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南迁

汉人南迁，是为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原地区生活的汉人往南迁移的历史事件。最早见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历经两汉（即西汉、东汉）、三国，但规模很小，所涉人数极其有限。

春秋以前，至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五岭之戍以后，赣南就迁入了大量的中原汉人。汉时，为了征服东越与南越，朝廷也曾多次派兵驻屯，梅岭、大庾即因守将梅绢、庾将军而得名。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为了加强对赣南的管理，在秦代只有南野一县的基础上，在赣南增设了于都县和赣县，可见当时的人口一定不少。东汉时，豫章郡的人口由全国第53位（公元2年）跃居前4位（公元201年），净增人口居全国第2位。赣南在当时虽然不是豫章郡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基础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其繁盛。在赣南的新增人口中，肯定有不少是属于中原地区的南迁汉人。

从总体看，有谱谍资料可查的赣南老客，大都是南北朝以后迁入的。如宁都县城梅江镇赖氏在南朝元嘉年间由浙江松阳迁来，南康县蓉江镇岭背奚氏、东门村千秋坪袁氏在隋代从河南开封迁来。唐宋时期迁入的更多。明代初年，赣南人口流失严重，田地荒芜，而赣中一带人口密度大至“肩摩袂接”，于是朱元璋下令奖垦，南昌、吉安等府大批人口迁到赣南。

大规模的汉人南迁，从西晋末年至北宋末年的900年间主要有三次。第一次由“五胡乱华”所引起，发生于晋永嘉（公元307～313年）晋室东渡后的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后大约130多年。在此期间，中原汉人因为不安于“五胡”的侵扰割据，凡有力量迁移或有机会迁移的，即相率南迁。这些人，时称“流人”。

这里所说的“五胡”，是为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当时的汉族人将少数民族称做“胡人”，把前述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的相互征战称为“五胡乱华”，把这五个少数民族在此期间先后建立的前赵、前秦、魏、前燕等16个政权，称之为“五胡十六国”。

“流人”之源来自整个中原地区，按照迁移路线与到达地点，或移居结果，形成了三大支流：一是源于今河南及河北境内的“司豫流人”，大部分沿汝江而下长江，渡江后散布于鄱阳湖区，或顺长江而下抵达皖、苏中部，或溯赣江而上至赣闽粤交界地。二是源于今陕西、甘肃及山西境内“秦雍流人”，沿汉水而达长江，多散落于洞庭湖区、鄱阳湖区，也有溯湘江而上，沿西江而入粤、桂者。三是源于今山东及苏北、安徽境内的“青徐流人”，循淮水达长江而入太湖区域，散于苏、皖、浙、赣一带。

根据谭其骧对晋永嘉之乱后民族大迁徙的考证，第一次南迁汉人大约为90万人左右，约占后来南朝人口总数的1/6。南迁的汉人大致分为5个小区，即：（1）山东及苏北的流人，多入江苏境内的长江南北；（2）河南与皖北的流人，多入豫皖境内淮河以南的鄂北、赣北；（3）河北及晋北黄河以北的流人，多入鲁境内黄河以南地区；（4）山西流人多入湖北境内的长江上游及湖北的其他地区；（5）陕西及豫西北的流人则多入豫、鄂境内的汉水流域。

第二次汉人大迁移始于安史之乱（唐玄宗至德六年，即公元756年）及唐末黄巢大起义（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中经“五代十国”，一直延续到赵宋王朝建立（公元960年），前后历经200多年。公元581年，杨坚废周静帝自立，国号为隋，南北重归统一，结束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至南北朝长达一百多年的混乱局面。由隋入唐，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更趋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流人极少。

然而，安史之乱，却再一次把稳定的中原推到了战乱的深渊，致使中原的汉人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全唐文》卷529《送歙李衙推八郎都序》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又据《全唐文》卷519景萧《吴县令斤壁记》载，中原之人“有能自分者，多栖于吴土”，致使江浙沿海人口骤增，“登会稽者如芥子之集于渊薮”。

这一迁徙一直持续到唐末黄巢大起义、唐亡后的五代十国之乱到赵宋王朝建立之时。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汉人南迁主要集中在中原腹地，而唐末黄巢大起义导致的汉人南迁除中原地带外，则主要表现为“东晋十六国”时期迁于苏皖及洞庭湖区、鄱阳湖区的人继续南迁，直至赣闽粤边及福建、广东沿海一带。

客家先民南迁纪念坛·赣州（图片来自网络）

第三次汉人大迁移发生在北宋末年，起于靖康之难（公元1126～1127年）至伯颜大举南侵（公元1276年），持续约150年左右。这一次汉人南迁，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居民再度南迁而进入赣闽粤边地区，其中又以鄱阳湖区为最。其路线主要是溯赣江而上，到达赣南；其次是经抚河、信江、饶江等鄱阳湖水系入赣东，再沿武夷山脉到达赣闽交界的广昌、宁都、石城、瑞金、会昌与宁化、长汀、商行、武坪等地。

对于赣南社会经济发展和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发展来说，这一次迁徙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它不仅扩大了中原汉人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地区的分布范围，楔入到该三角地区的山山坳坳，而且此次迁入的人口数量也超过了以往在该区域定居的南迁汉人之和，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居民及其文化的构成格局，为南迁汉人影响、同化当地土著，从而形成新的民系和新的开发力量提供了最基本的人口资源。

赣南客家

魏晋以前，生活于赣南的居民除于西汉至三国期间先后融合于汉民族的百越后裔及畲、瑶民族的先祖等土著外，自秦朝即有四大批、汉朝两大批南下征战、戌役和开发南国的中原汉人进入赣南并定居，但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始终极其微小。晋室东渡开始的流人南迁，进入赣南特别是贡江流域诸县定居的中原汉族人不断增多，其中又以宁都、石城、兴国、瑞金为甚，并使赣南居民“反客为主”，即中原汉人（也就是“客家人”）成为赣南居民的多数，并对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不断的同化和融合。

宁都  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地名及人口普查结果资料，截止1982年底，在宁都县115个姓氏中，于唐代及其以前迁入的为18姓，宋代迁入的35姓，合计占115个姓氏的近半，另一半则于元、明以后继入（秋常松：《宁都客家姓氏迁徙及人口分布》，1992）。

宁都县人口最多的大姓，李氏，据其族谱《陇西李氏族谱》记载：“发源陕西，散处中原。吾基祖大四郎，号子鱼公，先世熙煦公避世乱，又中原南徙抚州赤栏门。唐中和年间，子鱼公自赤栏门徙居宁都县清泰乡琳池。”

其他大姓，邱氏，《灵溪河南郡邱氏大宗祠族谱》称：“一世祖二居士原籍河南洛阳，五世崇，唐初以指挥使降官虔州，居虔化钦贤里。”孙氏，《宁都城南富春孙氏族谱》称：“始祖讳琍，居陈留（今开封），为中原世族，琍公乃唐中书舍人之子，唐僖宗中和三年因黄巢之乱，琍以才武选为百将，引兵游于闽越江右间，遂定居虔化（宁都）县。”温氏，《宁都太原温氏族谱》称：吾族“发源于山西太原，琍祖于唐开元癸丑（公元713年），由浙江永嘉赴任虔化令，遂定居。”

石城  据20世纪80年代初石城县地名普查资料，在该县现有居民点中，属晋代兴建的迄今仍有5处，隋代2处，唐代42处，五代8处，宋代最多，95处。《石城井溪村郑氏六修族谱》载：“晋怀帝五年（公元311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偏安，中原士民避乱者多南迁奔吴，避居豫章西山龙圆梅井坪。……晋义熙八年壬子（公元412年），兄弟（即郑求案子猛打、蒙冤——原引者注）迁徙南康郡揭扬县（今江西宁都县）石鼓逯速，与吴恭葆同居，后移南桥岭。”郑氏族谱中所述的吴姓，何时定居于此谱中未予说明，但至少也当与郑姓同时迁入，故吴姓无疑也如同郑姓一样，同为石城的第一批客家先民。

在唐以前，至隋，又有余、傅二姓在今石城屏山大坪头开基建村，邓姓在今石城岩岭邓家坑定居创业。自唐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后，迁入石城的南迁汉人不断增多。至五代十国时期，先后迁入石城井内的计有赖、胡、温、许、杜、廖、花、杨、邬、洪、汤、金、联、雷、蓝、罗、朱、王、毕、龚、熊、高等20余姓。

宋代，以北宋末年金人南侵之际入迁石城者居多，又计有陈、邱、黄、吴、魏、邓、曾、姚、朱、巫、童、蔡、危、周、潘、白、何、刘、张、崔、苏、钟、黎、万、郭、徐等20多姓。至此，石城现有主要姓氏绝大部分都已迁入并定居建村，凡条件较好的地点，几乎都已建有居民点，得到了较好地开发。据上世纪80年代初的普查统计，石城境内宋末以前兴建的村落中，迄今存在的仍有150多处。

兴国  南迁汉人溯赣江而上或沿武夷山南下，即可进入兴国。兴国建县始于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置平阳县，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称平固县，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并入赣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析出，建兴国县。

兴国是赣南地区开发较早的县区之一。已先后在永丰乡马良村阳冈岭、和尚岭、沙寒岭、园塘口、高兴乡对嵩岩、永丰乡茶石村大叶口、窑棚背、埠头乡蕉四村、永丰乡富溪、隆平乡席头村等处发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的古遗址，还在永丰乡茶石村窑棚背发掘出了汉墓，于永丰乡马良村阳冈遗址发掘出东晋平固令墓及南朝墓葬多处。相传，秦始皇建阿房宫所用木材，一部分即来自兴国境内的上洛山。东晋著名道教理论家、医学家葛洪就曾于兴国县城西门外的治平观炼丹。秦汉后北来汉人在兴国从事政务及其他活动的即已不在少数。

早期迁入兴国并成为望姓的南迁汉人以刘、钟、谢姓为最。曾为唐睿宗朝宰相的越国公钟绍京，即为兴国人，其祖钟繇系三国时期魏国太傅，为中原世族，后因避侯景之乱辗转南迁，定居兴国清德乡（今兴国县城郊）。此后子孙繁衍，成为兴国望姓。

赣南最早获得显要职位，历任安抚江岭都护、虔州韶州刺史、百胜军防御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的武勋人才——谢肇，为东晋孝武帝宰相谢安之后，祖辈居陈留（今开封），系中原望族。唐僖宗时（公元874～888年）随父领军“征蛮”，累建战功，任安抚江岭都护，随之迁入兴国定居，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授虔州刺史，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改任韶州（今广东韶关）刺史。不久，闽西乱发，谢肇以工部尚书、百胜军防御使平乱获胜，升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爵封会稽子。客家地区谢氏，基本上皆由此迁出。

瑞金  瑞金位于江西东南边陲，赣州地区东部，紧倚武夷山，东跨牛岭与长汀相接，南通会昌，越筠门岭同广东相连，素有“地扼闽粤”之说，西邻于都，北界宁都、石城。据在瑞金境内的沙洲坝镇七堡双狮岩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三万年前，今瑞金境内即已有古人类居住，至西周时，瑞金境内的文明发展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瑞金于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开始正式建县，但在此之前即早已设有行政机构。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设雩都县时，瑞金归雩都管辖。此后，历三国、六朝、隋，瑞金均属雩都县象湖，以该盆地呈象形而得名。象湖产沙金，从远古起即设有淘金场。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象湖从雩都析出，设瑞金监，之后才始有“瑞金”之名。相传设监时，绵江有艦浮于水面，其色如金，被视为瑞兆，故以“瑞金”相名。至南唐李璟时，监升格为县。从此一直沿袭至1994年6月撤县设市，计1041年。

最早定居于瑞金的南迁汉人见于何时，目前尚未找到确切的记载。但从一些考古发掘而得到的文物及象湖淘金场的设置等事项推测，客家先民第二次南迁时当有大批流人徙入，由此才会有从雩都析出之举。于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4年）进士及第，曾任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知县，后升任监察御史、谏议大夫的刘鹏即是这批南迁汉人的后裔。他是瑞金县的第一个进士，也是当地最早的名人。

客家先民的第三次南迁，是瑞金人口的剧增时期。据《宁都直隶州志》，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瑞金县有23901户，25620口，其中主户23413户，客户488户；过了50年左右，即理宗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7年）便增至28278户，38118口，其中客户激增到2130户，增加3.4倍。新增加的客户虽然很难说全是客家先民，但绝大部分立足不久，以致仍为无田户的南迁汉人当是可以加以确定的。

南迁汉人的大量徙入，使得赣南地区的人口数量陡然增加，尤其是客家先民早期到达的北边几个县增加的数量更是明显。如宁都县，据《宁都县志》的记载，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宁都即已有45446户，63963口，比建县早于宁都437年的雩都还多7946户。再如石城县，据清顺治年间所修《赣石城县志》：南宋宝庆年间石城的总户数为16214户，男丁36746口，总人数当在8万以上，已相当于1948年的石城人口水平。从整个地区的情况看，在南北朝时南宋大明年间（公元457～464年），全区人口大致为3.5万人，唐宋时骤然增多，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即已超过27.5万人，至北宋崇宁（公元1102～1106年）进一步增至82.8万人。这一时期，赣南人口的迅速增加显然与客家先民的大量迁入密切相关。

汉人南迁所形成的客家人，是为最纯正的汉人（图片来自网络)

赣南客家对闽西、粤东的迁移

南迁汉人大量涌入赣南之后，赣南亦渐呈人满为患之势，生存空间的压力陡然增大，于是，后期进入赣南的流人往往随即向闽西、粤东转移。至宋元之交，更因为时局的动荡和战乱频乃，以至使得先期进入赣南的南迁汉人也有不少转徙闽、粤等地，成为这一时期闽西、粤东客家人口快速增加的一个重要来源。

进入闽西、粤东的客家先民，其路径，一是经由赣南随即向闽西或粤东转移，二是进入赣南并在赣南定居了一段时间后再转徙闽西或粤东。对于闽、粤客家的形成与发展壮大来说，这两条途径无疑都是同等重要的，但就整个客家民系的成熟发展而言，后一途径则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只是因为这一途径所涉人口数量特多，尤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大多是早期客家先民的后代，经过赣南的孕育，具备了较高的客家素质，因而有助于推进客家民系的加速走向成熟。

从赣南客家对闽西客家区域即古汀州所辖长汀、宁化、上杭、武平、清流、连城、归化、永定八县的迁徙情况看，在目前客家人较多的既有120个姓氏中，即有李、王、唐、陈、杨、周、吴、孙、胡、朱、罗、冯、许、曾、彭、卢、蒋、蔡、魏、钟、廖、段、黎、赖、饶、萧、温、凌、缪、谢、郭、林以及姚、伊、华、严、高、骆、练、鄢、韦、卓、池等43个姓氏是经赣南辗转迁入闽西的。

（信息来源：朱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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