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可救夭伤之命，药可延老疾之生；救百姓于水火、助黎民于安康，惟为善迹，有益于世，千载不磨。普济堂，源于明太祖嫡五子、布衣王爷、周定王朱橚（自称朱蒨）之《普济方》，为中华医学老字号，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今已有600余年历史。

一、《普济方》历史

周王朱橚（1361-1425），大明开封周藩始祖、第一任周王。元至正辛丑（1361年）二十一年秋七月初九，母孝慈高皇后马氏于安徽凤阳出明太祖嫡五子，世称布衣王爷；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封吴王；十一年（1378年）春正月初一日，洪武朝廷“罢北京汴梁”留紫禁城宋故宫为府邸，改封周王国之；十四年（1381）十月，周王20岁就藩开封，辖管“76郡、县”，孝冶天下，勤政惜民，兴域烝烝；为将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命子朱有墩料理国事而抽身潜心研究医学。

明朝初期，介于元朝中国传统医学之滞灭，周王朱橚承佛陀之志“不愿为王、但愿为佛，悬壶济世，普度众生”立志将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但因明太祖《宗藩条例》规定“凡（皇明）宗室不准贸易、科举入士或他项与民争息”，故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周王（时28岁）放弃王爵，独爱医药方剂，曰：“医可救夭伤之命，药可延老疾之生；救百姓于水火、助黎民于安康，吾尝三复思之，惟为善迹，有益于世，千载不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其“不务正业”而专注植物方剂，被勒令迁镇滇阳，知彼夷方，山岚瘴虐，感疾者多，惜乎不毛之地，里无良医。故收药著方，得家传应效者，编类锓诸小板，分为四卷，方计三千七十七，门八十一。因故意制成小册，藏在衣袖中，故名曰《袖珍方》，发放民间行医者手中，照本宣科，医治黎庶病患。洪武二十六年（1393）四月，诏周王朱橚还国开封，周王便以妃夫人冯氏之名，于开封府“孝严寺”开设“普济堂大药房”周王坐诊，周王妃及嫔妃司药，为黎庶百姓义诊救治病患。

周王妃冯氏（1362-1422），宋国公冯胜之女，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以周王妃随封侍滕，就藩开封，法号“义果”类古圣先贤，嘉言善行，相夫45年同甘共苦，襄藩41年夫唱妇随，相夫教子，入孝出严，母仪天下，民称“菩萨在世”为“普济堂”第一任堂主。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建文削藩，削周王爵，贬为庶人，流放云南，颠沛流离不改其义；荣辱不惊，富贵贫贱无几微动于颜色；生死存亡不慑其志，亲嚐百草，九死一生以验其毒，摭其可佐饥馑者，得四百余种，乃躬自绘图而注疏之，著《救荒本草》四卷。流放期间，周王朱橚衣不掩体，穷困万状，念念不忘采集植物无毒能食或有毒经炮制改良者，编成画册《野食》并《救荒本草》，发放百姓手中，让黎民百姓照着样本采摘，以便充饥、填饱肚子。建文四年（1402年）永乐立南京，复周王爵，还国开封，周王便潜心中医药的继续和发展；永乐三年（1405年）成书大型医药类书《普济方》并教授子弟三千，散布中华各地，普惠与民。

永乐二十年（1422年）六月，周定王妃冯氏去世，洪熙元年（1425年）闰七月丁巳二十，周王薨世，谥曰定，史称周定王。其子孙王传8代坚持“普济堂”义诊于民，惠予百姓。天启元年（1621年），周定王第9代孙朱肃溱谢周王位与子朱恭枵之后，便倾心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精于方剂之学，义医于民，乃广招学徒，并与民间医生蕲州人李东璧（李时珍）结为忘年之交。李东璧有求，欲将《救荒本草》《普剂方》摘适用之方录成新册。朱肃溱便选《救荒本草》《普济方》之400余种，助李时珍《本草纲目》成书，以成圣德。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水陷开封，“普济堂”被毁。清兵入关，汴人改“孝严寺”为“普济寺”以念周王妃冯氏圣德（至今）。清康熙辛酉二十年（1681年），周定王第13代孙、明遗选世子、中医学家朱敷铮，承先祖之志，于开封府鼓楼东街，重开“普济堂大药房”并以此为生，再传4代即周定王第17代孙朱恪埔，是至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捐“普济堂大药房”与国民政府，支持“恢复中华”。新中国成立，其后人仍据以《普济方》就业于全国不同医疗单位，从事中医药事业。最为著名者有周定王第16代孙朱昭文，素有“当代御医、国医大师”之称。周定王第17代孙朱恪材，中医专家，现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针刀医学委员会副主委、中华中医药学会民间传统诊疗技术与验方整理研究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康复医学颈椎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多次受韩国政府邀请，赴韩讲学。

二、《救荒本草》影响世界

周定王所著《救荒本草》以洪武十年（1377年）朱橚17岁时为始，成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永乐四年（1406年）与《普济方》同时刻刊，全书两卷，著述以“救荒能食用者”或“有毒经过加工方能食用者”植物414种，以便荒年时借以充饥。李濂为《救荒本草》序中说：“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助于民生大矣”。

《救荒本草》不仅有助于黎民百姓救荒救命，而由此开创出“野生食用植物研究课题新领域”并在国内外产生出深远影响。十七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到日本。日本享保元年（1716年），本草学家松冈恕（1668-1746），专门对《救荒本草》进行校点考订。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日本本草学家小野兰山（1729-1810）以《救荒本草》为蓝本，对“松冈恕版本”进行正误补遗，出注名为《校正救荒本草、救我野谱并同补遗》。日本天保十三年（1842）小野兰山孙子蕙亩以《救荒本草》为基准，编撰《救荒本草启蒙》刊行于世。故《救荒本草》对当时日本救荒和植物学发展都起过决定性作用。

《救荒本草》以出色植物学成就，赢得国际学术界异常重视和高度评价。公元1881年，俄国植物学家贝勒（Bretschneider）著《中国植物志》（Batanicum Sinicum）一书，曾对《救荒本草》其中176种植物进行学名鉴定，认为其中“木刻图”早于西方近70年。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施温高（Swingle）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并仍然是当代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专著。他认为“中国人对救荒植物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今天拥有大量的栽培植物，它的数量很可能是欧洲的l0倍和美国的20倍。”美国植物学家李德（A.S.Lead）在《植物学简史》（1972年版）中赞誉《救荒本草》“超过当时欧洲的水平，是中国早期植物学杰出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

20世纪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Bernard E.Read）将《救荒本草》译成英文，并题为《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饥荒食物》（Famine food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专著。美国科学史家萨顿（Sarton，公元1884-l956年）在《科学史导论》一书中，对周定王朱橚的医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朱橚是一位有成就的植物学家；朱橚所创建的植物园是中世纪世界植物学历史上最杰出的成就；朱橚的《救荒本草》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书籍刊物”。

英国“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朱橚不仅从农业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进行研究，而且还在传统文化上有所建树；他所做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三、《普济方》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普济方》是周定王迁镇云南期间，以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为始，兼采笔记杂说及道藏佛书等，汇辑古今医方168卷239图，于明永乐四年（1406）首次刻板问世。全书分类100余门“总论、身形、诸疾、诸疮肿、妇人、婴孩、针灸”七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方脉总论、运气、脏腑”。 第二部分为“身形,内分头、面、耳、鼻、口、舌、咽喉、牙齿、眼目”等9门。第三部分为“诸疾,包括诸风、伤寒、时气、热病以及杂治”等39门。第四部分为“诸疮肿,内分疮肿、痈疽、瘰疬、瘿瘤、痔漏、折伤、膏药”等门。第五部分为“妇人,内分妇人诸疾、妊娠诸疾、产后诸疾、产难”等4门。第六部分为“婴孩儿科诊断法、新生儿护理法、新生儿常见疾病、儿科病候”。第七部分为“针灸总论、经络腧穴、病候针灸疗法”。此外另附《本草药性畏恶》和《异名》2卷。清人纪昀（1724-1805）将《普济方》原书168卷改为126卷，编入《四库全书》凡1960论，2175类，778法，239图，61739方，计950万字。所述病症均有论有方，为后代学者中医药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因元朝无道统治，致使中华医术著作散失者十之七八。明初，周定王为拯救中华传统医学，收集旧籍或残本，进行研究或临床，辑成《普济方》“因疾授方，以方司药”总结历史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所汇集药方，上承宋元，下启当今。《普济方》被认为“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更无赅备于是者”。李时珍撰《本草纲目》所附之方，摘抄本书者甚多。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是书于一证之下备列诸方，使学者依类推求，于异同出入之间，得以窥见古人之用意。因而折中参伍，不至为成法所拘”。

《普济方》是我中国目前医用科目最全最大的一部中医学类方书；是我中国全面恢复传统医学非常重要的理论工具。同时也是中医药学爱好者必备工具、收藏之书、传家之书。

（信息来源：明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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