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组织编撰《鹭岛清风：厦门历史名人勤廉故事读本》一书，交由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因为朱熹首仕同安，且同安是他一生从政生涯中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故请对朱熹素有研究的厦门著名作家萧春雷撰写了《朱熹：贫困与谣言中的圣贤》一文收入书中。

这是一篇为朱熹辩诬正名的雄文。文中关于朱熹的经济生活，以前关注的人不多，少有完整叙述。而这对全面认识和理解朱熹其实很重要。

谚云：“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意思是说，即使是不贪赃枉法的清廉知府，一任三年下来，仅惯例所应有的各项陋规收入也有十万两银子的进项。如果是黑心贪黩的知府，那就不知要捞多少了。

朱熹知南康军、帅潭州（长沙）、守漳州、提举浙东，应该说是真正做过官的。但他清廉自守，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连饭都吃不饱，朋友来了更无鸡黍招待。他在《武夷精舍杂咏》中写道：“故人肯相寻，共寄一茅宇。山水为留行，无劳具鸡黍。”萧春雷认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庆元党禁”，导火索就是朱熹太俭省，舍不得“只鸡樽酒”招待当年来访的年轻人胡紘，以至他耿耿于怀，后来抓住机会充当权臣韩侂胄打倒朱熹的急先锋，报了一箭之仇。

这个说法有些牵强，我不太认同。监察御史胡紘再不堪，也不能为年轻时拜访朱熹没吃好一顿饭记一辈子仇。但朱熹的窘迫由此可见一斑。他的学生兼女婿黄干《朱子行状》说朱熹“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对吃穿住的要求到了最低限度。

那么，朱熹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萧春雷在文中转引厦门大学教授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书中有关朱熹产业、收支状况的材料和美国学者陈荣捷《朱子固穷》文中相关讨论，对朱熹的经济状况进行了简单描述。

朱熹祖上曾经富裕过，至其祖父朱森以上“三世皆不仕”，到父亲朱松时已经破落。朱松说：“某少贫贱，进不能操十百之金，贸易取资，以长雄一乡；退不能求百亩之田，于长山大谷之中，躬耕以为养。自顾其家，四壁萧然，沟壑之忧，近在朝夕。”

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朱松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被任命为福建建州政和县尉。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他举家迁闽时，抵押了老家最后的百亩田产，才筹得路费。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朱松之父朱森卒于政和县，葬于护国寺西庑外的公共庙田，按朱熹的说法是“贫不能归，因葬其邑”。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逝于建州（今建瓯），亦只能寄葬于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灵梵院侧。朱熹中年以后，才把朱松墓迁至崇安县寂历山中峰僧寺之北，此地墓田也不是朱熹所购置，而是其岳父刘致中赠与的。按旧时习俗，若非“贫不能归”，朱森、朱松都应归葬婺源。

通常的说法，朱熹一生“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但据高令印教授统计，实际从政的时间仅七年，其官职和品级如下：主簿三年，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知州、军三年三个月，侍讲四十日；左迪功郎二十二年，宣教郎十五年，朝奉郎七年，朝奉大夫二年。其中朝奉大夫是朱熹的最高官衔，正五品。

朱熹所任这些官职和品级的俸禄，史书记载不全，但可以拿北宋的进行参照：茶盐三十贯左右，知州、军最高六十贯，侍讲加十贯。高令印教授说，以上南宋少有增损；北宋迪功郎十二贯，宣教郎十五贯，朝奉郎三十贯，朝奉大夫三十五贯，以上南宋略有增损，“此数薪金，在为官期间，可以衣食丰足而略有剩余”。朱熹称为“俸余”。

官家生活原本富足，但朱熹偏偏有志于学，屡屡推辞朝廷的任命。不做官就没有官禄，朱熹只能靠“祠禄”维持较低水平的生活。

“祠禄”就是挂名主管某宫庙得到的俸禄，挂名不上班，收入大概是在职官员的二分之一，好处是“有官无职，有禄无事，住地听便”。像朱熹这样有志于学术的士大夫都想申请“奉祠”。据高令印教授统计，朱熹一生奉祠12次，累计21年10个月。祠官禄微，仅足全家米粮之用而已。到了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因为沈继祖上疏弹劾，朱熹被落职罢祠，再也没有祠禄了。

    朱熹的收入来源，除了官禄与祠禄，还做点刻书售书生意，谓之“文字钱”。宋代建阳是中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建本”名气很大。朱熹自著之书自印销售，不许别人夺利；同时与门生一起开办书肆，刻印儒家经典销售，想增加一点经济收入，但似乎并不成功。朱熹在《答李伯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子礼兄金，渠已认定还七月以后息钱矣。书肆狼狈日甚，深用负愧……”

萧春雷认为，朱熹的收入里，门生的学费应该算上一笔。孔子有弟子三千，朱熹的门生也不少，陆游在《方士繇墓志铭》中说：“朱公之徒，数百千人。”按陈荣捷教授的统计，朱熹门生共467人。邓庆平先生又考定说，留有姓名的朱门弟子共494人。按照儒门传统，朱熹可以收到一些学费，但到底有多少，因为缺乏资料，无法统计。

总之，朱熹一生过的是穷生活。但他并不以“穷”为耻，常常把“穷”字挂在嘴边。陈荣捷教授发现，朱熹文集中每每称穷，诸如“贱贫应举”、“穷居奉养”、“家贫累重”、“迫于养亲”、“贫病”、“穷居”、“贫病日侵”、“贫悴日甚”、“贫病殊迫”、“贫病支离”、“杜门窃食，贫病不足言”、“贫家举动费力”等等。因为贫穷，朱熹平日生活开支颇为俭用，所建武夷精舍，听上去高大上，实仅“小屋三数间”，后来徙居建阳考亭，也是“买得人旧屋”后添架“一小书楼”。

陈荣捷教授说：“从来我国哲人，如此贫穷之甚者，能有几人？”虽然朱熹常常为缺钱而烦恼，但这位儒学集大成者却说：“贫者士之常，惟当益坚所守，庶不坠先训为佳耳。”又对学生兼女婿黄干说：“义命如此，只得坚忍耳。”

朱熹贫而守道，天下共仰之！

（何况，古徽州婺源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厦门市作协副主席，出版《开埠》（合著）《火柴大王刘鸿生》《拥抱阿里山》《把名字写在水上》《文园读书记》等著作10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厦门市政府文艺奖，以及《昆仑》《解放军文艺》《福建文学》《散文天地》等刊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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