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下旬，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生活了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此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2020-08-19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她打开信封，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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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武汉荷兰进步友人伊文思赠送给八路军的电影机前留影。（4／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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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检察厅后，被捕代表的生活条件得到一些改善。经过斗争，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渚3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组织起“狱中大学”。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

2020-08-19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这是他们当年的结婚照。（2／7张） 周恩来、邓颖超等学生运动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了。他们转入租界，在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办公，坚持斗争。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们又转到一所教会女中的地下室工作。觉悟社的会员们当时相约：在爱国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周恩来大力宣传独身主义，并发表相关论文。 周恩来是觉悟社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则是骨干成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两人免不了有些往来。当时，男女交往还要“授受不亲”。因此，周恩来找邓颖超谈话的次数并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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