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本文所论的“鲁东南”概念，是指以现在所划定的莒县、莒南县和日照县为界限的地区。

目前，针对鲁东南地区的谱牒文本研究，可详见常建华于2014年发表的《近世山东莒地宗族探略——以民国“重修莒志·民社志·氏族”为中心》。而更为完善系统的鲁东南宗族史研究，当属宋华丽（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明清山东莒州的移民传说与宗族》。尽管其研究可能不免受到地方家族叙事的影响，但宋氏论文的学术水平不容忽视，特此指出。

一般认为，鲁东南的人群来源基于地方传说，可归纳为三种方向：东来说、南来说和西来说。

东来说：指向胶东半岛的烟台地区，通常说法是逃避战乱或海防军招。

南来说：指向长江附近的苏州地区，多与“洪武赶散”的讲法相关联。

西来说则包含两种：一为山西洪洞大槐树，另一为河北枣强。

当然，本人认为，“本地说”具有较好的证据基础，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的进路。

笔者在《历史的三重结构：传说、叙事与真相之间——以莒地大店庄氏宗族为个案的谱系史研究》一文中曾指出，族谱所记载的来源事实，本身便是在不断修改的，因此不应作为研究的唯一重点。我们更应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学目的，而非执着于寻找某种“历史真相”。若要追溯历史真相，仍需倚重考古学证据，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此外，在地种群在文化上的指向为何，能否划定一个边界，这也是一个好的研究起点——即探讨“身份认同”何以形成的问题。

二、“东海十八村”究竟是一种身份标识，还是一种身份认同？

我昨日看到“诗礼莒州”公众号发表的《明初鲁东南移民来源考》，文中坚持的“本地人说”正是我所赞同的观点。但该文未能坚持到底，似乎对南方建构的家族压力在史学上采取了某种妥协。

我且随手举例：大店庄氏家族在清代的一次修谱中，先称庄氏为“天水名门望郡”，后又改为“楚庄王”之后。不难看出，始祖来源可以随意变动，这显然并非基于历史真相，而是基于现实需要。修谱之人心里明白，自明清鼎革之际庄鼐抗击清廷，家族内斗四起，修谱时支离破碎，难免怀念往日荣光。

但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指向其真实的种族来源？我查阅了23魔方的数据库（尽管这是一家商业公司，但其方法仍可考辨），基本能够确定，庄姓应是从中原直接开枝散叶的。其基因上游有96%左右的标记仅见于山西省，而大店庄氏却在山东，这可以看出明显的分化。再举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例子，也能体现两地之间的关联。

我认为，该文所提“十八村”可理解为姓氏作为一种身份标识，这一点可以同意。但“十八村”不可能恰好只对应十八个姓氏，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常建华所统计的莒地东海来源姓氏远不止十八个，接近八十个姓氏都声称源自东海，这显然有问题。关键在于，正史中并无面向鲁南苏北的垦荒政策记载。然而，以莒南县为代表的大量人群都声称来自东海，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坚持“东海说”的主要是莒南县居多。我曾详细论证过莒南与临沂在文化上的差异，无论从地形、语言还是生物学事实上，都能很好地理解两地文化不同的原因。读者读到这里或许会觉得我“不知所云”，实际上我只是想说：这既是身份标识，又是身份认同。从统计学上看，为何他们不接受洪洞说、枣强说或胶东说，却偏偏能与江苏的族谱对上号？这才是问题所在。举个例子，莒南孙氏也部分接受烟台孙氏。在1990年代的家族联谊热潮中，如遇“程”字辈基本为同代人，即便假设没有任何族谱（实际上也不可能），也能证明在生物学断代上是相通的。

大店庄氏的基因已测，关键是江苏方面没有数据。但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复旦大学便从事此类研究，无非尚未公开罢了。我个人支持“苏鲁同源说”，因为有太多家族同时具备族谱和生物学两层铁证，以及文化层面的软证据。

三、一些极端案例

沂水纪王崮十分出名。古文记载纪氏源自浙江，而考古学对青铜器进行光谱分析，发现其原料和工艺确与浙江有独特渊源。23魔方对纪氏进行检测，上溯谱系后发现与先越大族和越国公族有直接后代联系，这很难轻易否定。有人质疑23魔方作为商业机构所认定的“先越大族”和“越国公族”未必合理，但关键在于共祖时间、大体流向和分布区域，这些仍可考辨。

再如烟台毕家之所以出名，正是因为毕氏在生物学上有基因考古的直接证据，能与地方传说和可能的历史事件对应，由此“一战成名”。毕氏主要分布在山东，既未在受封地山西大规模涌现，也未均匀分布，虽有质疑却被生物学证实，这无疑展现了历史的趣味性。

再举一例：钮姓是十分小众的姓氏。莒南县有位老劳模叫钮恩升，江苏苏州有钮家巷。不能硬说钮与牛、刘是一回事，因为姓氏文字变化极少（肖与萧、付与傅等众所周知的案例除外）。时姓也是个小姓，但莒南有大时家庄、平邑有时家村、日照有时家村，江阴和苏州也有时家。再如曹雪芹写金陵四大家族贾、史、王、薛，其中史家在莒南分布不少，苏州亦然。

那么，我论证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我想强调的是：不要只盯着“移民”这一方向，也要重视“迁徙”这一面上的结果。我发现古代史只讲必然性，不讲充分性。结果已经摆在眼前，除了和稀泥就是“唯我独革”，再加点“你猜”式的历史搬运，便成了一种“真相”。

看似没有道理，却又不得不信以为真。我认为这种“高雅”的历史研究并不可取。有些人张口闭口只认百年前的族谱资料，却对生物学证据和字辈上的相同这些“活档案”置之不理。研究古代迁徙史而不研究地理学，光在史籍中寻找移民方向的记载，还不如仔细研究古代流民是如何被纳入户籍管理的，这才是关键。难道只有“衣冠南渡”“恢复中原”，就没有草民南迁又北归？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固然有认识碎片化的担忧；但只见森林而不认树木，所认的又是何种森林，不言而喻。集合与单个数据确是不同层次，但不认数据便没有集合，集合依赖于数据。集合若不能体现数据，其存在的意义何在？若集合本身便无数据，究竟是不认识数据，还是认为这个集合就是假的？我想，答案不言自明。

四、结语

我们莒南县与江苏省在历史上同根同源，历史上的往来便被称为“下江南”。正如莒南县文化不等于临沂县文化、也不等于莒县文化，若考虑其他变量，还涉及海洋性、商业性等话题。如大店庄氏的庄谦，其家族在明末便建立起丰富的家族往来体系，成为地方望族。又如莒南县的孙镗，便在上海松江、青浦经商。此外，许多饮食习俗也等待着我们重新发现其中的联系……

（原创 良史 铁轨边上的生命 2026年7月29日 ）

2026年8月2日中华朱氏网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