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泾县黄田朱家是紫阳近系 儒商望族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世界朱氏网 | 2020/01/03|浏览量:3409

                                               ——— 安徽泾县黄田朱氏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特点

  泾县朱氏是个很兴旺的宗族,自北宋末迁来约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开始在东乡李村园城山落户,逐渐拓展到张香都的许多地方。到明朝万历年间,有一支再迁北亭都的黄田,称为“黄田朱家”。黄田位于泾县最高峰黄 山东北麓,这里重峦高耸,溪壑深邃,风景十分幽美。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朱氏迁到黄田后日新月异。到了清朝乾隆,嘉庆、道光间,村中人烟稠密,户舍鳞次栉比,出了许多富商、官员和学者,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很繁荣。因此,黄田朱家的名声远播,比住在其他地方的朱氏更为显赫。到过黄田的人,想了解一下朱氏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中与其他宗族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就此话题作一简要回顾。

一、宋代大儒朱熹的近系
       泾县朱氏祖先是从徽州迁来的,他们同南宋大名鼎鼎的朱熹同宗共祖。众所周知,朱熹是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对中国的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都作过不同度的贡献;尤其是对儒学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中国的儒学创自春秋时代的孔仲尼,汉朝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居于统治地位。随着岁月的推移,汉儒的学说渐渐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到了宋朝程颢、程颐创立理学学派,使古老的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续发展。朱熹在哲学上继承二程关于“理气”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称之为“程朱理学。”他们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理在先,气在后,强调“天理”和“人欲”对立,要求人们方弃“私欲”服从“天理”。程朱理学被封建地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因而被提到儒学的正宗地位。朱熹本人是南宋绍兴间进士,官至朝奉大夫、华文阁侍制。在政治上维护宋王朝的统治,主张抗金,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声誉卓著。因而在他去世以后,于嘉定元年(1208)被宋宁宗封为“徽国公”,赐谥号“文”。配享于孔府圣庙,晋阶为孔圣门下“十哲”之列。有这样一位大儒,朱氏一直引以为荣。清朝有位陕西布政使唐仲冕,为黄田朱安邦写的墓志铭中特别称道:“紫阳近系,方轨儒门。”所谓“紫阳近系,”就是说黄田朱氏同朱熹(别号紫阳)世系相 近,是正宗的儒门世家,这自然是黄田朱氏的荣耀。
      朱熹写的《重修徽建朱氏宗谱序》中所说,他的先世“望出吴郡”,迁居“歙县之黄墩”。唐天佑中(904—907)陶雅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当时属歙州),“命吾祖领兵三千人戍之,而督其征赋,是为制置”。他说“吾祖”是晚唐时的朱环,又名古僚,字舜臣。朱环的先世住在姑苏洗马桥,唐广明间(880—881)因避黄巢之乱迁居歙县黄墩。朱环奉命驻婺源。由于以前的世系难于查考,朱熹修谱时以“茶院公”为一世祖。朱熹是“茶院公”的第九世,他的父亲因做官去福建的建阳县,就在那里定居。直到朱熹晚年回婺源寻根,重修宗谱称“徽建朱氏”,其意以徽州朱氏为本源,包括福建建阳的一支。
      泾县朱氏也是茶院公的后裔,而迁泾之祖比朱熹还要长三辈。据《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记载,茶院公的第六世孙朱纬,一名中立,又名孚,号拙翁。历官淮上,途经泾县丰登乡歇了宿,见此处土地肥沃,山水明秀,就对儿子朱旦说:“居此则后其昌乎!”意思是如果住在这个地方,后代一定会繁荣昌盛啊!不出他的所料,朱氏子孙果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朱旦字文旭,号雅溪。谱上说他“从父徙居泾之丰登乡,地名城里。”朱纬生于北宋嘉 已亥年,卒于南宋建炎已酉年(1059—1127)。朱旦生于北宋元丰辛酉年,卒于南宋绍兴庚午年(1081—1152)。按此推算,朱纬父子大约在北宋末年就在泾县定居下来。
      有人要问:朱氏一世为什么从茶院算起,回答很简单,茶院以前的具体世系搞不清楚,无法衔接。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上说:朱氏源出远古颛琐高阳氏,子名卷章,传到三代名晏,佐舜有功得曹姓。再传二十世至周武王时,封曹挟于邾。到春秋时代,邾是鲁国的附庸小国。曹挟的后代以国为姓。有个叫邾仪父的人,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会盟于蔑,从齐桓公尊周,进为子爵。九传至茅成子,邾国被楚国兼并,邾国人去“邑”为朱氏,世居沛之相县。后来迁徙地点和世系无从详考,据说到过亳州,又迁吴郡,再迁歙县。只能知道一个大致的胍络。北宋学者苏老泉说:“断其可知而无疑者始也。”所以朱熹便从“茶院公”算起, 尊为一世祖。确切地说,朱环是徽州、建阳两支族的共祖,当然也是泾县朱氏的共祖。


二、始居城山 再迁黄田


       朱纬父子到泾县落脚之处“地名城里,”可能就是李村园的“城山”。那儿有座小山当地人叫“城山”,朱氏支谱称朱纬为“城山府君”。朱旦住处有条小溪名雅溪,以雅溪为号,后世称其为“雅溪府君”。说明他们是以住地的山和溪为号,就是现在李村园的城山。朱旦有三个儿子,长子朱旺后迁青阳,三子朱荣后代迁到泾县南乡花林都。二子朱兴住在原地,后代发展到张香都的许多地方。据宗谱记载,大致有这样一些地名:李村园、谢圹冲、圹头街、楼上、楼下、毕家冲、合溪、涌溪、杜城横印桥、小溪、鲍村、白杨岭、徐村、榔桥河、屏山、湖陂等等,还有的分支迁到泾西北的大成都(今小岭、云岭、北贡等地的部分地区),以及泾县东乡的漕溪都。
      黄田地域古属北亭都,但黄田朱氏一支原属张香都的八甲。朱氏八甲祖为茶院公第十七世的朱礼宗,按照朱礼宗兄弟的生卒年推算,大约是明朝永乐间(1403—1424)人。到了茶院公第二十二世,也就是朱礼宗的第五代孙朱 ,再迁北亭都的黄田居住。朱 字耒 ,一字志耕,以黄田为号,后世称为“黄田公”。生于明嘉靖辛丑年,卒于万历已亥年(1541—1599)。以此推算,迁黄田的时间可能是在万历间。朱 少时颖悟,参加郡试,为六县童生之冠,补增廪生。但他淡泊名利,辞官不受,由谢圹冲搬到黄田建屋隐居。按照朱 所撰《莘野家风记》中的分析,从八甲祖(朱礼宗,字用铿)而下“博青衿者公为始,然际明末造,不乐进取”。隐居处有山锄笋,有沼养鱼,有田二顷课禾稼。岩 谷汲,行洁寡营竞,养性林泉。
       寄情山水,以山名或地名为号,或许是朱氏一些人的寄寓。朱 以“黄田”为号,他生有三子,其第三子朱浙、字南江,又以旗峰为号,后世称“旗峰公”,从迁到旗峰山下居住。朱浙也有三个儿子,分别名为朱性、朱情和朱快(属明字派),朱情字喻义,又以黄 山为号,称“ 山公”。从“黄田”到“ 山”,似乎一代更比一代高。有趣的是,朱氏在黄田的发展,确实也是由“低”到“高”,由艰苦到富裕。朱快字乐吾,即 山公之弟。朱 在《乐吾公传》中说:“其祖父黄田公徙新宅,百务草创,几不振。乐吾公恢宏而起之,田畴日饶,族中称翘楚。”说明朱 迁黄田后,家境困难,经过艰苦创业,直到他的孙辈才开始富裕起来。
      后世的发展以朱情和朱快的后裔为盛。朱情的孙子有朱武烈、朱武 兄弟二人,服贾致富。朱武 有五个儿子,分别为庆霞、庆震、庆 、庆 、庆 ,合称“上五房”。而朱乐吾的三个儿子:缙、绅、绪、则合称“下三分。”如果按派字计算,“上五房”之祖应比“下三分”祖低三辈。其余的分支分房,以及后代的蕃衍则更为繁复。到了清朝乾、嘉、道时代,黄田朱氏达到鼎盛。外出经商致富,或由科举进入仕途的大有人在。其中做官任职最高和最有成就的,要数朱理和他同祖兄弟朱 。乾隆五十二年进士朱理,做过浙江衢州知府,又在兴州、泉州、永州等地做过兵备道,擢升为山东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后任江苏巡抚、刑部左侍郎和贵州巡抚。所到之处政绩显著,被地方志列为“名臣”。朱 是嘉庆七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还做过国史馆总纂。因母病告归,在江苏的钟山、正谊、紫阳书院任主讲三十余年。有“江南经师之冠”的称誉,与桐城姚鼐,阳湖李兆洛齐名。此外,还出过一批诗人,书画家、金石家,以及医药、堪舆等多方面的人才,使黄田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古村。


三、以农为本,经商致富


      在黄田发展史上,首先是经营农业,然后外出经商以求更大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农本”思想的指导下,首先着眼于农业是很自然的。最早来到泾县的朱纬,就是看中了当地土地肥沃,有较好的谋生和发展条件才定居下来。他的后代多数人也是经营农业的,其第六代孙朱京一、字子都,购买了大片土地,称为“田连阡陌”。他的儿子朱神保、字志诚,“承累世业而增大之”,成为“赀甲一乡”的富翁。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原住处容纳不下,便向周围拓展。如朱神保由谢圹冲迁到圹头街。明成化间的朱 初,“世居横山之巅,兄弟五人,因嗣续繁衍,祖居稠隘,让产卜居于杜城。”他把原住处的产业让给兄弟,去杜城新“建栋宇,置田园”。朱文尧兄弟六人,他所分到的田产较差,“教诸子勉力田畴。刻苦经营”,后来又“扩置田园”。从朱氏宗谱所记载的资料来看,自宋朝到明朝中、后期,朱氏在张香都境内,多数人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客观上那里是丘陵地带,有大面积的农田可供他们不断扩大经营规模。但是迁到黄田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早迁到黄田靠近马冲的朱 ,还是“课禾稼”依农业为生的。但是黄田处于高山深谷之中,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少,单纯依靠农业就不行了,只有从经商方面找出路。朱氏八甲支谱上关于经商的记载多了起来。不过古代重农轻商,谱上的记载很简单,往往只有“服贾”二字。就是这“服贾”二字,却使许多人很快富裕起来。前面提到朱乐吾,其祖父迁到黄田时家境艰难,是他“服贾”加上“省已利物”,善于筹划,田畴日饶,称族中翘楚。清朝康熙、乾隆间的朱武烈、朱武 兄弟,”中年服贾,多勤俭,经商致富以后做了许多好事。他们的下一代,外出经商的人就更多了。朱庆霞(字炳章)同他的弟弟朱必达(字仲起)“薄游汉阳”。又与族弟朱庆彩(字景文)“客豫章”。“经营创业,家日隆起。”朱庆 (字沛深)是弃儒从商,“少劬于学,不得志于有司,习贾汉阳,家裕即告归。”朱安衡(字调元)“走江汉,获赀以佐孝亲。”朱安渭(字圣遇)是位书法家,也曾经“贾豫章”。这些人做人做生意到过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朱莲圹经商跑的地方更多,有关资料记载,说他“嘉庆间家道中落,弃儒从商,远至湘鄂闵粤等地,经营贸易获利致富。”以上记载表明,清朝中期黄田朱氏外做生意的人比比皆是。到了晚清和民国年间,黄田人在武汉、上海和苏、浙各地办工厂,开当铺经营各类企业,有的成为实力雄厚的民族工商业者。尤其是朱鸿度一支业绩卓着,朱鸿度本人曾任浙江牙厘局总办,供职于李鸿章属下,奉命至沪招商创办机器纺织局。其子朱幼鸿随父在浙江牙厘局襄事,后任浙江铜元局总办,去上海经商,兼并裕源纱厂独资经营,并在上海、汉口、苏北、山东等地,开办纱厂,面粉厂和盐场。在长江中下游各商埠,设有盐号、当铺等三十余处。朱幼鸿之子朱如山等,抗日战争以前开设大华银行,是上海金融界的巨擘之一。他们对于黄田的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公益事业,都作出过很大贡献。


四、重教兴文,人才辈出


      黄田朱氏历来重视教育和文化建设,八甲支祠建在距离黄田数里的双河村境内,祠边建文昌宫和书院课读子弟。在黄田本村,设有十余座学馆,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尤其创建“馆阁合一”的培风阁,藏书十万余卷,课读学童数百人,其意义远出于一般家塾和书院之上。一个支族办了这么多的教育文化设施,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上有一批远见卓识之士,肯于在这方面投资和花精力。他们筹资营建馆舍,延请塾师,创立规制资助贫困生和奖励优秀人才等方面,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对于振兴教育培养人才起到长远的作用。
      根据朱所撰《培风阁记》,称培风阁是“藏书授读之处。”开始是明末清初人朱世美,捐田一亩九分构造学馆。后来就读的人多了容纳不下,朱武 购买一片坡地进行扩建。当中耸起一座阁楼,后面开挖两口水池,立碑刻“天光云影”四字,取朱熹诗意。楼东建“悠然亭”,亭前又有两口水池种荷花。水池的西南建“问学堂”,又西是座小花园栽桂花树。花园的西边还有一座复阁“金粟山房。”这组环境幽美的建筑群,占地面积十余亩。从朱世美开始,经过朱武 扩建,到朱法才臻致完善。培风阁内的藏书,朱武 捐三万二千余卷,铃有“东园遗泽”之印(朱武 号“东园”)。乾隆间的朱苞(字翔亭),也购书数万卷藏于阁中。加上朱 的“小万卷斋”和朱理的藏书共十万余卷。其藏书数量之多,集类之丰,可与著名的“天一阁”等藏书楼比美。
      黄田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人很多,朱武 之后有朱必达(字仲起),负责管理八甲支祠事务。首创“新园文会”,设专项基金供族人免费入学,对优秀者进行奖励。他去“文会”督课往返十余里,不避风雨寒署坚持了三十多年。他的儿子朱法接手管祠堂,在祠边建文昌宫和义学,同时在黄田村继续完成了培风阁的建设。“延名师、课经义、定甲乙、孜孜然乐此不倦。”并留心“于族内得后起之家贫而才俊者,罗致培风阁以养以教,率资以成名。”朱法管祠堂还得到朱同(字圣先、一字心园)的协助。开始时文昌宫项下“金不盈百,”朱同经营十数年增加到“四千五百余金”。他办事认真,不苟私性,出入经费亲加详核。建设文昌宫、义学和培风阁,强调施工质量,使之坚固耐久。
      黄田发展教育还得力于一批学识渊博的塾师。乾隆间廪生朱瑶、字贻哲,饱学多才。时人称他诗无俗韵,文有明代大家风格。在家乡执教数十年,门下出过很多有才华的人物。如他的弟弟朱理、朱 、以及溪头都的胡世琦,都是他的学生,后来都考中进士。另一位塾师朱成、字韶九、邑增生,是位潜心研究经学的专家,在家乡执教数十年,门人达数百人之多。还有位朱棠,字甘仁,乾隆已亥(1779)科举人。精于文选学,著有《经史提要》和《剑溪诗草》等书。他在家乡任塾师,把自己的知识悉心传授给学生。
      在黄田的历史上,既有热心于教育的管理者,又有一批优秀塾师从教学工作,遂使黄田村文风倡盛,人才辈出。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乾隆到道光间,大约有五十余名学童被选送到县学、府学以至国子监深造,其中有的考中了进士、举人和副榜。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也大有人在,有的做到巡抚、翰林、主事、以及道、府、州、县的各级官员。此外,还有不少知名学者、诗人、书画家,以及收藏家,金石家和医学家。黄田的教育和文风一直影响到近现代。民国初年朱侠骨在外地乡亲的支持下,创办了“安徽私立培风初级中学”(包括小学部、女子职业专科和初中部),为泾县初中教育之始,一直持续到建国前夕。


五、儒商望族 乐善好施


      黄田朱氏历史上既“儒”又“商”,而且是尊“程朱”为儒门正宗。最早迁到黄田的朱 ,生活在明嘉靖至万历间。当时“阳明理学”盛行江南,王守仁的几位高弟子王龙川、钱绪山、邹守益等人,任泾县建水西书院,每年春、秋二季聚众讲学,与会者多达数百人。泾县许多读书人出都信奉姚江之学,以参加水西讲论为时尚。阳明学派尊奉宋儒陆九渊,而陆与朱熹的学术观点是对立的。因此朱 自甘寂寞,“闭户默然,岩 谷汲”做他的隐士。还写了“静观自得”四字悬于屋内,以示对姚江之学的漠视。朱 写的《莘野家风记》特意提这一点,表明他也是恪守祖训。由此可见,所谓“正宗”儒学对黄田读书人的影响之深。

古人历来“轻商”,不管你在商业上有多大作为,宗谱以至方志上的论载都很简略。而对于在科举,官宦上有成就的,则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似乎“儒”与“商”两不相干,甚至互相对立。但在黄田发展史上,儒与商密不可分或者说是水乳交融。黄田朱氏经商的人很多,他们是“由儒入商”或“弃儒从商”。在经商致富以后,回家乡添置产业,营建住宅,以及从事公益事业,济贫救灾等方面的诸多“善举”。这同儒家“经世致用”以及所谓“存忠孝心,行仁义事”的观念是一致的。正是在儒家的思想影响下,从前黄田朱氏做好事的也很多。他们的“善举”、“懿行”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捐资办学,振兴文教;二是设立“义仓”、“义储”,平时扶贫,荒年赈灾;三是筑路建桥,方便交通;四是收养弃婴,埋葬遗骸,以及施粥施药等等。从方志、宗谱及有关资料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记载: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朱乐吾,经商振兴家业以后,不仅建义仓赈济族人,还在县城附近造了上坊渡船,方便商旅和行人。创建培风阁的朱武 ,带头捐资兴建永隆石桥。他的后代集资“七千金”在宣城修了府学,受到官方的赞誉。朱武 去世后,入祀泾县乡贤祠。建桥筑路是最花钱的工程,黄田朱氏世代都有为此慷慨解囊。蛟龙桥原建于明代,清代朱文铿出资重建。随后又有朱法、朱绍陈、朱宁荪等再次重建,改名为“东新桥”;同时还重建了“西新桥”。朱宁荪、朱宁莘等人在重建西新桥以后,接着沿风子河两岸筑石堤二十余里,使村庄免受山洪的侵害。朱苞(字翔亭)朱荪(字又荃)兄弟二人,合捐银三千三百两倡建“宝善堂”义储,乾隆癸末(1763)大水,乙丑(1769)大旱,受到救济的人无算。朱苞还为宣城的“敬亭书院”和泾县的“云龙书院”捐田助学。为此他兄弟二人受到朝庭的旌表,在黄田村合建“乐善好施”石坊。朱绍陈(字义园)除捐千金立义仓,以及一千八百金重建东新桥和西新桥外,泾县城北重建琴溪大桥,他出资承担建大桥数孔。泾县县学年久失修,县人集资修缮,他又出资赞助。当时的宣城知府给“义声道轨”匾额予以表彰。朱安衡(字调元),宗谱上说他“慷慨好义,县内置义仓,建学舍及道路桥梁,凡有兴造,倾囊不稍惜。”还有位朱宗潘(字莲圹、一字霞汀)做的好事更多。弃儒经商发了大财,他说:“傥来之物, 而不分是守财虏耳!”意思是不意而得到的许多财物,聚而不分,是个守财奴而已!他在家乡建义仓、义学、购置义山、义田、先后修了榔桥、浙溪、涌溪、龙门、义口等五座石桥。还在湖南长沙出资修官道和长寿街大路共数百里。又在广东佛山、福建建平和江西河口等地造船济渡。太平天国战争期,江西发生饥荒,他从湖南、湖北购买大批粮食运去救活了很多饥民。

 回顾黄田朱氏的发展史,总起说是“儒”与“商”两个方面起到相互交融和相互促进的作用,通过办家塾、义学和学馆,教育学童“读经习艺,”使儒学渗透到思想、文化、宗法和民俗等各方面。这既是当时统治者“宣扬教化”的需要,也造就了黄田文化氛围相当浓厚的社会风尚。从前黄田经商的人很多,但并未使黄田成为商埠,而是由外地从商的人回来,建成一座相对富裕的山村。不过到了近现代,很多在外地从事工商业的人,终于走出了“衣锦还乡”的陈旧观念,继续在外埠寻求更大的发展。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对于黄田村来说,却是一种局限。如今依然保持着淳朴古风的黄田,确实有很多值得人们思索的问题。

                                                                                                                              (葛兆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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