而是要明确地展示给世人，让他们容易理解、容易知晓、容易践行。若有人能依据这份编写的礼仪详细考察并推行，士大夫在朝堂之上倡导，百姓在民间效仿，那么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就能确立，习俗自然会变得淳美，这难道对圣朝的教化没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吗！至于编写过程中的错误、措辞上的不当，希望世上贤德的君子能予以修改纠正。嘉泰二年（壬戌年）六月十六日，古番昌江人朱宏在自家的克己堂编写。《祭用肉论》，全文如下：祭必用肉，古今定礼。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皆然。今世俗代以蔬面，宏深切伤之，见于《回澜集》备矣。兹有为其母忌日来问者，宏答之曰：“礼非天降地出，皆圣人本诸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措之而宜，行之而当，天理人心，两无愧怍。历观《丧礼》：‘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又曰：‘始死之奠，其馀阁也哉’。温公曰：‘始死之日，未暇烹牲，但以其家所有脯醢三两种及酒以祭’。《礼经》所载，亦已昭然。若夫齐疏之服，饘粥之食，孝子所当自持。博稽载籍，未闻人子以蔬食荐其亲而自奉以肉食也。自佛氏以慈悲不杀欺诳愚俗，至于梁武溺于沙门，乃祈告天地以不杀之理，郊祀牲牷代之以面，宗庙荐羞始用蔬菜。卒至矫诬上天，自速灭亡，台城索蜜之际，效亦昭然。逮今千年，莫有议其非者，非文献不足徵也，率皆以妄传妄，以空说空，惑于彼而安于此也。吾族方欲排摈释教，追述古道，奈何复欲遵崇世俗而以蔬面亵渎于亡者乎？”又有葬父而问者，宏答之以书曰：“曩奉有期，辱问祖奠蔬肉孰用，足见高明非惑于流俗者。夫祭礼自梁武帝坏之，自后人情安于邪妄，况望其行古礼乎？在《礼》不曰：‘始死脯醢之奠’，是死之初，祭必用肉也亦明矣。至论卒哭、成事、祔有太牢、少牢之制，上下大夫之虞有少牢、特牲之异，则是未葬之先，既葬之后，无祭之不用肉又明矣。《周官》分职涖事，其在庖人，必曰‘供葬祀之庶羞’；在笾人，必曰‘丧事供其荐笾羞笾’；在牛人，必曰‘供其奠牛’。三代圣明之世，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一皆用肉以祭也又明矣。今之时俗乃不获血食于孝子慈孙，甚可哀也。且人之生也日皆食肉，今于窀穸之际，乃以蔬食行遣奠之礼，且以蔬食置包筲中，人子之心其安乎？揆之人情，其果当乎？故宏里中自吾屏置僧徒以来，祭皆用肉。今既数年矣，里中已行之者，足下所亲见，载在方册者，足下所共知。今复问及此者，无乃有超于流俗之见，而牵于妇人女子、亲戚朋友之言而未决者耶？愿发之以诚，行之以果，践滕文公‘是诚在我’之训，而勿听于流俗之说可也。” 译文：祭祀必须用肉，是古往今来确定的礼仪。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遵循这一规矩的。如今世俗却用蔬菜、面食代替（肉食祭祀），我朱宏对此深感痛心，这一点在《回澜集》中已有详细论述。近来有人为母亲的忌日来向我请教（祭祀事宜），我答复他说：“礼仪并非从天而降、从地而出，都是圣人依据人之常情制定的规范仪式，因此推行起来适宜，践行起来恰当，于天理、于人心，都没有愧疚。遍查《丧礼》记载：‘上大夫举行虞祭用少牢（猪、羊各一头），举行卒哭祭、成事祭、祔祭（将逝者神主附入祖庙的祭祀）都用太牢（牛、猪、羊各一头）。下大夫举行虞祭用特牲（一头猪），举行卒哭祭、成事祭、祔祭都用少牢。’ 《丧礼》还说：‘人刚去世时的祭奠，用家中现成的食物就好啊。’司马光说： ‘人刚去世那天，来不及烹煮牲畜，只需用家中现有的干肉、肉酱等两三种食物，再配上酒来祭祀。’《礼记》中的记载，已经十分明确了。至于穿着粗布丧服、吃稠粥这类事，是孝子应当亲自做到的。我广泛查阅典籍，从未见过子女用蔬菜素食祭祀父母，自己却吃肉食的情况。自从佛教用‘慈悲不杀生’的说法欺骗愚昧世人，到了梁武帝沉迷佛教时，竟向天地祈祷宣扬不杀生的道理，祭祀天地时用面食代替牲畜，祭祀宗庙时才开始用蔬菜。最终他欺骗上天，自取灭亡，到台城被困索要蜂蜜（却得不到）的地步，其恶果是显而易见的。至今已近千年，却没人议论他的过错，并非没有文献可考证，而是世人都以虚妄传播虚妄，以空谈附和空谈，被佛教迷惑却安于这种错误做法罢了。我们家族正想排斥佛教，追寻恢复古代的礼仪，怎么能再遵循世俗陋习，用蔬菜、面食轻慢亵渎逝去的亲人呢？”又有一人因安葬父亲来向我请教（祭祀事宜），我写信答复他说：“先前蒙你来信，询问祭祀祖先时用蔬菜还是肉食，足见你高明过人，没有被世俗迷惑。祭祀礼仪从梁武帝时就被破坏了，此后世人安于邪说虚妄，更何况指望他们践行古礼呢？《礼记》中不是说‘人刚去世时用干肉、肉酱祭奠’吗？这说明人刚去世时，祭祀必须用肉，这也是很明确的。至于说到卒哭祭、成事祭、祔祭有太牢、少牢的规定，上下大夫的虞祭有少牢、特牲的区别，可见在逝者安葬前、安葬后，所有祭祀都要用肉，这又很明确。《周官》（即《周礼》）中划分官职、规定职责，其中‘庖人’的职责必定包括‘供给丧葬祭祀所需的各种美味食物’；‘笾人’的职责必定包括‘办丧事时供给用于祭祀的笾（盛放祭品的竹器）和笾中的祭品’；‘牛人’的职责必定包括‘供给祭奠用的牛’。夏、商、周三代圣明的时代，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全用肉食祭祀，这也十分明确了。如今的世俗（却让逝者）无法从孝子贤孙那里得到肉食祭祀，实在令人悲哀。况且人活着的时候每天都要吃肉，如今在逝者入葬之时，却用蔬菜素食举行遣奠（送别逝者的祭祀），还把蔬菜素食放进饭筲（盛放饭食的竹器）里，做子女的心里能安心吗？依据人之常情，这真的恰当吗？因此我家乡自从我排斥僧徒（不用佛教仪式办丧事）以来，祭祀都用肉食。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家乡中已经践行这一做法的情况，是你亲眼所见的；典籍中记载的古礼，是你我都知道的。如今你又问起这件事，恐怕是你有超越世俗的见识，却被妇女、亲友的言论牵绊，还没下定决心吧？希望你能以诚心立志，果断践行，遵照滕文公‘真诚与否全在自己’的教诲，不要听从世俗的说法就好。” 计礼（1431 年—？），字汝和，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港口村人。天顺六年（1462 年）壬午科江西乡试第一名。天顺八年（1464 年）甲申科会试第六十三名，殿试登进士第三甲第三名。官刑部郎中。善以草书法画墨菊，与林良翎毛、夏昶竹、岳正葡萄并重。天順六年十月吉日为朱宏先生写下赞文一篇。《朱克己先生赞》，全文如下：此宋儒朱克己先生像也。先生諱宏，字元禮，邑北滄溪人，晦庵文公良友，吾十世祖計致平司業高第也。貌偉而豐，氣清而壯。深衣幅巾，脫然修灑，先生像，象也。性資敏悟，孝友謙恭，不屈不回，不執不倚，此其賦於天者也。日記數千言，洞徹子史，出入百家，精研義理。其排方外有《回瀾文》，其羽正學有《四書圖》、《六經義》、《禮編》，又有《惠綏集》。此其問學之著也。信道篤，崇禮嚴，此雙峰饒氏之所稱也。克己宴坐堂者，晦庵文公為之銘也。不時不動，不達不動，力學講道，寒暑不輟。其所信蓋非晉以下諸人之所能及也。先生九世孫景中敬奉遺像，刻石以垂不朽，可謂知所自也。於乎！不有所先，無啟其後；不有所後，無知其先。先生雖往，其風聲志氣耿耿不滅。後之目斯像念斯德者，其感發顧不大矣。予生也晚，不獲睹前修盛績，姑述得於見諸人者如此。固不敢謂能既先之蘊也。天順六年十月吉日，江西解元湘南計禮記。戴珊（1437 年－1506 年），字廷珍，号松厓。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人。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 年）进士。成化二年（1466 年），试监察御史。成化八年（1472 年），提督南畿学政。后历任陕西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及福建左、右布政使，居官清正严明，厉行教化，深得士民爱戴。在沧溪祭拜场，有一块青石板碑刻，为明代《甲申十同年图》中人物左都御史戴珊所撰《乡先生祠增祀朱克己朱公记》（图 7）。

图 7 《乡先生祠增祀朱克己朱公记》碑刻

碑文全文如下：乡先生祠增祀朱克己朱公记赐进士资德大夫正治上乡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南京刑部尚书邑人戴珊撰文赐进士试兵部车驾清吏司政邑人李煌篆额赐进士承德郎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邑人方选书丹人之所存所发举有可师焉，而其乡子弟尊称为先生比设祠而祀之，盖明伦敦化之一道也。凡眼政教知先务者，曾是以为卑近而忽之哉!饶州府属县浮梁故有乡贤祠，宋开禧中赵令与清建，祀本朝参知政事程公克俊、辛公次膺、枢密使汪公澈、尚书程公瑀。人亡政息、废盖久矣。我国朝至成化纪元之四年，儒学教谕慈溪林君岳来任，而事关风教者乃为其所急，延访与论，得程辛汪四公暨尚书彭公汝励、元逸士吴公仲迂、国朝左布政使戴公弁、知州吴公惠凡八人妥其神主于文庙戟门之左室，匾日乡先生祠，率诸学生岁时礼谒而师事之。既而藩臬大吏行部谒庙及祠，咸以隘病，檄迁学之右隅，颠末具毋兄府同知璨太子洗马、今赠尚书杨公守陈记，越年十有七、按擦副使冯君兰、督学莅县，首访政教废缺，请师生进曰，宋有朱先生宏，字元礼，县北长安都之沧溪人，蚤从国子司业计公衡游，颖敏过人，日记数千言，即通大义，比长邃于圣贤生命之学，尤严異端之防，奕世同居子姓，仅百人朝夕会揖，朔望会拜，旬日环立，听讲经传以为常，一时闻击知所言，从者众。晦庵朱夫子以克己名其宴坐之堂，后双峰饶氏有吾道。老成理明一贯之赞，且曰克己信道笃，崇礼严，其浮梁之灭明也。赠监察御史西涧戴公噚，字士仪，致教授事时，修辑县志不苟异同。先生与前八公并得立传在祠祀，独未预诚为缺典之。当举者冯君乃召见先生九世孙敬中，并阅礼编回澜诸著作，廉得其故，实命有司士增序其神主于吴逸士之上而祀之。又三年，珊以布政进副都御史便道归展，教谕谢君闸軰偕敬中来请记，儒士节学生佐皆先生族，珊常所交往者，力相之诺而未克成节，又介吾族学生铖走书京师促之再，窃惟所贵乎人者，立德立功言存诸中而为德。立矣诸事而为明伟之功，发诸口而为纯正之言，功与言立矣，必如是而后足范，来学无愧与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吾浮梁山川秀异，人物攸锺如彭程诸公，以至我父匀布政公明射体適用之，学光前启后之功尚矣。克己先生之在当时不沾一命，口而就斃，其明善以诚身，以刑家率由孔子之道，诸著作又凿凿羽翼是道之说。凡我乡邦小子步出与处，放眼感化，至于今不衰，则克己先生之功德。言之，撰之八公异，异途而同归者，矧晦庵双峰道学山斗咸见推重耶，赠祀于祠，固有以取之矣於戏，孔子之道，大未易钻，仰求自乡先生始，撕得行远升高之要，若冯林诸君毅然倡和以成，美厥典诚知，所先后与继今自取与取人者，尚并鉴之。皇明弘治十三年庚申十二月吉撰正徳十五年庚辰五月既望十世孙绅八十绅口源八十瑾七十七桂珩等完。古歙洪胜启岩镌。译文:赐进士、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南京刑部尚书、同乡人戴珊撰文赐进士、试任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同乡人李煌题写碑额赐进士、承德郎、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同乡人方选书写碑文人内心秉持的信念、外在表现的行为，只要有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同乡的后辈就会尊称他为“先生”，并修建祠堂祭祀他——这原本就是阐明人伦、教化百姓的一种方式。凡是关注政事教化、懂得优先处理关键事务的人，怎会把这件事看作浅近小事而忽视呢！饶州府下属的浮梁县，过去就有乡贤祠。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 年），县令赵与清（或为“赵汝清”，疑碑文笔误）修建了这座祠堂，祭祀本朝（南宋）的参知政事（副宰相）程克俊、辛次膺，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之一）汪澈，尚书（六部长官）程瑀。后来随着这些人去世、相关政令废止，祠堂也荒废了很久。到了我大明朝成化四年（1468 年），儒学教谕（掌管地方教育的官员）、浙江慈溪人林岳到任。他把关乎风俗教化的事当作紧急要务，通过拜访乡贤、商议讨论，确定将程克俊、辛次膺、汪澈、程瑀四位先生，以及尚书彭汝励、元朝隐士吴仲迂、本朝左布政使（省级行政长官之一）戴弁、知州（州级行政长官）吴惠，共八人的神位，安放在文庙戟门左侧的房间里，匾额题写“乡先生祠”；并带领学校的学生，每年按时祭拜，像对待老师一样敬重他们。不久后，布政使、按察使等省级高官巡查地方时，到文庙和乡先生祠祭拜，都觉得祠堂空间狭窄，于是下令将祠堂迁到学校的右侧角落。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我的兄长、曾任府同知（府级副长官）的戴璨，以及太子洗马（东宫属官，掌经史讲解）、后来追赠尚书的杨守陈，都已经写文记载过了。又过了十七年，按察副使（省级司法副长官）冯兰担任提督学政（掌管地方教育督察），来到浮梁县。他首先查访政事教化方面的缺失，召来师生说：“南宋有位朱先生，名宏，字元礼，是本县北部长安都沧溪村人。他早年跟随国子司业（国子监副长官，掌儒学教育）计衡求学，聪慧机敏超过常人，每天能记几千字，而且很快就能通晓书中的核心道理。等他长大成人，深入钻研圣贤关于心性、人生道理的学问，尤其注重严格防范异端学说。他家几代人同住在一起，子孙族人有近百人，每天早晚都会相互行礼，每月初一、十五集中参拜，每十天还会围站在一起听他讲解经书传注，这些都成了家常事。当时听闻他的学说、认同他观点的人，有很多。朱熹（号晦庵）先生曾为他日常静坐的堂室题写‘克己’二字作为堂名；后来双峰先生饶鲁（南宋理学家）也称赞他‘是我们儒家学说中的老成之士，能透彻理解真理、做到融会贯通’，还说‘朱克己坚守道义十分虔诚，尊崇礼仪极为严格，他就是浮梁的子夏（名灭明，孔子弟子，以德行著称）啊’。另外，追赠监察御史的戴噚（字士仪，号西涧）先生，在担任教授（地方学官）时，修订编撰县志，不随意附和他人、曲从俗见。这位朱宏先生和之前提到的八位先生，都在县志中有传记，却唯独没被列入乡先生祠祭祀，这实在是礼仪制度上的一处缺失，应当弥补。” 于是冯兰召见了朱先生的九世孙朱敬中，又查阅了朱先生所著的《礼编》、《回澜》等著作，查清楚了他未被祭祀的缘由，便命令有关官员将朱先生的神位添加进去，排列在吴仲迂隐士的神位之前，一同祭祀。又过了三年，我（戴珊）从布政使升任副都御史，趁顺路回乡祭祖的机会回到浮梁。儒学教谕谢君等人，陪同朱敬中前来，请我为这件事写一篇记文。儒士朱节、学生朱佐都是朱先生的族人，也是我平时有往来的人，他们也极力促成这件事。我当时答应了，却没能立刻写完；后来朱节又托我的族人、学生戴铖，送信到京城催促我，我才最终完成这篇记文。我私下认为，人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内心秉持的信念化为品德，亲身践行的事务成就显赫的功绩，口中表达的思想成为纯正的言论。只有做到这些，才足以成为后辈学习者的典范，才无愧于古代所说的“乡先生”——那种去世后能在乡社中被祭祀的人。我们浮梁县山川秀丽奇异，孕育了众多杰出人物。从彭汝励、程克俊等先生，到我的父亲、布政使戴弁先生，他们都有着贴合实际、能付诸实践的学问，以及光耀先辈、启迪后人的功绩，这些都值得推崇。朱克己先生在他所处的时代，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未入仕途就去世了，但他凭借诚信修养自身，用孔子的学说治理家族；他的著作，也明确地阐述了辅助儒家正道的观点。凡是我们同乡的后辈，无论出行在外还是居家生活，都能受到他的德行感化，这种影响直到现在都没有衰减。由此可见，朱克己先生的功德，和那八位先生相比，虽然途径不同，最终的价值却是一致的——更何况朱熹、饶鲁这样被世人视为“理学泰斗”的大家，都对他推崇备至呢！将他增补到祠堂中祭祀，原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唉！孔子的学说博大精深，想要深入钻研、仰望领会，应当从学习乡先生开始，这样才能掌握循序渐进、逐步提升的关键。像冯兰、林岳诸位先生，毅然倡导并促成此事，完善了祭祀礼仪，他们确实懂得处理事务的先后次序。而今后无论是自我修养，还是选拔人才，都应当借鉴这个道理啊。大明弘治十三年（1500 年，庚申年）十二月吉日撰写，正德十五年（1520 年，庚辰年）五月十六日（既望，指农历每月十六日），朱先生十世孙朱绅（八十岁）、朱□源（八十岁，原文“口”为字迹残缺）、朱瑾（七十七岁）、朱桂珩等人促成刻碑。古歙县（今安徽歙县）洪胜（字启岩）镌刻。乡贤祠俗称乡先生祠，宋代开禧年间（1205-1207 年）知县赵汝清创建乡贤祠于县学戟门左，祀宋代龙图阁学士程瑀、宋代参知政事程克俊、宋代参知政事辛次膺（原浮梁知县）和宋代枢密使汪澈，后废。明朝成化三年（1467 年）浮梁教谕林岳复建乡贤祠于大成门左，增祀宋吏部尚书彭汝励、元处士吴迂、明布政使戴弁和明知州吴惠。成化五年徙乡贤祠于文庙右。成化二十一年（1485 年），按察副使冯君兰督学浮梁，增祀朱宏先生入乡贤祠。此碑记述了朱宏先生的生平业绩，并对其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其明善以诚身，以刑家率由孔子之道，诸著作文鉴，羽异是道之说，凡我乡邦小子步出与处，放眼感化，至于今不衰，则克己先生之功德。言之，撰之八公异，异途而同归者，矧晦庵双峰道学山斗咸见推重耶，赠祀于祠。”明代成化十二年（1476 年）重修朱宏墓时，赐进士奉政大夫、兵部郞中致事、邑人戴珉为之写志《沧溪十三世克己公墓志》（图 8）；赐进士、奉议大夫、刑部郞中、前翰林庶吉士、邑人计礼为墓篆额；邑庠生朱佐为墓门绘制朱宏先生画像；儒士朱节赞文：禀天地之正气，操百炼之钢金。学圣贤学，心圣贤心。辟异端甚严，人皆为之危，而先生方自若。扶正教独力人或致其讥，而先生恒自得。行四礼于家而乡人从化，祀三贤于郡而先生在列。宜其芳声之籍、垂千载而不减（图 5）。

图 8 戴珉为之写志《沧溪十三世克己公墓志》

朱志高是朱宏后人，曾嘱托作者帮其整理和注释朱宏先生《礼编》一书。此时，谢复与朱志高有四年没见面了，期待朱志高来他的寓所共同探讨朱宏先生的著作。此诗集收录在《石仓十二代诗选》（图 9）。寄浮梁朱志高明谢复一自分襟后，星霜四载余。望迷春树暗，梦落晓钟疏。松柏凌寒秀，芙蓉向晚舒。礼编承旧诺，何日贲吾庐。

图 9 《寄浮梁朱志高》诗《江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一•人物志•十六）对朱宏先生生平记载道：“朱宏，字元礼，浮梁人，幼厌程式之习，精研义理，身体力行，朱子尝称之曰：高识笃行，鲜与伦比。为铭其堂曰：克已。作《回澜集》以斥释氏，述古冠婚丧祭之仪，名曰《礼编》”（图 10）。

图 10 《江西通志》鉴于朱宏的学术与品德影响力，乾隆版《浮梁县志》（卷三•学校志祠制十七）记载：忠义孝悌祠在儒学门左，国朝雍正年间奉文建现记，宋处士朱宏。乾隆版《浮梁县志》（卷八下•人物志）将朱宏先生列为“儒林”开篇介绍。道光版《浮梁县志》（卷三十四•人物志儒林》有文记载：（朱宏先生）少颖敏，读书即了大义。文中提到其在对于“礼”做了深入研究，并且获得了许多名仕的赞扬与歌颂（图 11）。

图 11 道光版《浮梁县志》道光版《浮梁县志•序》：朱宏、金去伪、吴迂、李晓诸人之讲学。将朱宏先生列为讲学的大师首位（图 11）。沧溪退休老教师朱冠弌先生曾在戊辰年桂月作词一首赞颂理学：沁园春·宋明理学理学安邦，承孔孟儒，圆融释道。溯濂溪太极，百源象数；横渠阐奥，二程举理。晦庵集注，朱宏崇礼，格物致知穷理彻。更阳明，致良知昭世，心灯高揭。千载纲常砥柱，护华夏文明一脉传。守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崇仁重教，匡时济世。道义昭昭，文光耿耿，照彻古今天地阔。今回望、叹儒风永续，理学流长。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果实，也是春秋战国和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系的完善过程。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代表，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朱宏先生的著作大多已经散失，只有《礼编序》、《祭用肉论》两文存世。我们很难再进一步研究其哲学体系中的宇宙观、伦理观、认识论及人性论与朱熹先生思想的异同之处。程朱理学虽然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我们应肯定其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塑造作用，同时要扬弃其封建糟粕。理学强调的内在超越精神对现代人格培育仍有启示，但需与现代科学精神、民主法治相结合。

2025.05.05 深夜于沪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