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者按：2025年7月31日，是70年前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时刻。《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发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七十年来，星转斗移，物是人非，共产主义实现否？本文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为核心，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融视角切入，深入剖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逻辑与实践路径。文章不仅揭示了毛泽东如何将“天下为公”的古典理想转化为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的文化动员资源，更通过工业化与农业改造的辩证关系、渐进式方法论创新等维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的理论独创性。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既肯定了合作化运动对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重构农村社会的历史贡献，也隐含着对理想主义实践与现实条件张力的反思。在当代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此文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基因与实践智慧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传统资源与现代治理的创造性转化议题注入了新的思考维度。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重要政策纲领，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结合的实践典范。从历史背景、理论内涵到现实影响，这一报告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将传统社会理想转化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动力，同时也揭示了其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性。

 一、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的内在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源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强调“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追求社会资源共有、分配公平的终极目标。这一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目标存在天然的契合性。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正是试图通过集体化生产，打破土地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从而实现“大同”式的社会平等。

例如，报告强调“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合作社将分散的个体农户组织起来，形成“共同劳动、集体经营”的模式，以消除因土地私有导致的贫富分化。这种集体化路径，既是对传统“均贫富”思想的现代化改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社会化”理论的实践回应。

 二、农业合作化：共产主义实践的具体路径

1.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分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

   报告中，毛泽东系统总结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三个阶段：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一路径设计体现了“逐步过渡”的务实策略，既符合农民的心理接受能力，也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渐进变革的理论。例如，互助组通过劳动互助保留个体所有制，初级社引入土地入股和按劳分配，高级社则完全实现土地集体所有。这种分层推进的方式，既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改造，也是为全面公有制的实现奠定基础。

2.阶级政策与群众动员：巩固工农联盟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的阶级政策，这一策略既是对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也是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通过将贫农和下中农确立为合作化的主力军，党成功调动了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农民的积极性，形成了“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也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对“多数人利益”的追求。

3. 工业化与农业改造的辩证关系

   报告中提出“先有农业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观点，揭示了农业集体化与工业化的内在关联。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合作化提高农业生产力，才能为工业化提供稳定的粮食和原料支持，而工业化又反过来推动农业技术革新。这种双向互动逻辑，既是对苏联集体化经验的借鉴，也是对中国国情的创造性回应。

三、报告的历史意义：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1. 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动员 

   报告发表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从“稳步发展”转向“急速推进”。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这一政策转变迅速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至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加入初级社，87.8%进入高级社，基本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速度既体现了党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迫切追求，也暴露了急于求成的政策偏差。

2. 对“右倾思想”的批判与党内路线斗争

   报告严厉批评了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坚决收缩”合作社的方针是“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反映”。这种批判不仅推动了合作化的加速，也强化了党内的阶级斗争话语，为后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埋下伏笔。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斗争既是党内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争论，也是大同理想与现实主义治理之间的矛盾显现。

3. 农民主体性的重塑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合作化运动通过“典型示范”“自愿互利”等原则，试图将农民从个体生产者转化为集体劳动者。报告中提到“要让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改造自己”，强调通过实践教育实现思想转变。这种“改造”既是对传统小农意识的革命性颠覆，也是将“大同理想”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注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尝试。

四、历史反思：理想主义与政策实践的冲突

尽管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短期内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其激进推进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1955年后的“急速合作化”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强迫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部分合作社因管理不善而减产。这些问题反映了理想目标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脱节：一方面，毛泽东希望通过合作化迅速实现社会平等；另一方面，农村生产力水平、干部管理能力和农民思想觉悟尚未达到相应高度。

此外，报告中对“右倾”的过度批判，削弱了党内民主讨论的空间，使得政策调整缺乏弹性。这种以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变革的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凝聚了社会共识，但也为后来的经济困难埋下隐患。

五、结语：从历史到未来的启示

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将传统文化理想与现代政治实践结合的典型案例。它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农村社会实现“大同”理想的雄心，也揭示了激进政策与渐进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文本，不仅能理解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逻辑，也能为当代探索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历史镜鉴——如何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尊重客观规律，如何在集体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平衡，仍是需要持续思考的命题。

通过这一报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实验。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理想的现代回响，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其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具有启示意义。

（汉明长河）

2025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