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创作角度看，人类有两种创作方式：一、思想结合现实的学术创作；二、思想脱离现实的臆想构思。前者的创作被叫做科学成果，后者的构思被称为神学（伪科学）思想。科学认为宇宙的存在是自然现象，宇宙的一切变化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神学是偏离真实的思想创作，是想象构思创作的文化。因为科学试图通过实验、数学和公理化演绎的方法达到对世界的精确而又普遍的描述，其目的是追求客观的自然真理；而宗教被认为不是以理性的方法，而是以超自然的、超现实的、神秘的启示法与非理性的信仰法，以崇拜权威(包括启示的权威和制度的权威)，信奉无法企及的神或有关神学教条为基础，其目的不在于追求实证意义上的真理，而在于使其意识和行为规范化、制度化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但一种宗教思想体系的完善也是综合了当时的各种思潮、各种认识、各种观点和看法，当然也包括科学知识。因此，这两者并非水火不容。实际上，如果现实像科学描述的那样，为何一个无智能的宇宙会有如此有规律的秩序？如果现实像神学讲述的那样，为何宇宙中除了人类没有发现其它智能体，创世之神在创造完宇宙之后去了哪里？据此看来，科学不能解释自然本质是什么，神学无法证明神的存在。科学与神学同属于对自然现象的单方面描述，区别只在它们对自然本质的定义不同。既然人类不能完全地确定科学，也就不能彻底地否定神学。科学与神学之间必然存在可以交融的关系，我们在科学研究过程可以尝试借助神学思想和方法解决科学不能处理的难题，也可以利用科学手段去检验神学的真实性。

实际上，在西方的崛起过程中，宗教就起到不小的作用。虽然西方是宗教占据统治的地位，但人们常常丑化了神学，否定了神学中的重要思想和方法，使科学得到发展。所以，西方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相信神的存在，如大家熟知的伽利略、牛顿、笛卡儿等，但他们又是宗教的叛逆者。如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提出了日心地动说，与教会提倡的地心说产生了矛盾，而受到教会方面的严厉斥责。布鲁诺接受了《天体运行论》的观点，并成为此学说的热情拥护者和宣传者，成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一名叛逆者，而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再有，科学从经验知识开始，向前追问世界的终极真理。为了证明经验的可靠性，就需要使用一种标准来证明。但是这一标准是否可靠？又需要另一标准来证明。……这样证明下去，将永远得不到一个结论，也就永远达不到真理。这时，人们又通过理性设定了神，以神作为科学理论的起点或归宿来演绎整个科学体系，使神成为了世界的创造者、组织者，把自然界的一切都当作是神的所造物。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成为了认识神所创造和组织世界的规则，研究自然就是追问神，认识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认识神、趋近神的过程，追问神就是追问神圣的宇宙秩序。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认为质料具有接纳形式的潜能，接纳了形式之后，质料的潜能就成为了实现。从潜能到实现是一个变化的运动过程，这个运动过程需要由某一个实现来推动。这个推动过程可以一直往后推溯，但最后必须由一个纯实现来推动，它本身则不再被推动。这个不动的原动者只能是上帝。由此，他的形而上学便与神学结合在一起。所以，爱因斯坦说道：“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1]

同样地，宗教也对我国的科学产生了影响。我国历史上，虽然深受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根据天象来预测政治统治的安危否泰，但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天文学和数学等其它学科的发展。道教追求长生的愿望，则大大促进了医学、药物学、养生保健、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但正象前面所说，我国只有巫术，而没有宗教。因为巫术与技术有关，因为巫术与技术都肯定事件的演替是有规律的，只要你按照程序操作，就会出现一个既定的结果。同时巫术和技术的活动都是为了取得某种功利，都以实用为目的。这就造成了我国古代的自然学只重经验而没有经验科学，重应用而没有应用科学，重技巧而没有技术科学。即使到了近代，我们虽然也有一些发明创造，但总体上还以观察和经验为主，独创的科学发现还是相对较少，特别是科学理论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要反驳我：我们这个无神论的国度，古代科技不也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不也有四大发明吗？笔者认为，四大发明以实用为目的，明显属于技术成果，而不是科学理论。这也许是我国的科学技术不发达的一个原因。

[1]《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