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2024年6月6日，世界朱氏网编辑部淘的一本《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的家谱研究：以明清安徽泾县朱氏系列家谱为样本》一书，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张爱华，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社会科学文摘》编辑部主任。该书紧扣时代，以历史的视角瞄准了朱氏家谱，以家谱为载体，阐发了家谱在乡村文化中所起的文化软实力作用，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学术力作。

引言:文化软权力进入家谱研究何以可能?

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概念soft power被引人中国学术界,迄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主要流行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在历史学界中却罕见其踪迹。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的创新成果之一,本书在对明清家谱的典型文本进行话语解构分析的同时,还将尝试将soft power 这一概念引入家谱研究的传统历史课题中,以便为家谱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运作与治理模式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胡键研究员对soft power进入中国的概念史梳理①,中国学术界,将其翻译为“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其中“软实力"最为流行,在学界流传最广;“软权力”次之,最早被王沪宁等使用,而且主要在传播早期时被使用。

就历史上的家谱研究而言,更倾向于“软权力”的译法。其原因如下:就英文释义而言,power,主要指possession of controlling influence。约瑟夫·奈也解释道,“根据字典的定义,权力意味着做事情、控制他者,让他者做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②。根据这一意思,显然power与中文中的权力对译最妥当。在中文释义中,权力与实力不同。权力相对是动态

（①参见胡键:软实力研究在中国:一个概念演进史的考察》,《国际观察)2018年第6期。②[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98页。）

二

产生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软权力(软实力)的概念,有广泛的适应力,例如已被运用于区域社会学的研究中,用于分析某个区域或者城市的文化软权力。那么为什么软权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被引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历史语境中也是可能的?这与传统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下的“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有关。

自秦汉以来,中国建立起来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体制,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主要通过郡县制来进行分级管理，不过,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中央直接委派行政官员仅到县级,也就是国家行政管理权力主要延伸到县的层级。这就是历史学界通常说的“国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则是依靠退休在乡的绅士、宗族族老等中介力量实行的松散的柔性的社会自治,宗族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其日常管理手段以文化教化为主。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这种“三位一体式”的结构,金观涛的研究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实现辽阔农业社会的整合,是因为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绅士在县以下的自治和宗族组织这样的三层次的社会结构。其独特之处在于:宗族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绅士作为县以下自治构成社会组织的中层,有效地把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机构权力同基层宗族组织结合起来,儒家意识形态在维系王权、绅士和宗族三个层次整合中起到关键作用。①

如果说,以官僚机构,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的国家行政权力可以视为硬权力,而依靠文化及意识形态教化等所实施的权力就可以视为软权力。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权力的主要呈现方式是依靠儒家文化等教化手段来潜移默化地整合社会和管理人、塑造人的软权力。

对于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权力存在形态-文化软权力的广泛存在,费孝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只不过他提出的“教化性的权力”,其实质与软权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权力结构的分析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比较大。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权力:横暴的权力、同意的权力和教化性权力。①

“横暴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带有压迫性质的专制权力(皇权),“同意的权力”是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而达成契约或同意的权力(民主权力)。费孝通认为前两种权力,实际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中的存在是微弱的。对于横暴的权力,他说:“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或‘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②对于同意的权力,他认为其基础是社会分工体系的发达,“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于是,我们很可以想象同意权力的范围也可以小到‘关门’的程度”③。

在此基础上,费孝通提出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实际发挥作用的是“教化性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社会继替的过程中,在亲子关系中表现明显，延伸到长幼之间,每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者的教化权力,最终形成了长老统治的秩序。这种教化性的权力来源于文化,“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而儒家文化无疑是“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之上的王者”。

费孝通对“教化性权力”的深入分析,不仅证实了中国乡土社会文化软权力的广泛存在,而且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权力的此消彼长,解释了其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机理。在这片皇权硬权力控制薄弱的乡村地区,基于文化的软权力弥散式分布开来,它的行为主体当然可以来自遥远的皇帝,但是主要被是乡间的精英士绅、地主、族老等长老人士所实际掌控,而他们主要依靠自身所在的宗族组织,对族人进行整合和管理。

如果说,我们在理论上确认了这种文化软权力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普遍性的权力形态,那么在历史证据方面有没有能够捕捉这种文化软权力的载体?这样就引出了专门记录宗族历史的重要民间文献--家谱的价值问题。

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官方的历史,以二十四史为代表,主要反映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对普通民众及其社会生活的着墨极其有限。中国也有很好的撰写地方志书的传统,诸如各种类型的省志、府志和县志,对民间生活有一定的反映,但是依旧是大而化之,附于表面。真正对一家一姓的源流、迁徙、传承进行记载和对每个个体的生老病死和社会生活进行记录的,则是大量留存民间的家谱了,即修谱人常说的为宗族作传的“家史”或“家乘”。这些主持修谱的人,正是宗族内的族长、退休官绅、知识分子等精英长老人士,编修家谱是他们对宗族实现整合管理和对族人实施文化软权力控制的最重要的方式。

一般而言,家谱包括“谱序与家世源流”“编修凡例”“家训族规”“世系传承”“族产登记”“人物志”“艺文志”等主要部分。家谱每一部分都渗透着儒家“修身齐家”的文化理念,是宗族精英们用于加强宗族凝聚力、规范族人行为、实现宗族和睦与不断壮大的重要手段。

如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所做概括的,“宗谱是为了明确宗族的血缘关系、加强族人宗族意识、思念宗族的荣誉和先人的业绩、激励高昂向上的生活态度、认识宗族纵横相连的体制、传承世系而编纂的历史图籍”①。编修家谱想要达成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巩固宗族团结、激发宗族活力、维护宗族秩序。②第一,在巩固宗族团结方面,要加深族人对出自同一宗族的纵向关系的认识和相互之间有血缘关系的横向认识,为此需要在祖先源流、世系图、祠堂祭祀、坟山墓图等部分作出清晰的说明。第二,在激发宗族活力方面,需要激发族人光宗耀祖的意识,梳理榜样的力量,这一点在讲述祖先事迹的人物志和收录祖先重要作品的艺文志等处表现最为明显。第三，在维护宗族秩序方面,在家训和族规部分做了明确的规定。家训一般收录了《颜氏家训》《柳氏家训》等经典儒家名篇,重点是劝导族人品行端正,遵守孝悌人伦,教化的色彩浓厚;而族规则对族人犯错制定了家法等惩戒措施。

总之,无论是出于巩固宗族的团结、激发宗族的活力还是为了维护宗族的秩序,这些家谱的编纂意图和相关内容都清楚地显示了家谱是族老士绅等精英人士对宗族实施控制和族人进行软性治理的重要文化工具,因此也是我们研究乡土社会文化软权力的重要文献。

四

不过,本书的工作显然不是单纯说明文化软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普遍性存在,而是研究其具体的运作,并在此过程中重点揭示其中的竞争、矛盾和对抗。无论是约瑟夫·奈还是费孝通,在论及软权力或者教化性权力时,都强调其相对于硬权力或横暴权力的“润物于无声”的非冲突性,而没有提及文化软权力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引发的竞争、矛盾,甚至是对抗。实际上,从理论上讲,权力本身就意味是一种控制性力量,有控制就有反控制力量的存在,其内在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软权力因为借助文化的手段,实施控制的形式比较隐蔽,引发的烈度也相对柔和罢了。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就在约瑟夫·奈高呼美国应该重视文化软权力的作用之时,另一位战略研究大家亨廷顿已经在研究不同文明所引发的冲突,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同时他也指出“各个乡村、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①由此可见,文化本身是有差异的,附着于文化之上的软权力在发挥效力的过程中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并且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成正比,文化差异越大，越发的问题可能越大。在亨廷顿看来,当文化最大化到文明层次,全球七个主要文明体之间的冲突,可能成为引发新的世界性大战的主因。

以上我们分析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进一步思考,在文化基本同质的背景下,软权力的推行会不会引发冲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文化虽然有其独立性,但是物质基础更为根本,其对文化等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要服务于物质基础。与之类似,法国学者福柯的权力话语观也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揭示了在“话语(一种重要的文化呈现方式)一权力一谋利”之间的同构关系。由此可见，发生在物质利益层面的竞争性,也往往传导到了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即便文化背景是同质的,比如我们所分析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个基本同质的文化场域,但是因为不同群体物质利益的冲突,也会导致文化上的对抗性。对参与博弈的各方来说,谁更好地掌握了文化软权力,谁就能更好地为其物质利益服务。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论证文化软权力在推进过程中也会引发竞争、矛盾和对抗,一方面,是为了对一些家谱中呈现的令人惊讶的矛盾和冲突做理论上的分析;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些家谱中的矛盾和冲突，从实证层面说明了文化软权力运作过程中所引发的竞争和对抗。

笔者选择的明清时期安徽泾县朱氏系列家谱,就是这样一组集中了矛盾和冲突的典型样本。除了具有时间跨度长、版本丰富、世系关联名人(朱熹)等一般性的优点外,这组样本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本属于同一宗族的宗谱和支谱之间,竟然打起了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不同版本的编纂者之间言辞激烈、相互抨击,质疑对方家谱编纂的公正性,甚至相互展开猛烈的人身攻击。在这组样本中,家谱“敦宗睦族”的传统形象,一举被颠覆了,一幅“文化冲突”的图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推进文化软权力建设，可能会引发不同利益方的竞争和冲突的情景也生动呈现。

以这组典型的家谱样本为基础,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研究文化软权力的具体运作以及由此引发的竞争和冲突。具体包括:

第一,塑造光辉的文化形象(参见第二章(名门望族的塑造》)。在地方社会中,一个宗族拥有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的世系,塑造一个人才辈出的光辉文化形象,是激发宗族团结和博得同乡人尊重的重要文化资本,而家谱的世系搭建就承担了这一功能。如果说在可以确切追溯年代的阶段，世系的构建是基本真实的话,那么进入口耳相传的远古世系阶段,就是修谱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对世系进行文化包装的重点部位。往往在这个时候,攀附名人世系的情况就出现了。就像福柯所提醒的那样,刻意扭曲历史真相的地方,就是权力话语在发挥作用的地方。围绕远古世系作文章，极力打造出身名门的世系名片,就是软权力为了塑造光辉的文化形象而积极运作的结果。

第二,打造文化影响力(参见第三章《人物形象的升华与流转》)。人物志是地方志和家谱共有的栏目,它们之间有相互连通的渠道。通过家谱打造和文化包装族内的名人,进而争取进入地方志这一官方史志平台,可以大大提升本宗族的文化影响力。因此,对于一些家谱来说,精心书写人物志,不仅仅是立足于激励本宗族子孙后代,还着眼于进入官方史书的更大平台。打造广泛的文化影响力,也成为文化软权力发挥效力的显著方面。

第三,争夺文化诠释权(参见第四章《“人谱权”的较量》)。对于族人来说,进入家谱是享受宗族一切权利的前提。但是实际上,针对族人入谱有不少限制,各个家谱的规定也不同,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同利益方竞相诠释人谱权的争夺。各方不满足于文化规则,争夺文化诠释权,是文化软权力失去整合能力而趋向失灵的表现。

第四,从文化主张引发现实冲突(参见第五章《墓图的话语表达与现实纠纷》)，许多家谱上远古的坟山墓图,本是一张模棱两可的抽象画,但是却屡屡引发宗族抢夺坟山的械斗和经年累月的诉讼。祭祀祖先的文化主张跳出家谱之外,引发了激烈的现实冲突。文化软权力的社会整合功能不仅失灵了,而且助推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冲突各方只能寻求官方司法硬权力的介人。

如果说,塑造文化形象,打造文化影响力,是文化软权力在发挥整合社会的正向功能的话,那么争夺文化诠释权乃至引发现实冲突,则是文化软权力趋于失灵的表现。而且在特定情形下,不仅没有发挥正向功能,反而适得其反,助推了社会矛盾走向激化。文化软权力在建设过程中所引发的竞争、矛盾和冲突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五

总而言之,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国权不下县”,以皇权为核心的硬权力主要延伸到县级,这为县域以下士绅族老等依靠文化软权力实现社会整合提供了空间。但是乡土社会是以一个个血缘共同体的宗族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是高度分散的,利益是具体化的,经常为了争夺有限的地方资源,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反映在文化层面,就使家谱成为文化整合和反整合两种力量的矛盾体。

从整体上分析,文化软权力在发挥社会整合方面作用是成功的,基本压制住了反整合的力量,因而在上层官僚机构运作正常的大部分时间内实现了乡土社会的平稳治理。但是乡村不同宗族甚至宗族内部之间的物质利益竞争和冲突总是潜伏其中,导致文化软权力的社会整合作用失灵甚至起到反向作用,这成为乡土社会治理中不断遭遇的阵发性难题。

从历史上的乡土社会发散开来,当前中国正在进行文化软权力或者文化软实力建设,但这一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相比较而言,当前的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除了面对不同利益主体的竞争性问题,还要加上更复杂的文化差异性问题。如果我们软权力或者软实力建设的进程操作不当、控制不好,很可能引发本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不安和警惕。这些国际和国内的风险,都值得我们未雨绸缪,审时度势，及时化解。

   （以上内容为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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