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风源于朱教 ——重论范仲淹家风的朱氏起源 - 历史专题

引言：一个被“为尊者讳”遮蔽的问题

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改嫁淄州长山朱文翰。此后近二十年，他随继父姓朱，名说，在朱家生活、读书、成长。二十六岁中进士，复姓归宗，成为后世敬仰的范文正公。

然而在范仲淹研究的传统叙事中，这段朱家岁月长期处于尴尬位置。有学者指出：“很多人在强调范仲淹成就时，鲜有人提到进士家庭对范仲淹的影响，主要原因为尊者讳，为圣贤讳，不愿提及范仲淹随母改嫁的这段历史。”为贤者讳是传统史传的惯习，但回避的结果，是把一个真实成长起来的人，变成了凭空降临的“完人”。

本文的核心判断是：朱文翰的养育与训导，为范仲淹的人格底色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范仲淹后来在范氏义庄中完成的制度创造，则是把这份恩义体验转化为可延续的宗族实践。朱教是人格之源，范风是制度之流。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推导，而是一条恩义链的前后两端。

一、进士继父：朱文翰给了范仲淹什么

一位有实职履历的进士继父

朱文翰，字苑文，淄州长山县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进士。据《长山县朱氏宗谱》记载：“始祖文翰，字苑文，宋太宗端拱二年中进士。任江南平江府推官。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真宗即位后，拜户部郎中。景德初出为淄州长史。历盐铁、度支判官，知宿州，摄河中府事，迁平江府刺史，解组归。”这不是一个泛泛的“小官吏”，而是一个有着完整科举出身、馆阁清望和地方行政历练的士大夫。

这决定了他对范仲淹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具有“进士式”的系统性。朱文翰对范仲淹“既加养育，复勤训导”，送他到长白山醴泉寺读书，师从住持慧通大师，系统学习《易经》《左传》《战国策》《史记》等科举核心典籍。范仲淹九岁时，朱文翰调任湖南安乡县知县，又将他安排到当地的太平兴国观，接受有儒学教养的道士指导。范仲淹十五岁即被举为学究，受到本县告老还乡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青睐。姜遵对家人说：“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且立盛名于世。”这条从长山朱家走出来的路，直通二十六岁的进士及第。

一种可以具体追溯的性格示范

朱文翰的性格对范仲淹的影响，有具体事迹可循。据《长山县朱氏宗谱》与地方文献记载：朱文翰得到朝廷信任，升任户部郎中，后因为人耿介刚直，敢于直言朝政，得罪权贵，遭人诽谤，景德初年被贬出京城，出任淄州长史。这是一个可考的性格示范：一位进士官员，因直言朝政而被贬。

范仲淹后来在朝堂上“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直，与继父被贬的经历之间，存在着可以合理推断的精神承袭关系。朱文翰用自己的仕途挫折，向年幼的范仲淹展示了什么叫“直言”的代价，也展示了什么叫“不悔”。这种身教，比任何家训条文都更有力量。

一种“跟着官员父亲看天下”的成长环境

朱文翰历任平江府推官、秘阁校理、户部郎中、淄州长史、盐铁度支判官、知宿州、摄河中府事、平江府刺史，辗转多地。范仲淹随继父宦居安徽池州、山东淄州等地。有记载明确写道：“范仲淹少年时，曾随继父宦游过一些地方。”

更重要的是范仲淹二十岁时的关中游历。据后世《范仲淹年谱》考证，范仲淹尚在朱氏名下、未复姓之时，二十岁前后曾往关中游历，亲见民间贫病疾苦，由此萌发利泽生民之志。需要说明，宋原始文集与正史中并无对此事的直接记载，该事迹为后世年谱综合其早年行迹推考而来。这一游历经历，依托朱文翰宦游带来的身份与物质条件才得以实现。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从宦游之地出发，亲眼目睹了社会的贫病，从此立下“利泽民生”的志向——这不是书斋里读出来的志向，是走出来的志向。而“先忧后乐”中那个“忧”字的种子，最早就在这里埋下。

二、范仲淹自己的证词

庆历五年的奏疏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上了一道奏疏，请求将自己的功臣勋阶回赠给已故继父朱文翰。这道奏疏载于《全宋文》卷六八，是理解范仲淹与朱家关系最直接的原始文献：

“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安处？”

这段话需要逐句细读。“依之以立”——依靠他才得以立身。范仲淹把“立身”之功归于朱文翰，而非范氏血脉。“既加养育，复勤训导”——养育身体之外，还勤于训导人格。“此而或忘，己将安处”——如果忘了这些，我还有什么资格立于天地之间？这不是泛泛的感恩之辞，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约束。

这道奏疏写于范仲淹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他以参知政事之尊，公开承认“依朱氏以立”。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据《长山县朱氏宗谱》记载，朱文翰“赠太常博士，岁别为享祭”，范仲淹每年单独为继父设祭。朱氏子弟以荫得补官者三人。范仲淹又在孝妇河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赡朱族。康熙《长山县志》记载：“范仲淹用事最为亲切，性至孝，仍念朱氏顾育恩。”“最为亲切”四字，描述的是一种长期保持的、温厚的恩义关系。

尺牍中的“义同一家”

范仲淹与朱氏兄弟子侄的通信，收录于《范文正公尺牍》卷上，题为“与朱氏书”，共存十通。其中第二通载于《全宋文》卷三八三，内有“某与朱氏，义同一家”之语。

此信写于范仲淹中年，彼时朱氏子弟多居于宁陵，生计困顿，族内亦有分歧，部分族人认为范仲淹既已复姓归宗，不必持续接济朱氏亲族。范仲淹写下这封尺牍，意在消解族人之间的隔阂，申明彼此道义联结。“某与朱氏，义同一家”，并非寻常客套的感恩之语，而是在家族争议背景下，对朱范道义关系的正式定调。朱家兄弟在宁陵者甚多，范仲淹“以其田赡之”，“故与朱氏书每言及焉”。这些尺牍的存在本身，就是朱范恩义关系持续数十年不断的最好证据。

三、从朱教到范风：情感动力与制度资源

范仲淹晚年做了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事：在苏州吴县捐田千余亩，设立范氏义庄，手定义庄规矩，以地租收入为同宗族成员提供口粮、衣料、婚丧、科举等资助。

义庄规矩原文为：“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如支糙米，即临时加折……逐月实支，每口白米三斗”，另有“男女五岁以上入数”之规定。此规矩出自《范文正公集》附录所收《建立义庄规矩》一卷，皇祐二年（1050年）十月范仲淹手定，后经范纯仁兄弟续增。这是一套以“养”为底、以“教”为翼的制度设计：口粮、冬衣保障基本生计，嫁娶丧葬给予资助，科举赴任补助路费。

范仲淹在朱家体验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被养”与“被教”的双重恩义。朱文翰赡养了他的身体，训导了他的人格。然而，将义庄的制度设计直接归因于朱家体验，是一种过度简化。义庄作为一套制度创造，其思想资源至少来自三个层面：

其一，儒家宗法理想。《礼记·大传》有“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之说。范仲淹在《告诸子及弟侄》中写道：“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

这段论证的逻辑核心是“祖宗视之，均是子孙”。值得注意的是，“视之”二字，与朱文翰“视同己出”的养育经验之间，存在一种深层的心理呼应。朱文翰以一个继父的身份，把范仲淹“视同己出”；范仲淹以一个宗族领袖的身份，把吴中宗族中“于吾固有亲疏”的各房“均是子孙”视之。从被“视同己出”的孩子，到以“均是子孙”之心对待宗族的长者，这中间跨越的，正是范仲淹把朱家给予他的“无差别的养育”体验，转化为一种“无差别的宗族责任”的精神历程。义庄的“逐房计口给米”，不分亲疏、不分贫富，每口一升——这种制度设计中的“均”，与朱文翰对他“视同己出”的“无差别对待”，在精神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宋代宗族重建的时代课题。范氏义庄产生于宋代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之中。五代战乱之后，宗族散落、士人孤寒成为普遍问题，范仲淹与同时期的士大夫共同面对着重建宗族秩序的时代任务。

其三，范仲淹本人的孤寒体验。有研究指出，范仲淹办义庄“因他有幼年孤苦的经历，所以心中有此志愿”。他两岁丧父，随母改嫁，在朱家虽被善待，但终究是一个“外来者”——这种体验让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无所依归”的滋味。

朱家体验在这一多重资源中的位置，是情感动力，而非制度原型。但情感动力并非可有可无的装饰。制度资源的“原材料”——儒家经典、时代议题、行政经验——范仲淹都能从别处获得；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驱动力，来自朱家。朱文翰对他“一对一”的养育与训导，让范仲淹深刻理解了一件事：一个家族中，如果没有人承担“养”与“教”的责任，最脆弱的成员就会坠入赤贫，最聪明的子弟就会被埋没。这种理解，是他在义庄中把“养”与“教”制度化的情感驱动力。制度资源决定了义庄“怎么做”，情感动力决定了义庄“为什么要做”。

四、余论：一个需要分疏的判断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范风源于朱教”。这一判断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分别成立：

在人格养成层面，它成立。范仲淹的奏疏提供了直接证据：“依之以立”“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安处”。尺牍中的“义同一家”进一步确认了朱范关系的长期性与道义性。一个两岁丧父的孩子，在朱文翰这位进士继父的养育与训导下成长了近二十年。他的学识根基、他的刚直性格的示范来源、他对“恩义”的深刻体认，以及二十岁关中游历时“立志利泽民生”的志向萌芽，都在这段时间奠定。没有朱文翰，就没有二十六岁中进士的朱说，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在制度创造层面，它需要限定。范氏义庄的设计，是范仲淹在儒家宗法理想、宋代宗族重建思潮、以及个人孤寒体验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制度创造。朱家体验是其中重要的情感动力，但并非唯一的制度资源。义庄规矩的版本出自《范文正公集》附录，其思想资源可追溯至《礼记·大传》的“收族”理念与宋代宗族重建的时代课题。

同时也应当看到，朱范之间并非全然毫无隔阂。史料记载，范仲淹青年时曾因朱氏子弟挥霍一事有言：“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可见少年时期，他与朱家兄弟也曾有日常摩擦与观念冲突。但这类家庭内部的矛盾，并不否定朱文翰本人二十年养育训导的事实，也不改变范仲淹终身感念继父、持续接济朱氏族人的价值取向。正视这一层，方能避免单向度美化，还原真实立体的朱范关系，规避选择性取用史料的弊病。

这一分疏并不削弱“范风源于朱教”的命题，反而使它更精确、更经得起检验。一个承认自己“依朱氏以立”“与朱氏义同一家”的人，比一个被塑造成“天生圣贤”的人，更值得敬仰。朱文翰给了范仲淹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范仲淹在站立起来之后，把朱文翰对他做过的事——养其身体，教其成人——放大为一种惠及整个宗族的制度实践。朱家给了他一个人成长的条件，他还给了范氏一个家族延续的机制。这是恩义的转化，不是简单的继承。

结语

范仲淹在庆历五年的奏疏中自问：“此而或忘，己将安处？”

他没有忘。他用一生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义田赡朱族，义庄惠范氏，清白传家，忧乐天下。今天我们谈论范仲淹的家风，不必为尊者讳，不必刻意淡化他在朱家的成长经历。正视朱教对范风的奠基作用，不是要否定苏州范氏的血脉认同，也不是要把范仲淹的全部成就归功于朱家。它只是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伟大人物的人格底色，往往是在他尚未自觉的早年岁月中，由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养育与训导所奠定的。朱文翰以近二十年的养育与训导，为范仲淹的人格奠定了根基；范仲淹则以一生的为政实践与制度创造，回应这份恩义，并将“养与教”的宗族责任，转化为可传承的制度范式，其影响超越朱、范二氏，垂范后世。