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涌云起的明清时代，朱姓英才、人杰，时代从来不乏英才。
杰出人物，才人、才俊、英才、英雄、人杰等，是时代精神的承载者。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杰出人物，都有帯着时代使命走在时代最前沿的英才、才人、才俊、英雄和人杰。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是也。
历史的车轮驶入明清世代，朱姓族群虽未涌现如朱熹、朱敦儒和朱淑真那样大师级的文化泰斗式的英才、人杰，但却造就出了朱元璋、朱棣那样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和中国画艺史上的第一人朱若极（石涛）、国画宗师朱耷、“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朱载堉等那样的一代人杰。明清时期较之宋元时及其之前的各历史阶段，朱姓杰出人物的数量及所涉领域的广度与深度都有大幅增加，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或是在文化、科技及艺术等方面，都攀登上了古代朱姓史上的最高峰。
在军事领域，明代的朱姓杰出人物，除朱元璋、朱棣外，较著名的人物，如随朱元璋四处征战，屡立战功的朱显忠；明初名将朱亮祖；智勇双全，积功至大都督的朱元璋侄子朱文正；明初以功封武进伯的朱荣；以战功封抚宁伯的朱谦；精于骑射，屡建奇功的成祖次子朱高煦；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斗争中屡战屡胜，名闻一时的抗倭名将朱先、朱衰，等等。
清代的朱姓军事人杰，如康熙时累迁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的朱昌祚；太平天国将领朱兴隆、朱衣店；清末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原名朱逢明）；率部守台南、抗击侵台日军的清军将领朱乃昌，等等。
时代从来不乏英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五首·其二》）。日月山河永在，英才、人杰时常有。
在政治领域，明代的朱姓杰出人物，除朱明王朝的16位君主和众多的藩王外，通过进士及第入仕为官的人中之杰就有近50位，另外还有规模宏大的通过其他途径与渠道进入政治领域的各式人才。且明代政治人物中还不乏一些思想深邃的有识之士。如为朱元璋“君临天下”出谋划策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方针的重要谋士朱升，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的突出代表。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就渊于当年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方针的启发。
清代的朱姓政治人物虽不及明代显赫，但也有相当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
在文化领域，明清时期的朱姓文化人物也英才、人杰众多，堪比星空中的群星闪烁。他们或以学术著称，或以思想名世，或以诗文见长，或以书画传代，或以医学流芳，或以科技蜚声等等。
如在以诗文见长的文学方面，仅笔者收集到的，明代朱姓文学家就有朱权、朱存理、朱应登等39人，清代有朱坤、朱衍、朱世绣等44人。在人文科学学术方面，明代的朱姓杰出代表有朱廉、朱右、朱羽南等20人，清代有朱鹤龄、朱轼、朱筠、朱仕琇等45人。在书画艺术方面，明代的著名朱姓书画家即有180余人，清代更是多达330余人。
再如在医学方面，明代的朱姓医学专家、著名医生如有精于医学的朱日辉，著有《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验奇方》等重要著述；朱包蒙，对《内经·素问》有独到见解，许多疑难杂症，他都能够手到病除。清代有如精通医术的朱世扬，著有《诚求集》；名医朱书，著有《医学述要》《医方叶韵》《医方一得》，等等。
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如明代的朱载堉，精通算术、历法，擅长乐器制造、古代乐器考证等。如清代的朱鸿，精通算学，根据《割圆九术》推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39位，著有《考工记车制参解》；朱文鑫，著名天文考古学家，著有《天文考古录》《历代日食考》《历法通志》《近世宇宙论》《天文学小史》等。
治国有方的明成祖朱棣
朱棣（1360—1424年），明朝第三位皇帝（公元1402－1424年在位），朱元璋第4子，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年11岁的朱棣受封为燕王。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17岁的朱棣和兄弟们一起来到安徽凤阳老家“中都”体验生活。朱棣在这里住了3、4年，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棣是个有心人，“民间细事，无不究知”。他当皇帝以后，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起他的这段生活。认为自己能南北征战，不畏塞外风寒，就得益于这段经历。朱棣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他回去就要准备到外地去做藩王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今北京），之后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曾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长子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枫先后去世，故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
朱元璋去世后，已故太子朱标次子、已被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建议，实行削藩政策，陆续削夺了周、湘、代、齐、岷等藩王。为图朱棣，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防燕措施。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朱棣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为备。七月，朱棣以计擒杀张昺、谢贵，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南征。经过4年鏖战，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兵渡长江，攻下南京，在拒绝了他的支持者们反复几天的劝进之后，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永乐帝。
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远处传来僧侣撞钟的声音，于是，即兴诗一首：“和尚撞钟响一声，和尚撞钟响两声，三声撞击万物苏，必不辜负好韶华。”诗言志。此诗将诗人的志向与抱负表露无遗。
朱棣称，他继承的不是朱允炆的帝位，而是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因此，他废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并宣布凡建文年间被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建文年间实施各项改革一律取消；建文年间制定的一切成法律与官制，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
永乐初，朱棣为安抚诸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帝的不同，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建文帝的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尚未就藩，明成祖皆降为郡王，同年又将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但当其皇位较为巩固时，为进一步强化其君主集权，也采取朱允炆曾实行过的削藩政策。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等等。
为安抚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百姓，恢复因战乱而影响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家给人足”、“斯民小康”目标，并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朱棣继续推行朱元璋时的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徒富民，抑豪强等政策。通过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鼓励各地农民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组织兴修水利，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等重大措施，促进生产的全面发展。同时注意蠲免赈济，积极救灾，防止农民破产。每逢水旱等自然灾害，都能及时采取措施，往往是早上悉知灾情，晚上就颁布相关赈济诏书。
朱棣知人善任，选择官吏力求因才施用，完善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过事佛、道教之风，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为改变明初的禁海闭关政策，朱棣先后七次派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船队出使西洋（今印度洋沿岸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与许多国家建立起了友好关系，相互间有友好往来及贸易的国家多至近百个，一度出现各国争相来朝、四方宾服的盛况。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为疏通南北运输通道，朱棣下令疏浚大运河，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农）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朱棣下令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建立奴儿干都司，管辖南北边境。其中奴儿干都司的管辖范围，东南起日本海，西至斡难河（今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包括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乌第河、库页岛等地，捍卫了中国版图的完整与安全。
鉴于元朝残余势力对北部边境的威胁，朱棣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开始，至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前后5次率兵亲征漠北，使元蒙势力不断削弱。并努力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进而有力地巩固了北部的边防。
中国西南方的安南，旧称交趾，即古代越南，为今越南北部一带，不包括现越南南部-本来的占城国，从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秦朝开始就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为中国的一个郡县。五代十国时，安南叛乱，于公元968年（宋开宝元年）建立大瞿越国，成为一个国家，但依然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安南内乱，朱棣发兵30万（号称80万）讨伐安南，以明朝的胜利告终。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一日，朱棣下《平安南诏》，正式将安南改为交趾郡，同内陆一样设布政司。安南在自立400多年后，终已重入中国版图。遗憾地是，朱棣之后，由于明王朝对动乱不断的安南治理乏力，安南在安稳了20年后，终又离中国而去。
朱棣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组织力量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凡被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成为中华民族保存完好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18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确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
大气磅礴、美丽壮观的北京故宫建筑。明成祖朱棣的杰作。
迁都北京（北平），也是朱棣的重要成就之一。北平地处北方农区与牧区的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的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由南则可统领中原，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因此，朱棣即位后，即开始作迁都准备。永乐元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永乐十四年（1416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也就是紫禁城。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成。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迁都北京，对强化明朝统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另外，朱棣在处理汉族与国内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女真族等的关系方面也颇有建树，始终不给任何试图建立分离主义政治霸权的少数民族领袖以任何的机会，为保证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棣文武全才，刚果善断，能决大谋，用兵常以少击众，身先士卒所向克捷，开阖如神。知人善任，使士有一艺辄录用，弗遗与臣下语。表里洞达，无识芥之嫌，不侈祯祥，是明代有作为的一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在位22年，励精勤政，威德远被，在他的治理下，明王朝进入一个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的盛世，史称“永乐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重用宦官，开明代宦官干政之始；又设置东厂等特务组织，实行恐怖统治，这些都给后来明王朝统治带领了消极的影响。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朱棣在北征蒙古返师途中病卒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多西北），时年65岁。朱棣驾崩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长陵。百多年后的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九月，明世宗朱厚熜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
镇守边疆的明中期总兵朱谦
朱谦（？—1451年），夏邑（今河南夏邑县）人，一生基本上是在保卫边境的战斗中度过的。
永乐初（永乐年始于1403年，止于1424年），朱谦袭父职为中都留守左卫指挥佥事。洪熙年间（公元1424—1425年），担任阳武侯薛禄隶军，征北有功，进指挥使。宣德元年（公元1426），晋升为都指挥佥事。
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朱谦带领部下，与参将王真巡哨至伯颜山，与敌军瓦刺部不期而遇，他沉着应战，指挥部下击退敌军，大获全胜。之后不久，在闵安山，又遇兀良哈部，他指挥部下，一鼓作气，再次击败敌军，振师而返。朝廷接到捷报，授其都指挥使，以示褒奖。此后，又多次与敌作战，均获顺利。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升任右参将，守备万全左卫。次年，与杨洪在克列苏破兀良哈兵，进都督佥事，后再次升都督同知。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北方瓦刺部首领也先亲率大军南侵，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大败明军，擒获明英宗。随后，也先继续南攻，兵临宣府（今河北宣化）城下。时，朱谦正以左都督充总兵官镇守该地。也先以英宗为要挟，要朱谦打开城门投降。朱谦坚闭城门，做死守宣府准备。也先遂绕宣城而去。
英宗被俘后，兵部尚书于谦与朝中大臣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鈺为帝，是为景泰帝，同时调集各地部队，组织抵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军在关子口抵御也先的四次连续进犯，不得不退兵，都督江福援救亦失利。朱谦不得不力战抵御。之后接连作战，抵御成功，论功封抚宁伯。
当时，瓦剌意图攻占宣府、大同，认为两城可旦夕取下。然而朱谦守宣府、郭登守大同，均屡次挫败瓦剌进攻。也先认为两城无法攻下，只得退回北方，并于次年秋放回被俘的明英宗。英宗回京突经宣府，朱谦率子朱永出见，厚犒使者。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二月，朱谦病卒于宣府任所，追赠侯爵，谥“武襄”。子朱永袭。
博学多才的大学者、清代词坛领袖、藏书家朱彝尊
朱彝尊（公元1629—1709年），扬名天下的大学者、清代词人、藏书家，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醧舫、金风亭长，晚号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自少勤奋好学，博览众书，能过目不忘。稍长，携带书籍云游大江南北，向南越过岭南（今广东地区），北出云朔（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地区），东泛沧海（山东烟台），经瓯越（浙江瓯江流域），每至一处古址遗迹，丛祠荒冢，见到断碑残碣之文，无不仔细抄录、校勘，搜剔考证，与历史记载参照对比，寻找其中的差异。回到故乡，和李延年、周筼、缪泳辈等人赋诗作文，互相唱和，文名日显。
清代词坛领袖、藏书家、大学者朱彝尊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朱彝尊《桂殿秋·思往事》）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应试鸿词博学科中第，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后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等职，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入值南书房（皇帝的书房），颇受康熙帝宠爱，常让其参与宫廷家宴。康熙南巡时，还亲笔御书“研精博物”匾额，赐予其家。曾出典江南省试，负责江南科举选拔。后因疾未及毕其事而罢归。
朱彝尊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他博通经史，长于考据，熟典故，工于诗文。词推崇姜夔，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与陈维崧并称朱陈。诗与王士祯称“南朱北王”两大宗。时，王士祯以诗著称，汪琬以文章扬名，毛奇龄深究考据，而朱彝尊兼通诸学，故有王、汪、毛等都不能与朱彝尊相比之说。学术大家顾炎武、阎若璩等，都均对朱彝尊推崇备至。
朱彝尊精于金石文史，购藏古籍图书不遗余力，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一，所藏益富。曾收李延昰藏书50柜，2 500卷，藏书达3 000余卷，后又收项氏“万卷楼”残帙，又到曹溶、徐乾学家，借其藏书传抄，其藏书所好愈笃。又借抄于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唐龚氏等诸家旧藏，合计先后所得自称“拥书8万卷”。藏书处名“曝书亭”、“古藤书屋”，“潜采堂”，聚藏30椟，曾因偷抄史馆藏书而被贬官，遂刻有一藏书铭文称：“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 藏书印有“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七品官耳”、“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庄十四日癸酋时”、“秀水朱彝尊锡鬯氏”、“南书房镝史记”、“南书房旧讲官”、“小长芦钓鱼师”、“得之有道传之无愧”、“别业在小长芦之南毂山之东东西峡石大小横山之北”等。
朱彝尊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种类众多，在诗词文学方面，主持编有《明诗综》100卷，著有《静志斋诗话》，辑成《词综》36卷，是为中国词学方面的重要选本。
在经史和考据方面，除参修《明史》外，著有《曝书亭集》80卷、《日下旧闻》42卷、《经义考》300卷。其中巨著《经义》，是一部以书名为纲，统考历代经学著作目录所著说经之书，先注卷数、著者、注疏者，其下各注存、佚、阙、未见等附注，自古以来诸家书目所未及。网罗宏富，为两千年来经书总汇，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必备工具书，毛奇龄称编纂该书“非博极群书，不能有此”。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朱彝尊突破正统儒学“君子远疱厨”的传统观念，对历代饮食文化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著成《食宪鸿秘》3卷，为食物本草之类。该书总结了中国饮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演变过程，详细著录了400多种饮料、调味品、点心和菜肴的制作工艺，内容丰富，具有独创性，现有刊本行世，是今天人们了解和研究古代饮食文化的必读著作。
不爱江山爱科学的奇才朱橚
在明王朝的68个藩王中，就有两个在国内无人知晓，却被西方公认为世界级科学家的不世出科学奇才，一为周王朱橚，一为铁定的郑王继任人朱载堉。
朱橚（公元1361—1425年），南直隶应天府上元县（今江苏省南京市）人，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明成祖朱棣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母为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被封为吴王。后，明太祖认为吴地乃国家财赋之地，不适宜建藩，于是，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将朱橚改封为周王，与燕王朱棣、楚王朱桢、齐王朱榑驻凤阳。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命朱橚就藩开封，以宋宫故地为府。
明王朝藩王中的奇才，被西方和日本誉为世界级科学家的朱橚
就朱橚的政治生涯言，并不是一个“惨”字就能概括得了的。一生四次被怀疑谋反，每次都被贬为庶人，流放边疆，但也都得以平安度过。
第一次，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冬，因闲来无事到凤阳遛弯，被指擅自离开封地，图谋不轨，获罪，太祖下令流放云南。不久，太祖改变决定，留朱橚在首都，由世子朱有炖理藩事。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十二月获准返回封地。
第二次，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其次子、汝南王朱有爋向朝廷举报父亲图谋不轨，朝廷遣李景隆突袭开封逮捕朱橚，被贬为庶人，徙云南蒙化。
第三次，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被怀疑与朱棣勾结谋反，获罪，被召到首都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加以禁锢。同年起兵“靖难”的朱棣攻入应天，成功推翻惠宗帝自立，成祖即位后，恢复朱橚爵位，加禄5,000石，诏他返回原来的封地。
第四次，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月，有人指控他谋反，次年二月，被召到京城，成祖告之此事，他“顿首谢死罪”，成祖不再追究。朱橚回到封国后，主动把自己的三护卫献还朝廷。 
朱橚接二连三地被举报谋反，他是不是真的想谋反，尚须待考究。但能确定的是，他不仅是个社交的困难症患者，还是一个幸运的糊涂蛋。堂堂一个王爷，被旁人举报也就算了，竟然被亲儿子举报，可见此人的社交能力有多差。幸运的是他每次被平安无事。
朱橚虽为政治强人朱棣的同胞弟弟，但对政治却没有多大兴趣。他的两大爱好：一为诗词，二为医药。在诗词方面他也没有什么成就，但在医药方面，则颇有建树，成就斐然。由其组织和参与编写的重要医药著作包括《救荒本草》《保生余录》《袖珍方》和《普济方》4种，均为世界级的科学巨著，为后代学者保存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救荒本草》顾名思义，是为了救济荒民而作的。当时，朱橚的领地开封府是著名的黄泛区，发生灾害时，庄稼都被毁坏，百姓无粮可食，饥肠辘辘。为了让百姓填饱肚子，朱橚在自己府上种了四百多种植物，潜心研究植物的可食部分。
因此应运而生的《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了414种植物的形态、产地、生长环境和每种植物的可食部分和食用方法，其中近2／3是以前的本草书籍中所没有记载过的。与传统的本草著作不同，《救荒本草》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有区域被子植物志的意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书的图，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准确、真实。所以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作者有实验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数、叶脉、花序等。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易为学者和民众接受，能够简洁、确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征的植物学术语。对植物学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救荒本草》记载了一些新颖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基于经典本草书中豆可以解毒的说法，他想出用豆叶与有毒植物商陆(phylotacca acinoca)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备法。在讲述白屈菜的食用时，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质。尤其是学界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很可能就始于在本草学上别开生面的《救荒本草》一书。
《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地灾民也因此而得益许多，而且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还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他的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就有很多内容来自《救荒本草》的成果，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明代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吴其濬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朱橚著作对中国明清代学术界确曾产生巨大的影响。
《救荒本草》以其出色的植物学成就，赢得了当代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救荒本草》传入日本后，对当时日本的救荒和植物学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日本科学史界认为宇田川榕菴所著的《植学启原》是植物学从有用植物学脱离出来而成为“纯正植物学”的教科书，这本书较详尽地指导了后来的植物学，功业很大。日本近代植物学奠基人牧野富太郎的研究认为，宇田的植物学著作就曾受益于《救荒本草》，其中的一些果实分类术语即来自《救荒本草》一书。
朱橚组织编写的其他3部医学著述：《保生余录》，全书两卷；《袖珍方》全书四卷，录有3,000多方，其中有些还是周府自制的；《普济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中医方剂书籍，载方达61,739首，所引方书不下150余种，其中许多医书都已失传，没有被《永乐大典》记录的就有50种。因此《普济方》相当于医药业的《永乐大典》，为中国保存了很多明朝之前失散的珍贵中医方剂资料，让“古之专门秘术，实借此以有传”。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萨顿（George Sarton）也对朱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中世纪最有成就的植物学家之一。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中医方剂书籍——《普济方》。全书载方达61739首，所引方书不下150余种。
2017年11月26日在河南省禹州市周定王陵举行了隆重的圣号碑、铜像、棂星门揭幕暨祭祖庆典。来自全国各地的朱氏后裔近二千人参加这此次活动。陵墓坐西向东，是一处由砖、石建成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地下宫殿建筑群，被专家们誉为十三陵的缩影。距周定王陵右侧一里左右，有一妃子墓，俗称娘娘坟，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地下墓葬，为建筑艺术之珍品．墓室距地面约10米，主题结构是用砖，石建成环廊形穹窿顶洞，酷似“黄罗伞”盖，在“环”的外壁周围分置着距离相等的七个单体墓室和一个与墓室形状一样的墓门。这种造型在全国独一无二，被誉为奇迹。有兴趣及有条件的读者，或可前往一游，去寻找自己的诗和远方。
多才多艺的音乐理论家、历学家朱载堉 
朱载堉（公元1536—1611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九峰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又称“端清世子”，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焦作沁阳市）人 ，明太祖朱元璋9世孙，明仁宗次子郑恭王朱瞻埈5世孙，郑恭王的指定接班人，中国古代史上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之一，集乐律学家、音乐家、乐器制造家、舞学家、算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历法学家、文学家于一身，并在美术、哲学等方面也有惊世的建树，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诞生出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早在明代，就为中国夺得了多项世界第一。中外学者都尊崇他是“真正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博士称他是“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圣人”， 欧美科学界则认定他是一位“对世界有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家”。
朱载堉父亲郑恭王朱厚烷是明朝史上一个比较廉洁、正直、生活简朴的藩王，《明史》说他“自少至老，布衣蔬食”，并且能书善文，精通音律乐谱，道地的文化人。在父亲的影响下，朱载堉自幼也简朴敦本，“笃学有至性”、勤奋好学，寒暑不辍，10岁就攻读《尚书盘庚》等史书，且兴趣广泛，喜欢音乐、数学，为成年后的发展典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但在他15岁时，父亲被陷害，他受牵连，在凤阳囚禁了19年。从少年到中年，他是在监狱般的囚禁生活中度过的。在近20年的囚犯生涯中，他每天都在学习、思考，练就了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异于常人的耐力。
朱载堉妻子何氏，出身音律世家，其父何瑭继承家学，长于音律，撰有音乐方面的著作。在他们的熏陶下，朱载堉不仅从父亲那里，也从岳父那里获得了丰富的音乐知识。
朱载堉塑像。
朱载堉作为明太祖的9世孙，郑恭王的指定接班人，在西方有很多响亮的名头，如明代乐律学家、音乐家、数学家、舞学家、乐器制造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散曲作家。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60年），24岁的朱载堉写出了他的第一步学术专著《瑟谱》。之后，又相继写出了一系列的音乐理论著作。朱载堉首创十二平均律（他自己称“新法密律”），是“世界上第一个平均律数字的创建人”（李约瑟，英国著名学者）。十二平均律，这种12分值的音域分析法，在朱载堉系统阐明之前，从事音乐研究的其他人员虽也已朦胧地认识到，但只是在经由朱载堉的系统阐述后，才开始定型，并流传于世。这一巨大成就，标志着中国在世界音乐史上的领先地位。
在欧洲，荷兰数学家西蒙·斯特芬（Simon Stevin）于公元1585年（一说1600年，或1595年前后）创立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表示，其有关著作到1884年才得以发表。法国数学家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对十二平均律的认识与论述，和朱载堉相近，当他于1636年公布这一理论时，还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人呢。作为现代音乐的基础理论之一，朱载堉创立的十二平均律在世界音乐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无疑是相当重要与深远的。
英人李约瑟博士说，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证明了匀律音阶的音程可以取为二的十二次方根，这一成果比欧洲人提前了数十年。它彻底解决了困扰人们千年的难题，成为音乐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世界上已知的乐器十有八九的定音，都是在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完成的。十二平均律理论被传教士带到西方，引起重大反响和深远影响。它被西方普遍认为是“标准调音”、“标准的西方音律”。朱载堉也因此而享誉欧洲。
如果没有十二平均律，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就没法演唱，因为此曲里面有转两个八度的音。中国著名的律学专家黄翔鹏先生说：“十二平均律不是一个单项的科研成果，而是涉及古代计量科学、数学、物理学中的音乐声学，纵贯中国乐律学史，旁及天文历算并密切相关于音乐艺术实践的、博大精深的成果。”十二平均律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德国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von Helmholtz）在所著的《论音感》一书中写道：“中国有一位王子名叫载堉，力排众议，创导七声音阶。而将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的方法，也是这个富有天才和智巧的国家发明的。”
朱载堉多才多艺，学识广博，除音乐理论外，在乐器研究与制造、古代乐器考证和作曲等方面，也有骄人的成就。在《乐律全书》中，记录下了他对各种乐器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和所作及辑录的许多乐曲。朱载堉既是音乐家，还是乐器制造家。他制造了律准、律管以定调值，精心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定音乐器——弦准，把十二平均律理论推广到音乐实践中；制作了36支铜制律管，一管一律，计36律；考证了钟、磐、瑟、筝、笙等古代乐器的名称、形状、音高及制作原理和要求等。在他的著作中对每律的选材、制作方法、吹奏要求都有详细的说明，数据极其精密。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馆长马容经过一二十年的研究，复制了其中的两支律管，他说：“这样伟大的发明，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做到。” 
在天文历法方面，他精通天文历法，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即完成了《律历融通》这部历学著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编制的两部新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对前代的《授时历》进行了许多修正，开拓出了新的领域。朱载堉认为当时既有的历法计算每年的长度是不十分精确的。经过他的仔细观测和计算，求出了计算回归年长度值的精确公式。
在数学和计量学方面，朱载堉以自制的81档双排大算盘，开平方、开立方求出十二平均律的参数，详尽程度超过我国古代的数学专著，计算结果的精确程度达25位有效数字。由其研究出的数列等式，在世界上最早解答了已知等比数列的首项、末项和项数，解决了不同进位制的小数换算，其中某些演算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说：“开方的方法既非朱载堉所发明，精于打算盘也无所谓学术价值，但他开方开到有效数字达二十五位数，恐怕自古以来的数学家，也只有他是唯一最精确而有耐心的人。”
朱载堉发明了累黍定尺法，精确地计算出了北京的地理位置与地磁偏角，还精确地计算出了回归年的长度值和水银的比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精确计算出北京地理位置（北纬39°56′，东经116°20′）的人。1986年，专家们用现代高科技的测量手段对朱载堉关于1554年和1581年这两年的计算结果进行验证，发现朱载堉计算的1554年的长度值与今天计算的仅差17秒钟，1581年差21秒钟。这不能不令世人震惊，就连欧美的专家学者都啧啧称奇。
朱载堉对古代货币和度量衡的关系等，也有极其细密的调查和实物实验，特别是关于历代度量衡制变迁的研究一直影响到今天。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管口校正的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
朱载堉首创“舞学”，制定了舞学大纲，绘制出大量的舞谱和舞图，记录下了不少当时流传于民间的歌舞，《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二俏缀兆图》《灵星小舞谱》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音乐教学体系。他的“天下太平”字舞谱，也为今天的团体操开创了先河。他的集体教唱、乐器伴唱、识谱学唱，在我们今天的音乐教学中仍被广泛应用。
在舞蹈实践方面，他除不断改进其表演形式外，还从内容上加以不断地丰富。朱载堉把他创作的民间舞蹈广泛运用到其中，伴奏用的乐器也是他改进后的管子和唢呐，打击乐器用的是“金鼓经”中的鼓谱。还把他自己编的“醒世词”、“情理词”等谱成曲调让艺人们在表演中演唱。
最后，朱载堉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文学家。所著散曲，脍炙人口，有散曲集《醒世词》存世。所集73首小令，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朱载堉潜心学问一生，为后人留下了20多部立说巨著，除著名的《乐律全书》40卷外，主要包括《嘉量算经》3卷、《律历融通》4卷、《音义》1卷（一说《律历融通》《音义》包含在《乐律全书之中》）、《万年历》1卷、《万年历备考》2卷、《历学新说》2卷和《醒世词》等（《明史·艺文志》），内容涉及音乐、天文、历法、数学、舞蹈、文学等。
朱载堉的著述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评价，是一位可与李时珍、宋应星、徐光启、徐霞客、张衡、祖冲之等齐名的重量级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欧洲人赞叹并实践朱载堉的发明，可在中国，朱载堉的故乡，他的创造却被束之高阁。在沉睡了400多年之后，尽管朱载堉已被重新认识和研究，但他的创造还是依然躺在学者的书房里。翻开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无论是小学的或是中学的，都仍难以发现朱载堉的名字。这真是一件憾事，或如李约瑟博士所说“是不可思议的讽刺”。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病逝，朱载堉为世子，本可承继王位，但他上书皇帝，甘愿放弃。有司认为，“载堉虽深执让节，然嗣郑王已三世，无中更理，宜以载堉子翊锡嗣。”即使如此，朱载堉也不答应，“累疏恳辞”，执意让爵，从他父亲卒年起，直到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经十五年七疏之后，神宗皇帝才予以允准，“以祐橏之孙载玺嗣，而令载堉及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让爵之后，朱载堉自称道人，迁出郑王府。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四月初六日，朱载堉病逝，终年76岁，葬九峰山之原，赐号“端清”。 
（信息来源：网络，联系人：朱乐尧）
世界朱氏网编辑部
202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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