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扬
 应纯之（1175年—1224年），字纯甫，方岩镇可投应人，宋少师应孟明第五子，年少时与大哥谦之、四哥懋之拜在大儒朱熹门下，宋嘉泰二年进士。应纯之从“洪州新建主簿”这样一个地方小吏做起，一步步升迁到兵部侍郎、知楚州兼京东经略按抚使，成为南宋邦畿重镇的军政大员。后来金人入侵，力战而死。
                       朱熹与永康人
朱熹（1130-1200）是中国文化史上，与孔子前后相继、南北辉映的思想巨匠。朱熹生前曾到过永康，与永康士子有不少来往，特别是朱、陈之交，为时人后学所瞩目。惜南宋间人事距今已远，本邑志乘谱牒著录，或缺失空白，或伪托讹传，或失真舛误，或夸大模糊，既不足尽信，亦不可不信。故不能囫囵吞枣，不辨真伪；亦不能事事疑古，无可适用。鉴于此，笔者经搜寻直证旁佐，慎察史迹实录，略作校勘考订，依人逐次梳理，缀成小文，以求正方家。
                      朱熹与陈亮
吕东莱早就引介朱、陈认识，但两人的直接交往，始于吕去世后的次年，即淳熙9年（1182）正月。朱熹时任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巡历金华时，曾到武义明招山，哭祭吕氏之墓，陈闻讯后即赶去陪同。两位“论敌”首次晤面，气氛颇为融洽，均有相见恨晚之感。朱熹的“妙论”，往往出陈亮所闻之外，而陈亮的“伟论”，也启发朱熹去思考一些问题。然而恰恰正是这种相互倾慕，两人的王霸义利论战，从此也拉开了序幕。祭奠之后，陈亮邀请朱熹到龙窟山欢叙，朱欣然从命。这位大儒终于踏上永康大地，下榻陈亮家中，开始了仅有的永康之旅。期间，陈亮请朱熹到寿山五峰书院讲学，并留下墨迹“兜率台”三字。《朱文公文集·寄陈同甫》卷三十六云：“数日山间从游甚乐，分袂不胜惘然”，即记此事。
朱、陈的第二次见面，在淳熙15年（1188）5月上旬。年初，陈亮赴金陵、京口考察，为再次给孝宗上书作准备。著名词作《念奴娇·登多景楼》，即是陈亮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不久返回临安，与入都奏事的朱熹相见。这次姗姗来迟的见面，实属不易。还在淳熙9年正月会面后，朱熹就约陈亮和陈傅良再到绍兴一会，因陈傅良爽约作罢。8月朱熹将去任时，约陈亮来缙云相见，又因陈亮忙于架屋未行。淳熙10年陈亮打算“秋杪”后，走上饶访辛弃疾，入闽访朱熹，朱熹也表示“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但后来朱熹南下泉州吊傅自得，陈亮陷困于狱事，不能如愿。淳熙12年陈亮表示，要“策杖访长者于武夷之山”，大概因两人展开义利王霸之辩又搁置。淳熙13年陈亮再次表示：“甚欲走武夷，为旬日之款……且看仲冬如何？”朱熹则认为武夷山中冬寒夏热，要他“来春命驾”。但淳熙14年正月朱熹往莆田吊陈俊卿，再次失掉了相见的机会。这一年冬间的紫溪之会，也因朱熹要在家等待朝命，又意 外失约。这次难得的相会，了却了两人多年的夙愿。他们在义利王霸论辩上，没有取得一致，但对抗金、恢复中原诸问题，则志向相合。从陈亮上书与朱熹奏事的内容看，两人在对社会现实问题上，显示了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对立，亦透露了临安会面，未能消弭原有的分歧。
朱、陈的第三次见面，在绍熙3年（1192）。临安相会之后，两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陈亮仍坚持他的功利观点，并用更明晰的语言宣称：“性命之微，子贡不得而闻，吾夫子所罕言，后生小子与之谈之不置，殆多乎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废也！”（《宋元学案》卷五十六）永康之学在两浙、江西依旧蒸蒸日上。然而绍熙元年再度发生的狱事，给陈亮精神上以巨大折磨。多少挫钝了他那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锐锋。这时朱熹的长子朱塾去世，给朱熹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两人的内心世界，在共同的遭际中逐渐靠拢。绍熙3年11月朱熹将长子安葬，陈入闽祭弟子朱塾。意外的痛苦，反倒促成了朱、陈最后一次相见。这时辛弃疾正摄闽帅在福州，他是陈亮久已渴望再会的挚友，不久也应邀来到考亭。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文学三巨头终于聚首，这就是历史上名闻遐迩的“考亭之会”。尔后朱、陈再未见面。
                          朱熹与林大中
林大中（1131-1208），字和叔，为南宋名臣。淳熙16年（1189）留正任宰相，网罗王淮余党，对周必大及其道学朝士发动攻击，以达到党同伐异之目的。当时林大中任监察御史，为留正所荐，照理应是留正之党。但朱熹深知其为人，并嘱人要争取林大中，不致其陷相党之争太深。《朱文公文集·与李诚父书二》卷二十八云：“此公（按：指林大中）虽未识，然见其文字，知其纯厚，不会骂人，须力从臾之，以速为上，稍迟一日，即坏一日事矣。”林大中任监察御史首尾四年，抗直敢言，正气凛然，为朝士所重。《宋史·林大中传》云：“马大同为户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尝为刑部，固以深刻称。’章三上不报。又论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报。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辞不拜，乃除大中直宝文阁。”另据楼钥《攻媿集·林大中神道碑》卷九十八云：“（马大同）督迫州郡太甚，公上弹章，上曰：‘别易一部何如？’对曰：‘昨为刑部，专为深刻，易别部亦不可。’章三上……竟与郡而去。”朱熹对林大中敢于直言的高风亮节，极为钦佩，由衷赞叹曰：“闻林和叔入台，无一事不中的，去国一节，风节凛然，当于古人中求之。”评价之高，实属罕见。陈亮则直接去书林大中，向他传达了朱熹的崇高评价。《陈亮集·与林和叔侍郎》卷二十七云：“亮窃惟侍郎屹然为四海端人正士之宗……朱元晦，人中之龙也，屡书与朝士大夫叹服高谊不容已，亦深叹二属能相上下其论为不易得，且曰：‘世间犹大，自有人在，鼠子辈未可跳梁也。’其降叹如此，举天下无不在下风矣。”朱熹律己待人，均甚严谨，不轻易轩轾他人。对林大中则一反常态，赞赏有加，可见林大中人格魅力，在朝野影响之大。
                           朱熹与陈公亮
朱熹一生官多禄少，屡起屡仆，绍熙元年（1190）六十一岁的垂暮之年，再度出宦僻郡漳州。朱熹在漳州的主要变革是“正经界”，即重新丈量土地。南宋时期由于土地高度集中与赋税不均，经界已成为豪姓大族、佃民下户与中央朝廷之间矛盾斗争的焦点。漳州是荒僻之地，土地兼并和阴占尤为激烈，单寺院的田产就占了全部土地的七分之六（见《北溪先生文集》卷二十三）。朱熹深察其中利害，经细致调查，写就了《经界申诸司状》，准备把他在《四书集注》中，“孟子仁政自正经界始”的纸上虚说，变成眼前活生生的现实。可悲的是，朱熹对正经界的利害关系和真实内幕，剖析得越透彻明晰，就越遭到豪强富家的阻挠反对，也越使朝廷投鼠忌器。经界工作的展开，使朱熹与我们的一位永康人有了交往，他就是时任福建提点刑狱公事的陈公亮。
朱熹以他刚愎自用的道学铁腕，雷厉风行地推行正经界，遭到了县级官员的抵制。有些人是出于昏庸无能，更多的人则是等待观望，使朱熹的计划几乎搁浅。为此，他专门致札提刑陈公亮，道出了自己调不动官吏的忧虑：“若不惩治，深恐官吏习见州郡事体削弱，不能使人，向后迭相仿效，无所禀畏，万一一旦稍有缓急事，将有不可胜虑者。”（见《朱文公文集·与陈宪札子》卷二十八）。在陈公亮的支持下，朱熹从他的弟子和外州待阙官员中，选调了大批得力人手。他的标准是“有精神，耐劳苦，肯任事，而能戢吏爱民者。”（《别集》卷四）然而，正当朱熹调兵遣将，积极谋划经界事宜时，朝廷内外一切反经界的力量都聚集起来。甚至连一向高唱仁政爱民的道学派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朱熹干不下去了，只好上书辞职，作为向朝廷施加压力的最后一招。光宗皇帝为平息事态，下旨经界工作，改由福建转运司负责。《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六十三册《食货》七《经界杂录》云：“绍熙二年十月一日，诏令福建转运司行下漳州，将经界事件权行住罢。先是……得旨先将漳州措置，委本路运判陈公亮专一提督……”陈公亮官场经验丰富，处事谨慎稳妥，进退伸缩灵活，并不像朱熹一意孤行，接管经界工作后，未酿大波。不久陈公亮又接替朱熹兼知漳州。随着朱熹的离任，朱熹与陈公亮的关系也宣告结束。
                          朱熹与徐木
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半年多时间，赈荒救灾是成效卓著，六劾唐仲友即以失败告终，事倍功半，毁誉不一。但浙东的两次巡历，犹如一股春风，吹进了浙东深厚广袤的学术土壤，极大拓展了朱学的影响。若干浙东学子，如众星拱月般地崇敬朱熹，甚至不少人改换学术门庭，投到朱学怀抱，徐木就是其中一位。徐木（1143-1217），字子才，号竹斋，双锦人。乾道2年（1166）进士，仕至寺丞。轻财仗义，乐于助人。徐木原是永康的著名文士，朱熹到永康时，曾登门拜访他，在其家厅壁上特为他手书了《家人》卦辞。对朱熹的学问，徐木极为信服，后成了朱熹施行荒政的重要谋士。朱熹后来提到他的一次献策说：“向时浙东先措置，分户高下出米，不知有米无米不同。有徐木者献策，须是逐乡使相推排有米者。时以事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县，甚易。”（《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六）这就是陈亮对朱熹说的“徐子才不独有可用之才，而为学之意方笃。”（《又乙巳春书之一》）所以当朱熹因劾唐仲友失败离台归闽时，徐木竟喊出了“须赶到缙云相从”，体现了朝觐似的由衷归仰。
                       朱熹与吕皓
吕皓，字子阳，号云溪，太平人。其父为吕师愈，兄则吕约。家有良田千亩，为永康首富。“自少负志节，学于林大中，而友陈亮、吕祖谦”（应廷育《金华先民传》3卷）。由于浙东遭逢旱灾，朝廷特开纳粟捐官之例，根据吕家出粟赈灾的表现，朱熹向朝廷推荐吕皓为官。他是永康人中，唯一被朱熹推荐为官的人。后来他汇编了朱熹与陈亮两人义利王霸论辨的书札，条分缕析，写成万言疏解，态度基本公允。
                      旧志辨误
《康熙永康县志·游寓·朱熹》载：“朱熹字元晦，婺源人，以金华为文献之区，屡游永康，与陈同甫上下其议论，晚又与吕东莱、陈同甫三人讲学于寿山之内洞，外洞为僧舍。石上有朱书‘兜率台’三字，大可方丈，乃元晦手迹也。”此说今人仍袭之。朱、陈的初次见面在淳熙9年，而吕氏卒于淳熙8年，故朱、吕、陈不可能一起讲学于五峰，显然此说有误。
《光绪永康县志》云：朱熹“淳熙11年（1184）访陈同甫于永康。庆元4年（1198）又以时禁避居石洞，定大学章句，草本存歌山郭家。如此则朱子之往来于永康，非一次也非一时，诚溪山之幸也。”淳熙11年，据现存史料，无朱熹到过永康的记载，“屡游永康”不确。“石洞”指东阳石洞书院，“郭家”指郭钦止（德谊），朱熹有郭德谊墓铭，可见朱、郭交谊不浅。根据朱熹到过石洞书院的事实，明代郭鈇编辑的《石洞遗芳集》，添加了若干臆想和窜改，称“宋淳熙戊申岁，夫子遭伪学之谤，逃荒兹地，不敢懈怠，仿羑里演《易》意，集注《大学》、《中庸》二书。既成脱稿，存于书院，先隐君德谊公珍藏之，世相传守。”此说无疑是东阳郭家为拔高祖先的无稽之谈。朱熹仅在淳熙9年到过东阳，考朱熹生平行踪，无两至石洞书院之可能。据《朱文公文集·奏巡历婺衢救荒事件状》卷十六云：“婺州诸邑，有灾伤稍重，而巡历未到处，回程当一一点检，别具奏闻。”则当是在淳熙9年2月，巡历归途经东阳时，曾往石洞书院讲学，并赠送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郭鈇的记载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胡凤丹在同光年间辑刊《金华丛书》，将《石洞遗芳集》收录其中，此书影响骤然扩大，当时适值永康修志，编纂人员未辨真伪，轻率转录，导致失实。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光绪永康县志，要将东阳郭家石洞书院，移植到永康，并堂而皇之在邑志中记载？宋代石洞书院，斐声四方，影响遐迩，历史地位不亚五峰书院，其归属权无可争辩是东阳人。我们何必要移花接木，这根本谈不上给邑史增光添彩，反而给后人留下了笑柄。
本文原刊 2005年4月4日
（2014年11月22日《永康日报》永康十大姓氏专记之四）朱长胜宗亲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