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先代世系,目前真正可信的可以上溯到茶院公朱瓌。朱瓌被立为婺源朱氏的始祖,朱熹是朱瓌的九世孙。但关于朱瓌的资料主要保存在朱氏宗谱、族谱中,语焉不详。
《新安月潭朱氏宗谱》中的《婺源茶院朱氏世谱》 ,对朱瓌只有一段简要的叙述:
茶院府君,讳瓌,又名古僚,字舜臣,行二十一。唐广明间, 因巢乱,避地歙之黄墩。天祐中,以刺史陶雅之命,领兵三千戍婺源,民赖以安,因家焉。官制置,茶院是为始迁婺源之祖。娶杜夫人四娘,合葬万安乡千秋里,地名连同。坐丑面未。生子廷儁。
朱熹在《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中也只说:
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唐天右中,陶雅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领兵三千戍之,是为制置茶院府君。卒,葬连同,子孙因家焉。生三子,仕南唐,补常侍丞之号。
茶院一世祖墓，九世孙朱熹于宋淳熙三年回乡省亲祭祖时重新修葺
这里有很多问题未说清楚:究竟朱瓌什么时候移居歙县黄墩?又什么时候移居婺源?移居婺源何地?尤其对这里叙述的标点多有错误,一般都标点为"官制置茶院,是为始迁婺源之祖",朱瓌究竟任什么官?难道有"制置茶院"的官吗?而且这些记载同其他朱氏宗谱、族谱的记载也不同,如有的朱氏宗谱、族谱认为不是朱瓌广明间避地歙之黄墩,而是朱瓌父朱师古于乾符五年自金陵迁歙之黄墩;有的认为是朱瓌兄朱瑾于乾符元年奉父迁居歙之黄墩等。
其实朱氏宗谱、族谱中的记载比较晚,故多有错误与不明之处。现关于朱瓌记载最早的资料,除了朱熹的《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外,还有朱振(北宋人,朱瓌四世孙)的《歙溪府君诗集序》,其中云:
唐人陶雅为歙州,初克婺川，天祐中,吾祖以雅之命,主婺川输赋,总卒三千人戍之,邑屋赖以安,因家焉,是为婺川吴郡朱氏之始祖。盖初来于歙之黄墩,歙民有朱氏,秋祭或用鱼鳖者,皆族也。(《韦斋集》卷十)
这里明确说朱瓌任婺川输赋和城防的官,不是什么"制置茶院"的官,同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的说法一致。
除此之外,关于朱瓌的最早资料,我们发现记载在南宋罗願的《新安志》中。《新安志》 卷五"婺源沿革"云:
中和二年(882),弦高鎮将汪武率百姓于湮滩立营,決遣镇事。天复元年(901)就立婺源都镇。天祐三年(906) ,武死,以朱瓌为新县制置,巡辖婺源、浮梁、德兴、祁门四县,改旧县为清化镇。
又"镇寨"中云:
其营寨之制,天祐中,刺史陶雅遣朱瓌为县制置,时有冲山营左右威武两指挥,见于古县记。
又"贤宰"中云:
汪武者,乾符中仕州,为游奕……始，武以私财买民地,置县城邑,以其税入己户左右。战守凡数岁,迁县入焉。因以制置二十余年,使其人不为外寇侵扰。雅为歙州刺史,暴增民赋,武不为屈,以故迄武之世,县人赖之。天祐三年(906)二月,武死,雅使衙内指挥朱環代之,因制置巡辖四县。后刘津为都制置使。
古瓌、瑰、環音同相通,朱環即朱瓌。罗愿也是新安人,与朱松、朱熹同乡同时,他在《新安志》中第一次为朱松、朱熹立了传。他掌握的古新安资料是可信的。由此可以确知朱瓌在天祐三年移居婺源,歙州刺史陶雅任命他为县制置。在此前,朱瓌居家歙县黄墩,已任衙内指挥,这显然是朱瓌避黄巢乱自金陵迁居歙县黄墩后,得同歙州刺史陶雅相识,才被陶雅任为州衙内指挥。在朱瓌之前,汪武任婺源县制置二十余年,正主要掌管县赋税与戍防事,这同朱振说的"主婺川输赋,总卒三千人戍之”一致。朱瓌任县制置,巡辖婺源、浮梁、德兴、祁门四县,实际相当于后来的都制置使,故说后刘津为都制置使。光绪《婺源县志》卷五十六载有南唐刘津的《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云“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于越,悉出厥利,总而筧榷,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都制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朱瓌任婺源县制置,也是掌管"兵刑课税"之事。罗願说"天祐三年二月,武死,雅使衙内指挥朱瓌代之"。
这并不是说汪武死在天祐三年二月,而是说朱瓌在天祐三年二月任命为县制置。按汪武在天复三年(903)已被陶雅擒杀(见《九国志》卷——《陶雅传》, 《新唐书.杨行密传》称“缚武于军”",不确),何以到天祐三年(906)二月陶雅才任命朱瓌为县制置呢?这是因为天祐三年以弦高镇为县治,建新县。《新安志》卷五《婺源沿革》云: "中和二年王寅、汪武始于溃州之右漤滩蚺蛇港旁为营。至天祐三年乙丑,即营为县,号新县,而旧县改为清化镇。"是年婺源立新县(县治弦高镇),故称"以朱瓌为新县制置"。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云:
迄唐之季,盗贼蜂起,县令俱是武官镇将,当时谓之制置,或兼他官,迨及五季皆然。于弦高镇创县基,判县事,虽为县令,实亦镇将也。朱瓌由歙州衙内指挥代武,见《新安志》 ,環当作瓌。(卷十三《县职》 )
汪武立县为制置,判婺源事，瓌字舜臣,居歙之黄墩。天祐三年,汪武既卒,陶雅遣领兵三千来戍婺源,为制置,巡辖婺源、浮梁、德兴、祁门四县,因家焉。(卷十四《镇将》）
其说全本自《新安志》 ,但把新县制置归为镇将亦不确。朱瓌既是任新县制置,由此也可知朱瓌天祐三年由歙县移居婺源,必定是移居新县治弦高镇。
程尚宽《新安名族志》云：
婺源阙里,在邑南明道坊前,街右有虹井,文公家庙在焉。其先居歙之黄墩,日瓌者,号古僚,是为制置茶院府君。唐天祐中,以歙州刺史陶雅命,领兵三千戍婺源,民赖以安，子孙因家弦高镇,即今阙里也。(后卷)
弦高镇成了"文公阙里"。但是后世朱氏宗谱、族谱都说朱熹祖籍是在婺源万安乡松岩里,如黄干《朱熹行状》云:"本贯徽州婺源永平乡松岩里。"朱熹《朱松行状》称"万年乡松岩里"。这表明朱瓌晚年又从弦高镇避居到万年乡松岩里。朱瓌做官的靠山是陶雅,关于陶雅任歙州刺史的时间,《新安志》《九国志》与《十国春秋》都有陶雅传,说陶雅景福元年(892)任歙州刺史,天祐十年(913)卒于任上,任歙州刺史二十年。其时五代大乱,朱瓌应是随着陶雅的死失去官场靠山,退官隐居到万年乡松岩里。所以万年乡松岩里成了朱熹的祖籍。弄清此,便可以揭开"茶院府君"之谜。
按唐五代并无"制置茶院"的官,朱瓌只任过州衙前指挥和县制置的官,也没有任过"制置茶院”的官。其实在朱氏宗谱、族谱中都是用地名来指称某某府君的,一是指其坟墓的葬地,一是指其居家之地,绝无用官名来指称府君的。如在《婺源茶院朱氏世谱》中,朱惟则"葬松岩里之歙溪",故称"歙溪府君”；朱振“葬松岩里芦村镇庄",故称"芦村府君"；朱绚"葬大王桥坞",故称"王桥府君"；朱瓒"自源迁休宁二十六都八保临溪,是为始迁临溪之祖",故称"临溪府君"等。那么同样,朱瓌称为"茶院府君", "茶院"应是指其居住之地(葬在连同),而绝不是指官名。这个"茶院"应在松岩里。
考光绪《婺源县志》卷二记载有明代的乡里都:
县东北曰万安乡，统五里松岩里(辖都二一都、二都，千秋里(辖都二三都、四都,灵属里(辖都二:五都、六都),大镰里(辖都二:七都、八都)。
四都:长田 ……茶坑溪……
十一都：官坑……茶源……(见《新安志》
这个十一都的“茶源"应即"茶院(宋人地名多有用同音字的,如朱瓌葬地"连同"又作"连桐",朱熹居住的"同繇"又作"童遊”,朱松避居的"桐江"又作"洞江"等)。唐五代以来各县的乡里都多有变迁,如《新安志》所载宋代乡里都已同明代的乡里都不同,明代的乡里都更同唐五代的乡里都不同。这个“茶源"在明代属浙源乡嘉福里,在唐五代应该属万安乡松岩里,所以朱熹才称祖籍"万安乡松岩里",而称朱瓌"茶院府君”。
朱熹在《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中称朱瓌是为“制置茶院府君”,是说他是任过县制置的"茶院府君",而不是说他是“制置茶院”的府君,后人把这句话都读错了,以为朱瓌是当过制置茶院官的府君。朱熹在《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中称"芦村府君”、"王桥府君"等,都是以地名称府君,岂能独独以官名称朱瓌为"茶院府君”?其实朱熹把谱定为"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在谱中直称朱瓌为"茶院",已经明确指明这个"茶院”是居住地名,而不是官名,因为如果是指"制置茶院"的官名,那么朱瓌应称"制置茶院府君"或“制置府君",朱熹定谱名就应称“婺源制置茶院朱氏世谱",称"茶院"或"茶院府君"显然不通。其实宋以来人们都知道朱瓌是任县制置,而把"县制置"同"茶院府君"区别开来。
如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后卷《朱》云:
歙县,浯村,一名环溪,在邑南三十里。先世避巢乱居黄墩,唐天祐中,茶院府君瓌领卒制置婺源,因家焉。
婺源,香田,在邑东十里.曰瓌,又曰古寮,领卒制置源,号"茶院府君"。
这都清楚指出朱瓌是婺源县制置,不是什么"茶院制置"。又：
歙县,溪南三坪,在邑西三十里。先世曰瑾,又日古祐……因家黄墩,与兄茶院并显当时。
休宁,月潭,在邑南四十里。出婺源香田派,茶院府君瓌之十一世孙曰兴如,迁于此。
这都明确称朱瓌为"茶院”、"茶院府君",不是什么"制置茶院”的府君, "茶院"是朱瓌的居住地名,不是官名,由此可以得到确考。（原创 安徽朱氏公号运营，图文：束景南 朱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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