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 州 阊 门 熟悉苏州的人都知道，阊门是苏州的西北门。但在成千上万苏北人的心目中，阊门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几百年来，他们的祖祖辈辈都说，他们来自苏州阊门。 苏北，一般是指江苏省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大致就是明、清时的淮安府和扬州府（简称淮扬）。在苏北，几乎到处可以遇到苏州移民的后裔，流传着大量苏州移民的传说。我的同事曾在宝应县县志办公室做过一次即兴调查，在座的有问、郑、范、刁、夏、胡、乐、陈、黄九姓，除了胡姓来历不详，范姓迁自安徽外，其余七姓都自称来自苏州阊门。本地人陈守言所著《宝应史事》称，该县的望族朱、刘、乔、王都是明初从苏州迁去的。其他县、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兴化市，据原县志办的调查，就有许、顾、张、朱、周、姚等姓自称迁自苏州。在有些县，这样的调查已经缺乏意义，因为被调查者几乎都自称是苏州移民的后裔。 在地方志、地名志和族谱中也有大量这样的记载。如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载：“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民国《阜宁县新志》说：“境内氏族土著而外，迁自姑苏者多。”民国《泰县志》所载“明初迁泰”的氏族有姑苏刘氏、苏州葛氏、徐氏。民国《泗阳县志》称该县有翁氏、胡氏、倪氏、毛氏、蒋氏、席氏、唐氏、吴氏、朱氏都是明初由苏州东洞庭山、昆山、吴县枫桥和句容等地迁去的。灌南县档案馆保存的一本乾隆四十四年《新安镇志》稿本记载了明嘉靖年间苏州阊门周氏、无锡惠氏及刘、管、段、金诸姓来此“插草为标，占为民地”的史实，新安镇即今灌南县治。咸丰《施氏族谱》陈广德序：“吾兴（化）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徒居白驹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原来也是苏州移民之后。据《昭阳（兴化）郑氏族谱》记载，郑板桥的祖始也是明洪武年间迁自苏州阊门。民国《黄浦吴氏宗谱续序》：“因鼎革之乱，由苏迁盐（城），居射湖之南岸，名其地曰吴家坞。”《盐城地名志》载：北龙港本名张朱庄，因明初有张、朱二姓有苏州迁此而得名。江都《双沟乡.人口志》（油印本）的说法是，该乡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元末明初的苏州阊门移民。 明初移民的北界大致在今连云港市、邳州市、徐州市一线，但南部的南通市、通州市、海门市、仪征市也没有发现“苏州阊门”移民的踪影，看来明初移民的定居地就在这中间的苏北平原。吴必虎的研究（见《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证明，在今扬州、江都、泰州、泰县、海安、东台、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建湖、阜宁、淮安、淮阴、泗阳、涟水、灌云、响水、滨海、东海以及连云港等地都有明初移民分布，今射阳、大丰、东台的沿海部分也有移民后代再次迁入。 为什么明初由大量的苏州移民迁入苏北呢？在正史上至今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记载，而在苏北流传最广的就是上引《续修盐城县志》的说法，即由于苏州是张士诚的据点，朱元璋久攻不下，因而在消灭张士诚政权后对当地居民采取了强制迁往苏北的报复性措施。《县志》的说法来自凌兰荪《凌氏族谱》，显然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的，苏北民间称之为“洪武赶散”。个别族谱则称祖先是“奉旨”而迁。实际上，“奉旨”只是被强制迁移的同义词。 吴必虎的调查记录了另一种说法：“听老辈说，苏州人北迁的原因是江南有麻蜂蜇人，被蜇即死，人们只好向北逃，直到过了长江才没得事。”（1989年7月23日涟水调查笔记）此类说法显然是荒唐的，因为事实上苏州和苏南其他地方在明初并没有严重灾害的记载，当地的居民也没有都外迁。就是遇到了灾害，周围适宜迁移的地方并不少，不必都往苏北迁。 明太祖朱元璋在攻克苏州后的确曾对张士诚的支持者做过惩罚性迁移，据《明实录》记载，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克平江（苏州），执张士诚。十月乙巳，徒苏州富民实濠州”。但这些富人是迁往朱元璋的故乡濠州（临濠，今安徽凤阳），而不是苏北。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府“无田产者”四千余户于临濠。朱元璋将故乡建为中都后，又于洪武七年从江南迁去十四万户。朱元璋还从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和浙江迁了二万户至京师（今南京）。这两批移民的迁出地自然也包括苏州在内。 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北不是明初吸收移民的地区，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明朝官方史书中有关移民的记录是相当简略的，见于记载的只是当时数百万移民大潮中的一束浪花。另一方面，元末明初的苏北与江淮、湖广、四川、华北等地一样，异常荒凉，人口及其稀少，迫切需要迁入大量人口；而苏州人烟稠密，百姓富庶，与苏北距离又近，是理想的移民输出区。 在元末的战乱中，苏北遭受浩劫。元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泰州的白驹场盐贩张士诚率众起兵，五月攻克泰州、高邮等地。同月，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大周，并继续向周围扩展。元朝命丞相脱脱调兵镇压，十一月元军围高邮诚。但不久元顺帝听信谗言，解除了脱脱的兵权，围城诸君闻讯解散。至正十五年，苏北一带发生严重饥荒。张士诚遣部将渡江向江南发展，次年攻下平江（今苏州）、湖州、松江、常州等地，张士诚自高邮迁往平江。由于张士诚主力外迁，红巾军趁机进攻淮安，朱元璋军攻下泰兴，进占高邮。青军元帅张明鉴驱逐元朝镇南王，占据扬州。地，完全占有苏北。 尽管明朝的官方史料中对明军的杀戮多所隐讳，但常遇春以好杀著称，苏北遭受的损失可想而知。从地方志的零星记载中，苏北的惨状可见一斑：在局势平定后，扬州城中土著居民仅回升到四十余户。江都县仅存火、郝等十八姓，淮安城中只剩下“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兴化县“土著绝少”。盐城一带，“地旷衍，湖荡居多而村落少，巨室少，民无盖藏”。其他各县的情况大同小异，整个苏北平原一片萧条。 元朝的平江路（相当于以后的苏州府）有人口二百多万，明军攻克苏州时，城中还有军兵二十余万，与苏北有天壤之别。所以尽管在元末明初苏州已向淮北、南京输出了大量移民，依然可以有大批民户迁往苏北。 不过，迁入苏北的移民还有其他来源。例如，民国《泰兴县志》称：“试征诸氏族谱牒，大都皖赣名族，于元明之际迁来。”《甘棠小志》记载的今江都市邵伯镇十三族中，有五族明确是明朝迁入的。另有阮氏从江西迁来，而据《雷塘庵主弟子记》，迁入的时间也是明初。其余各族迁入时间不详，但原籍分别浙东三族，江西二族，徽州一族，山西二族，山东一族，并非都来自苏州。其他可考的迁出地还有常州、无锡、湖州、吴兴、昆山、句容等地。可见元末明初迁入苏北的移民主要来自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也包括皖南、江西和其他地区。 移民的数量相当可观，特别是由于原来的居民所剩无几，移民成为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各方面占有压倒优势。例如兴化县元末仅八千六百余人，洪武九年（1376）增加到七万五千七百余人，增长了八倍多。估计苏北的扬州、淮安二府在明初接受的移民有近六十万人。如果加上迁入的卫、所将士和他们的家属，总数约有六十五万。由于来自苏州府的移民占了很大的比例，以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最突出。 直到明朝后期，以苏州阊门为故乡的现象还不普遍。如兴化李春芳是嘉靖末年的状元，他的祖籍明确记载为句容。他的孙子李思成在《陆氏家谱序》中谈到兴化县的望族时，也只说是从“他郡”迁来。又如阜宁吴氏的始祖超凡是常州府宜兴县人，但嘉靖以后的族谱中就记为“爰自姑苏，用迁斯土”，“因鼎革之乱，由苏迁盐城”。到了近代，移民后裔也变成了苏州人的后代。 很明显，阊门或阊门外不可能是移民的真正故乡，只是一个重要的移民集合或出发地。但由于苏州府甚至附近其他府县的不少移民从这里出发，那些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就将这个地名传给子孙。年深日久，无法了解自己真正来历的后代就只能以此为原籍了。当苏州移民后裔中出现了名人和大族，认同“苏州阊门”的移民后裔就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以往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情况：张士诚的军队扩展到江南，张氏本人迁至苏州后，肯定会有大批苏北人迁往苏州和江南。到张氏覆灭，这批苏北人中没有被迁往淮北等地的幸存者肯定会迁回苏北。他们虽是迁回故乡，但实际是降俘人员，身份比一般移民要低，所以子孙冒称江南移民是很自然的。但他们并无江南“原籍”可称，只能随大流用“苏州阊门”。 在近代上海兴起以前，苏州是江南最繁荣发达的地方，而苏北却越来越衰落。到了近代更成为难民、灾民的输出地，使江南一带形成鄙视苏北人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以“苏州阊门”为祖籍，未始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必然使“苏州阊门”后代日益增多。 今天，对大多数“苏州阊门”的后代，我们已经无法查清他们的真实故乡了。既然他们的祖先与苏州移民一起，栉风淋雨，含辛茹苦，使苏北重新得到开发和发展，那么与苏州移民受到同样的纪念也是理所当然的。 补记： 太平天国战后，大批苏北移民南迁，进入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南、浙江地区，几乎遍布于大小城镇。其中丹阳以西、南京、镇江一带，苏北、淮北、河南移民已占总数人口中大部，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方言。但在苏南、浙北的大部分，苏北移民人数有限，且受到土著排斥，一般只能生活在市镇边缘，从事当地人不屑的贱业。即便如此，土客之争仍时有所闻，因而歧视苏北人渐成习俗。 这应该也是苏北人更易认同自己的祖先迁自苏州阊门的说法，这既证明自己与江南人出于同样先，理祖当平起平坐；也表明“迁回”苏州和江南理所当然。 不过我还来不及寻找史料和其他证据，只是出于推断。所以不揣冒昧提出来，是希望为有兴趣的读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点想法。 （作者：葛剑雄，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                                                 2011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